1月份正是北京一年中最冷的季节，与史登科的采访被安排在北京香港马会进行。值得纪念的是，史登科表示，如果不出意外，这或许将是他在宝马中国任上与国内媒体的最后一次会面。
　　半个月前，史登科离职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在汽车界引起强烈反响。凭借其在跨国高管中罕见的“中国通”面孔，以及在任期内推行颇受好评的本土化战略，史登科在国内汽车界留下了深刻的个人印记。
　　中国汽车合资近30年，开疆拓土的外籍经理人并不少见，但像史登科这样，上通晓中国政经形势、下洞悉百姓消费心理，同时又留下足够自傲业绩的跨国高管，确实不多见。
　　史登科之不同寻常，不止在于他那一口以假乱真的京味儿普通话，还在于他已经融汇于观察、交流以及决策的“中国式思维”。从2004年至2012年的8年时间里，他将一款硬邦邦的驾驶机器升华为推而广之的BMW之“悦”，将物理内涵上升为紧扣时代的精神家园，很大程度上提升了BMW精英座驾的属性。
　　对当下不少口口声声扎根中国的跨国汽车企业来说，“读懂中国”或许才是本土化的最高境界。

本土无缝对接

　　“8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现在没有人在这个行业是做了这么长时间，我在公司内部也开玩笑讲，在中国我是整个公司里惟一一个8年都没有换过岗位的人。”再见老朋友，史登科一上来就幽默地说。
　　对于外界关于他离职的评论，老史早有耳闻，他微笑道：“总有一天是要离开的，不管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总会有那么一天得离开。”但不管什么时候做出这个选择，有一点他坚持的，那就是“个人不应该置于整个公司之上，公司永远高于个人”。
　　史登科多次强调，是市场以及团队工作，而不是任何个人成就了宝马在华过去的成绩。“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最终决定性的力量是市场。我们只是抓住了机会，而且在能够得到的条件下做到了最好。假设没有这样的机会，无论我们如何的努力，可能也没有办法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如果总结宝马中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他不假思索地说：“首先是有一个强大的品牌；其次，宝马有强大的产品，在车型设计、安全性能和创新等各方面都处于领先位置；第三个成功因素是本土化。”史登科强调，“本土化”是跨国车企与与本地市场建立无缝连接的必要纽带。

8年收获尊重

　　有评论认为，史登科用8年时间缔造了宝马汽车历史上的一个速度奇迹，也有人认为，史登科的作用在于，重新诠释并构建了基于本地化的宝马品牌内涵与价值体系。这都没有错，而在有一位跟随在史登科左右十余年的中方高级经理认为，宝马过去8年最大的收获是尊重。“很大程度上，史博士用他本人的谦虚和风度，教会了我们对市场的尊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让业界至今记忆犹新的是，8年前在史登科上任不久，即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2005年1月，史登科果敢地动了第一刀：大幅降价。在国产3系和5系大幅降价后，随后的一年多里，宝马中国局面大为改观。当年中国内地成为宝马集团在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增幅达52.4%。
　　更艰难的决定是，在2006年，史登科做了一件更富于争议的决策——将国产宝马5系加长140毫米。当然，这样的争议在今日看来已经显得多余，如今加长后的宝马5系已成为宝马在中国市场上最热销的车型。
　　 回忆起8年来推动他做出一个个艰难决定的动因，史登科毫不迟疑地说，那正是基于对本地化的尊重。

更享世界精彩

　　如何展望5年甚至更远的时间，史登科认为，总体上市场趋势取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如果各个方面都发展顺利，不出现大的波折，我们应该能看到中国豪华车市场份额能够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现在的水平。现在豪华车占整个汽车市场10%左右，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来说非常高，简直不可想像。美国现在豪华车市场份额在13%、14%左右，中国达到这个水平完[FS:PAGE]全有可能。”
　　倘若要实现持续稳定增长，单纯的市场因素已经不足够。基于对中国的了解，史登科谈了更多。
　　他表示，有很多理由相信，中国成为下一个超级经济体，需要解决最棘手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方式需要更加的平衡，他相信，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经济平衡稳定增长，那么应该能够看到高端品牌的比例就会更高。
　　一定程度上，种种奇妙的不确定性组合在一起，让史登科从1980年代开始就对这个国家着迷，并深深地融入在这里。史登科告诉记者，每天早晨他醒来，都要在床上定一定神，不知道会有什么无法预知的事情发生。“中国的变数太多”。
　　如今，在经历了8年的不确定、功成名就即将离开事业巅峰的时候，谈及离开宝马后的打算，史登科同样以“不确定”作答。他说：“现在世界这么大，这么的精采，肯定能找到有意思的事情让自己去做。”
　　至于可以确定的一点，那连猜都不用猜就能想到——“未来我将会有相当多的时间会待在中国，这点是我相当肯定。”对像史登科这样的骨灰级“中国通”来说，这样的安排再合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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