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跨国车企不同，雷诺是个有点另类的车企。它算是大鱼里面身材苗条的，260万的全球年销量（2013年数据）又绝对称不上小鱼。雷诺与日产实现了汽车业界少有的业界联盟——通过交叉持股搭建了双头企业，而非以强力一方为主导的收购模式。
雷诺的股权结构从最早的私企变成“国企”，再到国有股权稀释的“政府参股”上市公司。雷诺走过了横跨三个世纪、116年的坎坷历程。这些变化恐怕只是“皮相”，雷诺精于小型车设计和生产，在新技术领域（电动车）保持领先的特点，从它被创立的那天就已经具备。这是它的创始人路易斯·雷诺（LouisRenault）所赋予的。
然而，以创始人姓氏命名的这家公司，并不以路易斯为傲，二战后的所有掌管该公司的董事长和总裁们，都小心地与这个姓氏拉开距离。有人认为路易斯实在是不走运的企业家，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汽车工程师，他多舛的命运，引发越来越多的同情。
当然，有些人（也包括法国政府官方）坚称他咎由自取。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路易斯·雷诺在监狱中度过（很可能经常处于被虐待和拷打中）。而他的命运完全交给了夏尔·戴高乐将军。这位“自由法国”的领袖、法兰西民族委员会主席，没有对路易斯表现出任何宽宥和仁慈，后者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但他们的人生道路发生交叉，还要上溯到19世纪末。
另一条道路
夏尔·戴高乐则视军人身份为使命和宿命。父亲向其灌输王权、宗教、军队和法兰西尊严的“正统思想”，戴高乐则接受了后两者。这是他走向了与路易斯·雷诺不同方向的开端。此时，他们的道路并未产生交集。但命运在冥冥中等待他们奇异的“相会”。
一战结束时，戴高乐只是29岁青年，从圣西尔军校毕业7年，就拥有了一个和平时期军人几十年都无法拥有的经历：他作为中尉在比利时与德国军队作战立功并负伤；在著名的凡尔登会战中身处第一线负伤被俘；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涯；战后获释后，他担任母校的教官。他与贝当元帅在一战前相识，后者赏识并屡次提拔戴高乐，认为他是年轻军官中无与伦比者。
雷诺则忙于做生意。一战中，雷诺公司变成了战时兵工厂，除了生产大量军车以外，炮弹、坦克、飞机都打上了雷诺标示。国防部的订单远比巴黎出租车公司的订单要利润丰厚，一战的法国军需使雷诺成为法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在与雪铁龙的竞争中占得优势。
贝当元帅接管凡尔登防务任务，组织了9000人的运输队，向前线运送兵员和补给。但运输车辆在德军的炮火下损失惨重，巴黎出租车公司组织了6000辆出租车充当运兵车，立下大功。雷诺成为爱国象征，但这只是路易斯的额外收获。他注重的是公司的生意，而非法国的命运。此时，他也不会想到，远在因戈尔塔特战俘营的年轻军官，将决定他30年后的生死。
回头看上去，雷诺涉足军工生产，成就了它在法国工业体系的地位。但谁也没有想到，如果法国战败，工厂落入敌人的手里（不幸的是，这个敌人是一战的老对手），那么路易斯将如何选择？
留守的代价
他会选择戴高乐所走的路吗？流亡和寄人篱下，再度从一无所有的起点出发？号召所有敢于抵抗的法国人投入到新建立的事业中？63岁的路易斯选择了留守巴黎，雷诺在法国北部和巴黎大区的几家工厂仍然开工，但他们只能为德国人服务了。
在战前的1938年，雷诺访问德国，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德军第18军团刚刚占领巴黎，路易斯·雷诺和雷诺公司就被编入到纳粹德国的军需供应链之中。
雷诺转而为德国战争机器服务。路易斯在回复友人信中，拒绝承认自己在发战争财，他反诘批评道，难道公司的存在是为了亏损？他认为自己的绥靖策略保住了工厂数以千计工人的性命。
但戴高乐在伦敦指出，“一切仍有武器在手的法国人，继续抗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放下武器或同意把属于法国的任何利益交给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
他已经无暇顾及雷诺的“资敌行为”，因为提拔他的雷诺总理（与路易斯同姓）已经辞职，法国政府已经投降，贝当元帅加入了傀儡政府。但路易斯的行为已经被戴高乐纳入到“对祖国犯罪'的范畴。
他号召一切愿意抵抗的士兵和工程师、工人站在他的旗下，为“自由法国”做出贡献。当时的雷诺公司和雷诺本人则都处于德国人的卵翼之下。在德国纳粹占领法国4年多的时间中，雷诺汽车为其制造了3.42万辆汽车，并生产了坦克配件，为德国坦克提供大量的维修服务。
戴高乐注意到了雷诺的行为，当他被丘吉尔承认为法国抵抗力量代表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点名了雷诺，“雷诺公司的产品和优秀工程师流入敌人手里，雷诺没有为法国的自由做点什么。”
这番话貌似轻描淡写，但熟悉戴高乐的人都知道，破口大骂绝对不符合这位准将的风格。如果认真审视一下谈话的语境，就会明白。
他先谈到法国抵抗力量因处决德国士兵而遭到德军的血腥报复（数百人丧生，数千人被抓），痛惜之情溢于言表；紧接着谈到雷诺的“通敌行为”，作为鲜明的对比。平淡措辞后面隐约可闻风雷之声，实际上，可以认为他已经怒不可遏。
视法兰西的利益和尊严高于一切的戴高乐，在战俘营的32个月中试图越狱3次均被抓回，被施以严厉惩戒而不示弱。这样一个以“不屈”和“爱国”为标签的领导人，对于雷诺的“法奸”行为切齿痛恨也就毫不奇怪了。后者做的事，与他奋斗的目标截然相反，彼此为敌。
命运审判
1944年8月，戴高乐以法国临时政府首脑、法军总司令的身份重返解放的巴黎。在缅怀烈士、安抚人民之后，他做的重要一件事，就是清算与纳粹德国合作的人。戴高乐领导的“精悍”左派政府对“法奸”进行了近乎疯狂的清洗和清算，有10万人被“审判”和残酷惩罚。
史料记载，阿列日省小城帕米耶，由客栈老板和鞋匠、邮局职员组成的“人民法庭”，一个上午就匆匆处决了42人，这些人死前饱受折磨。残缺不全的档案照样透露出解放后的血雨腥风。
戴高乐当然不会对这些行为授权，但他对法奸整肃的严厉态度，相当于为这些行为提供了准则。 这种情况下，路易斯·雷诺虽然影响力不敌贝当（后者是“头号法奸”），但也是众矢之的，他迅速被逮捕入狱，面临一系列审讯。但他在监狱里只坚持了1个多月，就被宣布为因尿毒症死亡。
戴高乐亲自签署文件，将雷诺公司的所有资产没收，收归国有。而雷诺家族拥有的95%股份也被清零，他们只得到羞辱和雷诺本人的死讯。
11年后，路易斯的遗孀提供了他被虐待致死的证据。路易斯的后代称，雷诺公司当年确实为德国军队制造了数千辆卡车，帮助德军修复坦克，但他们是被迫的。巴黎大学历史学教授安妮·拉克鲁瓦·利兹则表示，雷诺是主动为德军服务的。普通法国民众只是冷漠的表示“事情或许是真的”。法国官方也没有改变说法。雷诺家族要求法院认定“政府将雷诺家族的资产国有化非法”不成立。 尽管法院“独立”审判，但只要戴高乐仍然享有崇高威望，为雷诺翻案的企图就不会奏效。
戴高乐和雷诺从未谋面，只是在别人那里听说过对方。在1944年10月，却完成了两人生命中唯一一次重要的交汇：前者不用稍加考虑就决定了后者的死亡。
按照当时的舆论，雷诺在审讯之前死掉，已经算是赚大了。这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戴本人的态度？不得而知，但在“除恶务尽”的大帽子底下，覆巢之下无完卵。雷诺不但失去生命，还要永远被钉在“背叛祖国”的耻辱柱上。这就是戴高乐的态度。
客观地说，雷诺的做法，为他选择了不归路。在和平时期，为了家族、为了公司利益，不算有错。但在战争与和平、大是大非面前，站错队的代价是高昂的。戴高乐把握了这点，而且坚韧不拔地做到了，被赋予“法兰西的监护人和保卫者”这一无上荣誉，而雷诺则被打入了历史深渊。与其说性格即命运，毋宁说选择即命运。
【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