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记者 李 秋
出宜昌，向西北穿越武当山，就到了闻名全国的车城十堰。十堰市因车而建，因车而兴。这里，是原东风公司党委常务副书记高明祥奋斗站的地方，他的梦在这里开启，也在这里腾飞。
高老，今年72岁，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
1965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后分配到一汽检查处。4年后，他为了爱情到十堰。在二汽历任刃量具厂科长、副厂长和党委书记等职。
在那个“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的年代，高老，也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追求，对技术，他有着求而不得的执着和热爱，没能实现他心中理想，是他至今的遗憾。但，他心中无悔。
“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领导从大局出发，需要你做什么事，你必须要服从，这是你该担当的责任。这么多年下来，我不也干得很好吗？”（笑）高老对《汽车人》说，“回看我的这些历史，虽然我在汽车行业算是小字辈，但我还是为东风公司做了些事情。特别是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我自己感觉很欣慰。”
如今，东风集团领导层的中流砥柱，朱福寿、刘卫东、黄刚、周强等人，视高老为他们的伯乐。看着他们的成长，高老心里残存的一丝遗憾，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刻，他笑得十分畅快。
笑罢，高老喝了口茶，待心中的情绪平复后，他右手拿着蒲扇，缓缓扇着，向《汽车人》叙述那些年的往事。
为了爱情，扎根十堰
1941年，我出生在河北沧州。大约一岁时跟随父母到天津，等于说是在天津长大。
1965年，我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量仪专业毕业。那时也不太懂，但感觉精密仪器应该不错，听起来很高深，所以选了这个专业。我入学时，学校没有正规教科书，用的是苏联教材，多数是教师自编的讲义，比较简单。
大学第5年是毕业设计，这跟我后来被分到一汽很有渊源。毕业设计是在哈尔滨刃量具厂，设计题目是“杠杆千分表”。当时我国精密仪器较落后，哈尔滨刃量具厂有从瑞士PIZZA引进的杠杆千分表。
大学毕业分配，要自己填志愿，我填了一汽。（因为）长春是一个令我向往的城市，同时我还填了北京。最终，我被分配到一汽。
1965年8月我到一汽报到。因为我学的是精密仪器，对汽车生产、管理、流程和设备等都不了解。我被分到一汽检查处下属的中心度量室，当时检查处技术科科长是韩玉麟（原一汽副厂长），度量室主任是他的夫人骆素章，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在一汽，第一年实习，到发动机、底盘、工具、越野车等岗位轮班实习。一年下来，对汽车厂有了全面了解，知道发动机怎么回事，底盘上有哪些零部件等。同时对生产流程、汽车工艺和生产设备等也有所了解。所以，毕业后实习相当重要。我在一汽干了四年。实习完后，就当技术员。
1969年我调往二汽。
为什么要来二汽？老实说，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夫人在白求恩大学学医，1966年毕业，正好“文革”开始，这下全乱套了。
1968年，要求她们全都下乡，她被分到吉林双辽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正好二汽来要人，我到二汽能把她带过去。原计量室主任和高级技工也被分到二汽。我去找他们，主动要求调往二汽。
当年邵奇惠（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带苗圩到二汽上任时，他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从东北过来；他又问我夫人从哪里来，我说也是长春。他开玩笑说，你小子最大的收获就是到东北追了个老婆。（笑）
1969年10月1日，我到十堰。先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从武汉坐车到老河口，然后从老河口坐汽车进山。接她时，先到丹江口，那里有个码头，然后坐船到郧县邓湾码头，再进山。这一路走过来，我的心慢慢凉了。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从来没看过山，天津没山，东北也没山，到十堰后首次看到山。本来觉得山上应该有茂密的树林，结果光秃秃一片。山坡上有土地，老乡种了些地瓜，地瓜秧不长，也没多少地瓜，看起来很萧条。
我问过当地的老乡，他们说1958年前，老白公路两侧还有很多树，后来因为大炼钢铁全给砍了。
当年我们称十堰没有金木水火土。所谓金木水火土，金是矿产。木头全被伐光。水也没有，建设二汽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喝什么？只能喝沟里的水，起初水还没受污染，河里能看到很多小螃蟹，后来水就发臭了。土也没有，山上全是风化石，连建材需要用的沙石都找不到。
可以说，条件相当艰苦。电从哪里来？丹江口发电，刚拉过来，建厂初期叫铁塔上山。路就更没有了。选择二汽厂址，主要是因为襄渝铁路。因为厂址要靠近铁路，物资要运进来，成品要运出去，就靠进川这条铁路。
我到十堰时，铁路还没通。只有这条宽不足6米的老白公路，从老河口一直到陕西白河。
没有电，只有马灯。你们听说的“一盏马灯”，就是讲当时的情况。也没地方住，我们就住在老乡家的牛棚里，还搭了些简易的活动房子。尽管如此，大家都没觉得能苦到哪里去。
毫无准备，进入宣传部
到二汽时，二汽还不足3000人。二汽虽然由一汽包建，但很多包建人员都还没进山。我先在刃量具厂当技术员、车间主任。
没多久，军代表进驻二汽，我被抽调出来搞专案，跟军代表结合。我在刃量具厂供应科当支部书记，干得还挺卖力。但干着干着，心里总有些不甘心。我想，我这个大学毕业生不能荒废，还是想搞技术。
正好这时有个机会，清华大学要招收研究生。我就去报考。这时已是1980年，我已毕业15年。要考试怎么办？高等数学这些得重新捡起来。这下难度就大了。我是支部书记，又不能耽误工作，还要学习准备考试。
还好老伴很支持。我每天下班后，家里事基本不管，专门复习。我老丈人是留日的数学教授，他给我出了很多练习题。基本上每天晚上要做到12点以后，最后一看，习题都做了厚厚一沓。
考试在湖北省机械厅举行。考试很严格，现场监考老师比考生还多。不管如何，我最终考上了，具体多少分已记不清楚。我考的是清华大学经管系，也就是现在的经济管理学院。
1980年我到清华大学念书，其实这就是后来热门的MBA工商管理硕士。脱产学了两年，设有23门课程。好在我学过精密仪器专业，此专业对数学要求较高，我在数学方面占有优势，包括数论、线性代数和控制论等学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
后来我在东风公司能做到高层，估计跟这段学历很有关系。其实东风公司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管也不少，如陈清泰、马跃、宋延光、李绍烛、沈宁吾和顾林生等。
学完后回到二汽，这时二汽厂长是黄正夏。组织上任命我为刃量具厂副厂长，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所以我也兼着党委副书记。我开始搞行政，管生产、设备和技术等。其实我到清华大学念书的目的，就是不想搞政工。但领导说，你先做两年再说。既然领导发话了，我也没招，只好干着。
两年后，大概1984年、1985年的样子，我被调到技术改造中心。在黄正夏领导下，二汽要建三大中心：一是技术中心，负责产品和技术；二是教育中心；三是技术改造中心，负责设备，也就是现在的东风装备公司。我从后方厂出来，就让我负责汽车装备。
建设二汽时，设置了近20个前方厂和6个后方厂。其中6个后方厂分别为：20通用铸锻厂；21设备修造厂；22设备制造厂；23刃量具厂；24动力厂；25冲模厂。而技术改造中心主要就集中管理这6个专业厂。
管的时间很短，可能不到半年。实际上我还做了一番调研和规划，但还没来得及实施，组织上就要调我到总厂宣传部。宣传部长是公司常委，原来的负责人罗俊番到了退休年龄，需要有人接替。
说实话，我学的是理工科，不会写文章，对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太感兴趣，因此还是想搞技术，做本行。这种情况下，我去找时任二汽厂长的陈清泰，把自己的想法和理由讲给他听。他回复说，公司党委已经讨论通过。
这时也有人说我，老高，你这叫“狗坐轿车，不识抬举”。因为宣传部长属于公司常委，等于进入公司领导层。
但职位再高我也不愿去。我东找西找，又跑到时任二汽党委书记的马跃家。我说，马书记，我到清华大学念书，目的就是不搞政工，但到了宣传部就是纯政工。我还说，我在技术装备中心干得挺顺手，基本上把后方厂都走了一遍，还写了调研报告，陈清泰厂长说，他还从没见过对后方厂这么详细的调研报告。
你猜马跃怎么讲。他说，老高，你看我也是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也当书记了吗？咱俩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只蚂蚱。
这样我到了宣传部，两年后被提为东风公司副书记。
他当“司令”，我当“政委”
宣传部主管报社、工会、团委和党校。我有个基本思路，宣传工作必须围绕企业中心工作开展，或者应该更超前些，让大家打开思绪。
当年我组织研讨会，把东风公司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以及我们的解决之道，让大家敞开心扉谈。当时东风公司已跌入低谷。困难到什么程度？职工3个月没有发工资，两年没有发奖金。对此，朱镕基批评得很厉害。苗圩上任压力很大，可以说他是受命于危难之时。
苗圩上任前，二汽的老领导李子政，他是老革命，也是二汽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他说，老高，把苗圩调过来当书记，你要正确对待，这是组织的安排。
我说，李书记，你放心。不管谁来，我都会配合好。你们可以考察我。
因此，苗圩过来后，我积极配合他。这次研讨会影响很大，对苗圩顺利开展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后来有人评论，这是东风公司的一次“遵义会议”。同时，我也想得更清楚，其实党委工作可以发挥作用，前提是要把思想打开，不要太禁锢。
苗圩担任东风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后，在他的提议下，公司组织机构里又设置了两个常务：我任常务党委副书记，负责党建工作；顾林生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
那时东风公司要跟日产谈合作。我跟苗圩说，苗总，你大胆工作，家里的事，你尽可放心。
应该说，苗圩能有如此业绩，跟二汽管理层的支持很有关系，这样他可以放手去做。当然也有国家的支持。1999年东风公司最困难时，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带队到东风公司考察，他极其罕见地在东风公司停留5天。随行的还有吴邦国、曾庆红、曾培炎、华建敏、盛华仁、项怀诚、戴相龙、王沪宁等14位领导。
这次江泽民同志为东风公司解决了4个问题。一是采购2万辆军车，价值约20亿元，这对东风公司解困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是A股上市发行；三是债转股；四是京安云豹项目。同时，今后公安系统所需该款装备用车的供给统一由东风公司提供，每年可达数千辆。
后来东风公司跟日产汽车合作，也跟这次访问有关。到十堰调研时吴邦国就说，10万人窝在山沟里，发不出工资，没饭吃，怎么办？必须想办法解决。正好我们提出要跟日产汽车合资。如果没有吴邦国点头，这个合资项目肯定搞不成。
200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接见苗圩和戈恩。他对戈恩说，你是减亏大王，世界出名，两年内将日产汽车扭亏为盈。东风日产合作，可以创新，可以用合作的契机来改造、发展东风，你把在日产的经验移植到东风来，我们支持你。
东风公司与日产汽车最终50对50股比组建“东风有限”合资公司，这在业界也是一大突破。过去股比必须是51对49，必须是国有控股。后来东风股份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也没有50对50股比的先例，最终也获得通过。
东风公司旗下神龙汽车合作也是开先例。中国汽车工业真正能有大发展，我认为核心是改革开放，大量引进外资。中国汽车工业60周年，前30年是以饶斌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人打下基础，后30年之所以突飞猛进，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当然这也有不同观点。但如果没有开放，没有引进，你钱从哪里来？
当年东风公司为什么要跟雪铁龙合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是对方能给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大家知道，汽车产业是资金密集型企业，我们又没钱，而法国政府同意提供商业贷款，非常优惠。二是对方能提供一个未来车型。
我们从1988年开始谈合作，引进的产品是雪铁龙公司1991年准备投放市场的新产品。这跟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都不同，它们是德国1970年代产品，是淘汰车型。在产品上，我们就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
此后，通过合资，我们把东风日产、东风本田、神龙汽车的技术力量都移植到东风风神上。而合资公司培养的人才，包括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都调往自主品牌，使东风风神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现在东风公司研发中心旗下分为8个板块。自主品牌要做强，还得从研发上着力。
一边减人，一边提干
东风公司搞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比一汽早。1997年我管干部后，邵奇惠带着苗圩来上任。他说，东风公司的处级干部可以装备一个团了。当时我们处级干部有1200多人，怎么办？人员必须减，机构必须压缩。但怎么操作，怎么平衡过渡，却是个大问题。
改制任务压到我头上。以前别人管干部大都是提拔，提拔他当然高兴，但我管干部基本都是压，这就很难。你说压着谁愿意？肯定不高兴。直到现在，见了我的面虎着脸的人还大有人在。
但我们处理得相对平稳，最后将1200多名处级干部压缩到800多人。这期间，东风公司组织部提出要“同职同薪”。我说，这不行，你已经让他降职，再让他经济受损，他不是意见更大吗？这样吧，你少降一些。比如原来是1，现在变成0.8，稍微平和些。
执行下来后，退下来的大多数干部都能接受，不像有些企业那样炸开了锅。
一方面压编减员，另一方面提拔年轻干部。退休前，我重点只抓一件事：培养后备干部，而干部调配则由公司组织部来管。为此，我在东风公司推出一项政策：哪个单位不建后备干部队伍，评先选优就没他们什么事。这样，东风公司从上到下后备干部队伍都建起来了。
我举几个例子。
刘卫东，1966年的，他是当时最年轻的东风公司干部之一。
1998年调任东风公司跟西门子合资的西门子汽车电机(上海)公司副董事长。
他过去时，西门子因为找不到市场——上海当地保护很厉害，外面零部件打不进去，西门子想退出。刘卫东便花1美元购买西门子25%股份。后来西门子经营业绩上升，又想把股份回收过去，但刘卫东说，我得考虑考虑。
1999年，刘卫东被调回东风公司任载重车公司协作配套部部长。这时东风公司已相当困难，有一年利润仅为2000万元。这么大企业，这点利润显然是做账做出来的。
刘卫东上任后，年轻气盛，把过去那些盘根错节的老关系一律砍掉，按照比质比价方式进行采购选优，一年下来节约成本2亿多元。
我们看他做得不错，正好这时神龙公司总经理张世端要退休，经公司研究，由刘卫东接任。现在他已是东风公司副总经理。
第二个例子，朱福寿，他原是二汽车轮厂副总工程师，干部考核时，他的优胜率比厂长和书记都要高。于是，我们就让他小步快跑。他当厂长后，能力很快就显露出来。调任东风股份总经理后，他也表现得不错。
后来东风公司在全球招聘总经理，中央巡视组来征求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意见。他们在武汉找我谈话.我推荐了朱福寿。应该说他表现得很不错。毕竟他有基础，有这些经历。
第三个例子，周强。可以说，我是看着周强长大的。
当年我管团委，他是东风公司团委书记。他的成长很有意思，以前买东风车很困难，需要批指标，东风公司做销售基本都是坐商，即使这样，也能赚1万元～2万元。转变为市场经济后，这些销售人员很不适应，以前当老爷习惯了，现在让他们当孙子，他们当然不愿意。
因此，大家对销售部看法很多，车子越积越多，卖不出去。东风公司决定改变销售部人员结构，就在全公司招聘。1997年销售部改选，周强全票当选，任东风公司销售部党委书记。
这很不容易，毕竟销售部人员太复杂，但不管是老员工，还是新员工，还是经销商，对他都很认可。
第四个例子。黄刚，东风商用车总经理，清华大学毕业。当年毕业时，他取得了保留研究生学籍的资格。分到东风公司后，他一直在专业厂搞技术。
5年后，他已是东风公司生产科副科长，这时他选择回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学完一年研究生学位课后，他又回到东风公司工作。毕业时，他选择了“EQ491i电控汽油喷射发动机进气管系的设计与开发”设计论文。
他一边工作，一边完成论文课题，最终以当年清华大学毕业答辩最高分拿到硕士学位。
黄刚工作起来很有思路。我们也让他小步快跑，提升他为东风公司发动机厂厂长，后来到东风商用车公司当老总。现在东风商用车跟沃尔沃合资后，你看他也驾轻就熟。
回看我的这些历史，虽然我在汽车行业算是小字辈，应该说在工作期间，我还是为东风公司做了些事情。特别是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我自己感觉很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