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五一”假期，54岁的竺延风以及58岁的徐平过得都不怎么安稳，尽管他们在各自的人生经历中见惯了风起云涌，但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事件：5月6日，现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一汽集团前任总经理竺延风接替徐平出任东风汽车董事长；5月7日，东风汽车公司董事长徐平则前往长春，任一汽集团董事长。
4月30日，《汽车人》就已经得到这一高管变动的讯息，据传，29日，竺延风、徐平二人分别到中组部谈话，随后，这一罕见的人事调动事件正式拉开大幕。
如果消息确切，从4月29日这天乃至更早的时间开始，竺延风和徐平经历了怎样的内心风暴，我们不得而知。
从官方的消息来看，4月26日下午，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省长蒋超良、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在长春接见赴京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的吉林省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竺延风参加接见。
而徐平除了参加东风汽车上海车展系列活动之外，最近一次公开亮相是5月4日举行的“东风汽车公司2015年党委青年工作会暨五四表彰大会”。徐平在会上表示，实践证明，东风青年不愧是公司改革发展中堪当重任、值得信赖的重要力量，东风共青团不愧是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后备军。他更是深情寄语：“希望广大青年在马灯精神的感召下，自强不息，创新进取，奋勇拼搏，全身心地投入到公司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为推动东风梦的实现贡献青春的智慧和力量。”
这是可以查证的二人最后以吉林省委副书记和东风汽车董事长身份的公开亮相。
现在，迎接竺延风和徐平的，是熟悉的行业，但又是陌生而全新的开始。
打破常规的任命
就在4月30日获知这一人事变动消息时，《汽车人》颇觉意外：这并不是一个央企董事长调动的正常路径和流程。
一直以来，我国的国企负责人培养和任命有着一定之规，一般情况下，在董事长卸任之后由总经理接任。可以参照的汽车业案例很多：2009年，长安汽车董事长尹家绪卸任后，由时任长安汽车总裁徐留平接任；2012年，江淮汽车董事长左延安卸任，由时任副董事长、总裁安进接任；2014年，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卸任，由时任总裁陈虹接任。
虽然国企一把手也不乏从外部乃至行业之外调任的例子，但从近年来看，内部培养选拔有着专业背景的高管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律。
从企业经营管理角度来看，这样的培养选拔出来的干部更加了解企业，也有助于企业稳定发展。更重要的是，国企以及央企负责人与职业经理人不同，他们需要具备多重素质，担负国企“政治、社会、经济”三大责任，如若没有体系化的培养很难胜任。
2011年，东风汽车按照国资委要求总经理一职从全球公开招聘，国际国内报名参加考试者人数众多，而最终胜出的是来自东风内部的朱福寿，这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
而竺延风和徐平此次调动并没有遵循这一“规律”。竺延风，在调任吉林省政府任职之前的24年职业生涯是在一汽度过的，其中9年时间掌舵一汽集团；徐平，从1982年参加工作至今在东风工作33年，到今年6月份他本可达成掌舵东风10周年，然而突如其来的任命还是让他的东风生涯留下了小小的遗憾。
打破常规的还有，从消息传出到正式公布上任，在短短一周多的时间之中，二人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逆转，虽然这一调动从提上日程到确定实施中组部国资委酝酿了多少时间我们无法考证，但留给竺延风和徐平考虑的时间并不多。
这凸显了此次调动的另一个特点：超常的紧迫性。
紧迫性的直接来源或可认为是一汽董事长徐建一因为反腐落马，从3月15日公布至今，由谁接任一汽集团董事长的职位一直是一个未知数。与此同时，一汽内部的反腐工作还在继续，董事长职务悬而未决对于这样一个大型央企来说并不是好事，更何况现在一汽的市场形势已经愈发严峻。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字，今年一季度销量排名前五位的汽车企业集团分别是：上汽、东风、长安、一汽、北汽，销量分别为：153.2万辆、90.6万辆、80.5万辆、70.5万辆、64.2万辆。
可以发现，一汽的处境是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长安拉大与一汽的销量差距至10万辆，巩固了行业第三的排名，而一汽与北汽之间的距离却在接近。
如果看自主板块排名，一汽会更显尴尬：一季度，它以13.96万辆的销量位列第八，而排在它前面的，除了上汽、长安、东风、北汽之外，还有长城、江淮和吉利。
众所周知，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表现对当地就业、稳定以及经济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容不得任何的闪失。事实上，就在徐建一被查之后，3月22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张毅还专门出席一汽集团公司领导干部会议，就一汽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保持干部职工队伍稳定、确保实现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提出要求。
东风虽然市场表现比较稳健，但反腐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因此，中组部迅速任命两家央企负责人，“稳军心”是首要目标和因素；其次便是“保发展”，而之所以选择竺延风去东风、徐平任职一汽，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考量。
“换防”背后的逻辑
就企业经营的表现来看，一汽的挑战和紧迫性要比东风更大一些，这也并不是意味着竺延风肩上的担子要轻，他在东风的工作同样非常有挑战性。
虽然东风势头不错，但相比一汽，东风在自主乘用车方面积淀并不深厚，此前发布的大自主协同战略，还需要强势整合贯彻。而竺延风恰恰是一个自主情结非常深厚的人，技术出身的他深知自主品牌与跨国车企之间的差距，在一汽工作期间，便曾经提出过关于自主发展的宏伟构想，并说出“自主需要耐住寂寞20年”这一现在看来非常有前瞻性并且极具勇气的话。因此，由他执掌东风，必然会在自主方面着力，推动东风大自主战略的落地实施。
此外，东风与PSA达成的战略合作也在推进之中，如何真正实现战略结盟的目标对于没有这方面经验的国内车企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曾经主导“天一重组”，同时实现与丰田合资的竺延风，无论是对内对外，都显露出了其与众不同的格局观。
作为央企，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并不止于此，这些已知的未知的问题都已经堆在了即将于6日正式上任的竺延风的桌面上，能否真正解决，最终取决于竺延风的智慧。
不过，熟悉竺延风和东风的人士对于他顺利接任非常有信心，因为“竺延风非常适合东风的学习文化”。
而在长春等待着徐平的，除了迥异于湖北武汉的气候之外，还有艰巨的挑战。
截至目前，一汽集团整体上市仍然没有时间表，而整体上市又与国企改革紧密相连。从外界来看，对于一汽这个庞大的央企来说，首要任务便是完成整改，而这也是国资委对央企提出的要求。
“一汽内部体制是比较散乱的，”接近一汽的人士表示，“很多事情责权不明晰，推动起来特别困难。” 到一汽中层层面，则又面临着缺乏现代化管理经验的短板。
要从根本上扭转，整体上市与国企改革可谓是异曲同工。熟悉车企整体上市的证券人士在接受《汽车人》采访时表示：“国企改革和整体上市之间有着非常一致的地方，至少80%-90%是殊途同归。”
这位人士认为，企业上市之后最大的特点便是公开化、透明化，“上市之后，企业的所有表现是要被公众以及所有人审视的，投资者、公众会给你压力，股价反应的就是你的业绩，比如你的EPS今年一块，明年五毛，那是怎么回事？你的表现会通过量化的数据体现出来，你的股价、EPS要上升，就需要想办法找原因，上市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最终能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依然是个问号。”
不过，这一有望能够解决一汽当前诸多问题的途径推进非常缓慢。一位证券从业人士告诉《汽车人》，他早在2007年就参与过一汽整体上市方案的准备工作，并与一汽集团有过接触，“当时以为两年时间就能做完，谁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还没结果。”这位人士感慨道。
据了解，一汽集团整体上市虽然与多家券商沟通过，但没有哪家公司进入到后半程，“推进到一半儿就卡那儿了，我估计大部分都只是完成了30%-50%的工作，没有过半。”
至于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及障碍，这位人士表示很难揣测。一汽内部人士告诉《汽车人》，一汽对于整体上市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一汽并不缺钱”。
对此分析人士也表示认同，“对于很多中国的国企来说，它们根本不缺钱，资金成本也非常低，上市真的不是募集钱的问题，其实是国资委是否通过整体上市推进国企改革的进行。你如果把国企改革作为推进的目标来看，如果不通过整体上市的方式，很难确定一个量化的目标。在当前一汽市场表现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一汽内部也希望扭转现状，因此应该也会认可这样一个目标。”
曾经有媒体报道称，一汽集团之所以整体上市推进缓慢，是因为在审计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随后又遇到反腐风暴，直至董事长徐建一接受调查。但这同时意味着一个改变的契机，体制、理念的变革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一汽存在的诸多问题。
而在这方面，一汽经常被拿来与另一家央企东风作对比，除了同为央企的身份之外，这两家企业的渊源也让它们二者之间有了更多的可比性。对比可以发现，已经完成在H股和A股上市的东风管理架构更加“扁平化”，而了解情况的人士曾经告诉《汽车人》，东风的各个副总对应各个业务板块，各司其职并且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责权分明，这些管理者会站在集团层面统筹资源谋求发展。而一汽虽然也采取了类似的模式，但并没有明晰的权力和责任，很少有集团副总为子公司的表现负责任，压力过多地由子公司承担，遑论得到集团层面资源的统筹支持与配合。
这或许是执掌东风多年、擅长整合的徐平，在这个关键点出任一汽集团董事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为今后一汽集团整改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想像空间。
当然，完成东风和一汽以上的工作或许并不是非竺延风、徐平莫属，让中组部与国资委的天平发生倾斜的还有另外的“砝码”。
“庙堂与江湖”
跳脱出汽车圈的范畴，将此次竺延风和徐平的人事调动放到更高的层面去衡量会发现，这可能是今后央企负责人乃至地方政府官员任命的一个“新常态”。
5月4日，中央宣布现任辽宁省省长李希升任辽宁省委书记，现任湖南省政协主席陈求发转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候任辽宁省省长。
观察人士指出，辽宁省委书记、省长出现近似“双空降”的格局。而此前，在中国官场，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一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会有一位从中央或外地调入，另一位则长期在本地工作，较熟悉本地情况。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希虽从省长升任，但是在去年任省长时才第一次调入辽宁，在辽宁省的工作时间很短，本身是典型的“空降省长”。而陈求发也从来没有在辽宁省工作的经历。
因此，智谷趋势研究中心严九元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高层在人事安排上更加不拘常规。在最近的反腐浪潮中，一些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往往有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而在重塑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多用‘空降干部’担任省级党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非常时期’的必然选择。”
加以联想的话，已经出现严重腐败问题的一汽和东风，在负责人任命上，当然也不能不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如果说，政府官员的任命与国企尚有不同，那么与竺延风、徐平调动消息同时披露的“三桶油”集体换帅更具借鉴意义：据中国三大石油化工能源集团公司网站消息，“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将集体换帅。其中，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到龄退休，接任的分别是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王玉普、中海油原董事长王宜林。此外，中海油总经理杨华升任董事长。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和能源政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林伯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轮“三桶油”高管调整是业内轮换。业内轮换，是考虑到行业的高门槛。
对于汽车行业来说，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一汽集团董事长因反腐落马，急需接任者，汽车行业同样也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简单的外部调派并不适合。
通过以上的总结和推断，已基本可以描画出这些人事调动背后的逻辑，但任命只是一个开始。
对于这些不同行业的国企掌门人来说，还面临一个共同的命题：如何兼顾国企的“三大责任”，同时，能够让国企更具活力和竞争力。
在关于“三桶油”换帅的报道中，《财经》杂志记者李毅有这样的一段评论：中国迄今为止的三代石油人，各有不同的时代烙印与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中国第三代石油人，却未能成功完成中国石油企业由大转强、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历史任务；坠河落马者固是自作自受，安全到岸者也不免心力憔悴。傅成玉离开中海油后，他当年的不少“新政”纷纷被“旧政”取代，比如，聘请的外籍高管大部分离职，中方的经理也重新改叫“处长”。江山代有才人出，第四代石油人能完成既大又强、真正市场化运行的未竟使命吗？还是那句老话，时势造英雄，如果中国国企改革不能整体大步前进，企业家们即使胸怀大志才高八斗，也注定难有大的作为。
回到我们熟悉的汽车行业，即便是市场竞争更加充分，一汽和东风何尝不是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全国清洁汽车行动协调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国家科技部 863 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专项特聘专家王秉刚针对此事发表的评论中提到：“东风和一汽的领导有点当上官员的味道，作为官员去管理，可能是最大的毛病，还是按照上面的意思，四平八稳地把局面维持住，自己却没有想法。”
对于竺延风和徐平来说，怎样弥合摆在他们面前的“庙堂”与“江湖”的距离，或许才是真正的考验。
毕竟，在经营管理好一家央企的目标之上，还有做大做强中国汽车业的国家意志在等待着他们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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