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前些年追捧日本制造一样，现在舆论对日本制造名声扫地颇为热衷。近两年，日本大企业隔三差五爆发的丑闻，为这种言论提供了佐证。当然，如果想持论日本制造仍然是高品质的代名词，一样可以找到无数证据。不可否认的是，丑闻更能吸引眼球，对公众的固有印象来说，是更醒目的刷新。因此，当前看衰日本制造的言论正在占据上风。
日本是GDP近5万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给如此内部复杂的庞然大物下一个简单结论，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就算能分析一下哪个因素占上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还要不要提倡“匠人”精神
这些因素似乎都掺杂一点，又都似是而非。
日本制造业倡导“匠人精神”已历数十年，而中国刚开始倡导。两者有何异同？前者侧重于“匠”（日语中的“匠”基本用作形容词），后者侧重“精神”。
日企无论大小，都相当依赖匠人的熟练和技艺，强调产品细节，提高产品质量，追求尽善尽美……听上去不错，但过于苛求性能与指标的极致，而忽视了市场实际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不能及时调整产品。
他们长期精细打磨自己的制作手艺，课长、系长们也鼓励他们这样做。高管们难道不知道，自家企业产品的性价比优势逐渐丧失？还要不惜成本加剧性价比的流失，同时强调以“匠人”情怀弥补，企图把手头的东西做到“极致”战胜对手，其结果是以更快的速度败下阵来。
两个极端
马自达号称“日本宝马”。它对于转子发动机的追求无人能敌。它是惟一将大规模应用转子发动机的企业。
如果战略上误判，越是精益求精，就错得越离谱。
日企对技术通常有偏执的追求。为了让产品提高1%的性能，不惜投入30%的成本，导致日本制造在价格上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技术过盛导致产品性价比降低，以至于输给技术实力较弱的对手。
也有企业走向另一个极端。高田曾是标杆式的一级供应商。整机厂压价导致巨大的成本压力。对产品质量缺乏监督，甚至有意放纵。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即便产品质量有所下降，也可以凭借过去积累的声誉把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铃木、三菱的燃效和排放造假丑闻，日产和斯巴鲁的质检丑闻，更有恶劣的神户制钢长期系统性造假，都是有组织参与、集体隐瞒，甚至社长亲自主持造假活动。社长大多从内部提拔，每一任只做三四年，他们追求的是不出错，而非什么转型。在激烈的外部竞争压迫下，不惜用造假粉饰太平，遮掩自身竞争力下滑的窘境。即便这样做的风险已经大到足以葬送整个企业的地步。在管理者看来，走未知道路的风险大于作弊。
经过“失去的20年”后，日本经济始终没能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企业进入较为艰难的生存期。为争取利益最大化、守住市场份额，部分企业采取欺骗手段，这也反映出日本国内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长期衰退和经济迟滞，不断强化劳动力成本高企的结构性矛盾。日本经济界人士还在争论“产业转型”的关口是否已经来到，但日本可能已经整体丧失了机遇窗口期。
老龄化的恶果
技术创新过度，战略创新不足，是日本制造业的症结。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日本人口的老龄化。日本18-24岁人口（入职的前端年龄）自1991年就一直下跌，而这一年恰恰是泡沫经济垮掉的一年。1995年开始，20-64岁的劳动人口持续减少。随着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日本制造业从业人员已经从2005年的1500万人降至2016年的1000万人。
毫无疑问，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是人口骤减，不愿采取接纳移民政策的日本未来极为悲观。安倍经济学不被海外看好，就是因为它无力扭转老龄化趋势。
类似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本田宗一郎这样的领军创业人物多年来都没有再出现。
更糟糕的是，曾经领先世界的日本制造业生产方式也早已落伍于时代。
丰田引以为豪的“精益生产方式”（TPS），在本世纪初遭遇了模块化生产的剧烈冲击。丰田TNGA平台战略比大众晚了近20年。虽然丰田仍然是最赚钱的车企，但代价是被迫不断整合和调整原有的垂直一体化生产体制。虽然欧美的汽车产业链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但日本的上游供应商因为缺乏对封闭体系解体的应对措施，导致供应商哀鸿遍野。
老龄化伴随着“少子化”，大学毕业生和新进入科研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在持续减少。大学和企业经费紧张，导致他们不愿意也很难向基础科学投入大量经费。现在日本还在频频获得诺贝尔奖，但这是几十年前研究成果的确认，不能代表今天的科研现状。
年轻人代表旺盛的创造力，如果年轻人的创业梦想被抑制，就没有无数蓬勃发展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的龙头大企业也将独木难支。当今日本年轻人大多只打算进大企业，然后绑牢彼此干一辈子。
同时，如今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日本产生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科技公司的土壤，和中美比起来相对贫瘠。在中美一轮一轮科技创新的竞争中，日本已经落伍。基础科研+应用科学的进入，构成了制造业的前景。对于日本而言，制造业的前景是极其暗淡的。日本在制造业的整体质量优势仍然凭惯性保持，直到他们被完全不同思路的低成本对手冲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