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官司”的关键，不在于索赔额度，而在于戈恩的法律策略改变。在荷兰法律体系下，如能证明日产-三菱的解雇程序有瑕疵，就能将解雇本身定义为不合法，从而对即将迎来的日本官司进程施加国际舆论压力。
文/《汽车人》黄耀鹏
取保候审中的卡洛斯·戈恩，终于发起主动法律行动。他的律师在荷兰起诉日产-三菱，以NMBV违反解雇员工为由，索赔1500万欧元。目前，外界并不知晓诉状递交的准确日期和开庭日期。可以确定的是，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已经受理并立案。
看上去戈恩的法律团队对此颇具信心。可是，“NMBV”是什么？是否存在法律漏洞？戈恩此举，对日产-三菱方面迫切想与戈恩的一切切割的愿望，会构成什么样影响？
两家“荷兰”公司
在回答这几个问题之前，不妨了解一下两家“荷兰”公司。
在雷诺“搭救”日产之后的第三年，即2002年，雷诺和日产分别出资50%，在荷兰成立了RNBV（雷诺-日产私人有限公司Renault-Nissan B.V.）。和两大股东机构分别是上市公司的法律地位不同，RNBV是私人公司，股权不能对外出售。
成立这一实体的目的是什么，众说纷纭。因为它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顶端投资公司（一般注册在免公司税的国家或地区），也不是两者的子公司。
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RNBV“负责在联盟内进行战略管理，旨在实现更为高效的决策，提升企业绩效表现，打造协同效应”。RNBV的董事会和高管层则涵盖了双方企业的核心决策者。
RNBV更像是设在第三国的海外董事会，因此，称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也算说得过去。2005年，戈恩升任雷诺的总裁兼CEO，个人声望达到顶峰，将RNBV作为个人行使权力的趁手工具。他通过圈定在RNBV的参会人员，就可以轻易同时控制日产和雷诺核心人事安排。
这么说是有道理的。RNBV将两家公司的资源划分为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制造和供应链管理、采购这四大方面，分别由一位执行副总裁（EVP）领导。在EVP之下，设定一位副总裁协助。RNBV主持的联合采购，的确压低了雷诺和日产的采购成本。
除此以外，RNBV的日常运营中间，几乎没有联盟的痕迹。双方人力资源的互补性则不像宣称的那样充分。两家车企的高管几乎都是本国人，惟有戈恩同时在两者占据重要位置（三菱加入要到2016年）。
借助RNBV，两家公司既保持了独立的品牌管理、企业文化，又产生协同效应。雷-日联盟被广泛认为是最成功的联盟，不是没有道理。
而NMBV（日产-三菱私人有限公司Nissan-Mitsubishi B.V.），则系2017年6月，由日产-三菱效仿RNBV成立的合资公司，其职能与RNBV非常相似。此时距离戈恩被捕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为什么两家日企的合资公司（NMBV）也要设在荷兰？
不得而知，很可能来自戈恩的个人意愿。如果这样的话，戈恩是否预见到，借用荷兰法律保护自己的“劳工”权利呢？
戈恩没有继承人
和RNBV一样，NMBV也拉近了日产和三菱的距离。和前者不同的是，两者都是日企，而且，日产对三菱的帮助近在眼前，三菱根本没有产生类似日产对雷诺那样的戒备和不满的心理。
其间，通用、福特都曾经寻求与雷-日结成新联盟，都因内部反对因素流产。最近一个做出不成功尝试的，是FCA。
而这一次，日产的态度暴露于世人面前，其不构成约束的弃权表决，令法国商务部长直接叫停了此案。
人们不清楚，对于NMBV，戈恩是否拥有像RNBV那样的控制力。事实上，戈恩自从把日产CEO职位交给西川广人之后，对日产日常管理工作逐渐淡出。2017年，他每月在日本办公的时间不超过一周。与其说识人不明，不如说怠于政务，终酿不测。
今年2月，雷诺任命其新CEO蒂埃里·博洛雷任RNBV的董事长，他也是日产董事会成员。但他对雷诺-日产都只有有限影响力，无法阻止两家公司渐行渐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戈恩没有继承人。
新法律行动的思路
针对日产和东京地检的一系列法律指控（主要集中于财务滥权），戈恩方面一直被动应付，没有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反击。而此次在荷兰起诉，证明戈恩的法律团队终于回到正轨上来了。他们认识到，在日本很难赢得诉讼胜利。
今年6月24日的第二次审前听证会，事先事后毫无波澜，与第一次听证会形成鲜明对比。这固然因为日产方面的“降温”需求，也反映了戈恩团队“另起炉灶”的思路。
按照属地原则，无论NMBV，还是RNBV，都要遵循荷兰的劳工法律。而单方面解除戈恩系列职务的忙乱中，日产和三菱“忘记”向UWV（荷兰劳工局）递交解雇理由，只一厢情愿地认为，戈恩的所有雇佣合同均已无效。而且，荷兰法律规定，资方单方面解除合同，应通过诉讼程序完成，而日产和三菱显然未充分重视该法条。
这一策略的高明之处在于，回避了质证渎职或者贪污等实质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戈恩团队认识到，东京检方掌握了一些足以证明指控理由的证据。戈恩的律师与检方交换证据的法律环节尚未实施，所以只能靠猜测，而猜测的结果并不乐观。
如前所述，日产-三菱一方面极力保持管理团队的稳定，西川广人顶住戈恩亲信反攻（举报西川贪腐），改变承诺，继续留任。在与戈恩时代一刀两断之后，日产极力谋求不再受后者牵累。而戈恩方面，更有动力保持事件的关注度。
“荷兰官司”的关键，不在于索赔额度，而在于戈恩的法律策略改变。在荷兰法律体系下，如能证明日产-三菱的解雇程序有瑕疵，就能将解雇本身定义为不合法，从而对即将迎来的日本官司进程施加国际舆论压力。
这么做是不是太曲折了？而且，就算荷兰官司打赢了，也很难对东京的官司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一点看，戈恩仍然需要在日本法律框架内的后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