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历史中，苏轼倡导推动的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号召富人捐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令其如同教科书一般存在。
文/《汽车人》评论员 刘葳漪
翻开历史典籍，中国古代的历朝历代都无一幸免地曾饱受疾疫之害。
据《三国志·魏书》记载，东汉时期，外感热病流行猖獗，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建安十二年（公元208年），荆州疾疫。《三国演义》中，战事连年，那些耳熟能详的赤壁之战、诸葛亮南征、孙吴征夷州朱崖等，没有一场不伴随着疫病的大流行。
《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均记载了唐五代的瘟疫：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山东发生大疫，在今天的威海地区，“死者十之八九”；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河南大疫；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浙江大疫。以隋朝为例，立国38年，较大的疫情有6次。从公元581年到五代末年的公元960年，有58次疫病流行记录，平均6.5年一次，病死率极高。
据《明史》记载，从公元1408年-1643年，发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根据《崇祯实录》的记载，正是因为北京连续多日的疫情，守城军队人员严重缺乏，这才导致李自成进攻时一触即溃。
据《清史稿·灾异志》记载，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至同治11年（公元1872年），全国各地发生的“大疫”达300多次，死者无数。
历朝历代的瘟疫中，两宋时期，堪称中国抗疾史上真正的“高光时刻”，犹如文学之宋词，艺术之汝窑。不论是《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中的开封，还是《千里江山图》中的江南，抑或《漱玉词》中的济南，宋朝的文明程度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现代社会。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王朝，是历代城市人口率最高的时代。按照人口比例，受疫情感染的人数理应最多，但其实不是。整个北宋时期（公元960年-1127年），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其中不少是自然灾害的次生和衍生灾害。但疫病在宋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是自秦汉之后的灾后流行病发生次数最少的朝代。
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北宋的临安城（杭州），宁静、整洁，“任赴何地，泥土不致沾足”。苏轼两任杭州地方官，其间做出重要贡献，包括赈济荒疫、改善饮水、整治西湖、振兴农业……他对杭州地方社会的重大功绩在当时得到普遍认同，其才学、书画、人品和为官能力被百姓交口称赞。在被贬至岭南惠州后，苏轼甚至设计了广州的供水系统，以便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源。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宋代一改唐朝的科举制，所有参与科举考试的学生中，史上第一次“取士不问世家”。所有考生一视同仁，不能在试卷上出现姓名。为了防止判卷的老师凭借笔迹为考生网开一面，甚至请人誊抄全部考生的试卷。根据《登科录》的记载，宋朝的601位进士，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寒门进士的比例空前绝后。由于宋朝的开放和民主，出现了大部分从民众来到民众中去、体恤民情的官员。
在中国的朝代更迭中，只有宋朝人到衙门打官司是不用下跪的。这恐怕和宋朝当政者重视人性尊严的执政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当然，文臣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高高在上的皇帝；宋朝的皇帝也不敢以天子自居，因为皇帝要至公无私，所以被唤作“官家”。
自立国之初宋朝便逐步建立起了层级分明、各有所司的医疗机构，包括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和惠民和剂局。不过，每每发生疫情的时候，日常建制就显得力不从心。福泽百姓的福利性机构，比如安济坊、居养院和漏泽园就成了医疗机构的必要补充。
熙宁八年，杭州先旱后疫，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上书宋神宗赵顼“延缓贡米时限”，继而请求朝廷救济。在苏轼的努力下，两浙的粮价回落，灾情得到缓解，两浙的生机渐渐恢复。
元祐四年，52岁的苏轼又回到杭州，刚上任就遇到大旱，随后又出现饥荒和瘟疫。他立即上报朝廷，请求朝廷免去杭州三分之一的供米。第二年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库的大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救民，安排医生为民治病，让杭州的老百姓能在天灾中活下来。接着，他疏浚西湖，以工代赈，筑建长堤，疏解当地的交通。
当时的杭州人口众多，如果任由疫情蔓延，对百姓是灭顶之灾。苏轼决心创立一座公办医院，让黑心药铺无计可施。他在与夫人商议后，先变卖家财，再号召临安的富商捐款，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公办医院“安乐坊”由此诞生。前后三年，“安乐坊”治愈的病人不计其数。
在《苏东坡全集》中，对当时的用药“圣散子”也有详实记录。苏轼在任时，不仅以米仓减价救济平民，还赐度僧牒（宋朝能当和尚的，都是很有钱的人），用换来的钱给病人无偿看病，几乎做到了不遗弃一个穷人。
在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历史中，苏轼倡导推动的官方分发医药、印制医书、提供药方、号召富人捐款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令其如同教科书一般存在。
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所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中国的历史中有一部瘟疫史，更有一部抗疫史，而宋朝正是在艰难的大考中，交出了堪称奇迹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