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这差事，注定不大好干，无论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还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都是如此。中印边界谈判历时30年，至今没有达成协议，甚至就谈判的程序也未形成一致意见。
春节前，戴秉国和梅农结束了延宕已久的第15轮谈判，终于收获了成果，即《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会议后，戴秉国与辛格总理会晤。政府首脑接见整个谈判团体以及协议后的红酒，是明显的政治信号：中印两大国决心继续合作，不仅仅在边界问题上。
金砖四国中，惟一没有对中国构建全面贸易壁垒的印度，正在考虑仿效巴西和俄罗斯的做法。显然，贸易上的争吵并不构成两国关系的主线。两国在几乎所有“南北议题”的多边框架下，都采取统一步调。
那么，是谁鼓吹中印势不两立呢？那要看谁能从中印对立中渔利，答案是美国人。不仅美国民间智库和大学的学者在媒体上鼓吹印度的“复仇情绪”，最近美国情报机构的“泄露”的报告声称，中印正在为冲突做准备。
这其中真实的一面，是中印确实未能建立互信，尼赫鲁的大国期望与北方邻国的强大现实反差，形成了困扰新德里的“瑜亮情结”，更方便美国利用喜马拉雅两侧的狐疑情绪。
多么经典的反间计。印度政府又不是傻子，怎会甘心被美国人当枪使。问题是如何建立互信机制？华盛顿对北京采取接触型遏制政策，对待新德里则态度友善，甚至有讨好的成分。辛格政府一方面对美俄虚与委蛇，忙着捞好处；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中国的戒备，这表达了印度对中国的竞争心理，也反映印度人一贯的东西方、两面光的政策特点。从这个角度看，印度人才是标准的“双头鹰”。
如果指望边界谈判成功，那得打个问号。从《协定》中有意模糊的措辞来看，双方立场相距遥远。因此，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密切，才是建立互信机制的可靠道路。
除了边界问题，中印之间障碍不多。被过度解读的经济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中印在初级产品（精矿、农产品）贸易上存在和谐的互补，而工业制成品贸易则经常刀光剑影。2011年中印贸易达到创纪录的739亿美元，增长16%。而270亿美元的逆差引起“印度政府的担忧”。
在吸引汽车产业投资上，印度则高奏凯歌，雄心勃勃，一如10年前的中国。
两国汽车工业发展阶段不同，廉价小型车仍占据消费市场的主流。在印度汽车市场上，底特律的企业家们和华盛顿一票人玩游戏的风格大相径庭。
1996年，通用几乎同时进入中国和印度汽车市场，开始本地化生产。2002年，上海通用汽车突破年产10万辆大关；而通用汽车在印度销售首次超过10万辆（2010年），则用了大约15年时间。
2009年，通用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推出的8种车型，没有一种招印度人待见。转而与上汽合作，拿五菱现成的两款车型（宏光、宏图）征战微面市场，这两者都挂雪佛兰标，在印度孟买120公里外的普纳——通用的Halol工厂里生产。
2011年雪佛兰新赛欧的出口总销售为3.1万辆，今年1月份赛欧单车型出口达5000辆。进口车型开始走量的时候，本地化生产就顺理成章了。通用的另一个本地Talegaon工厂即将开始生产印版赛欧（CKD形式），这款专为中国开发的老车型，在印度焕发了青春。
通用“借鸡生蛋”策略初步奏效。通过复杂的股权置换，把上汽、五菱捆绑到印度市场的利益链条上，大家都能得到市场份额和红利。商业上，“和”为贵，“合”亦为贵。通用借助中企对抗印度市场上强势的铃木和现代，美企联中抗日，说到底，只是生意。
印度企业界也深深知道，中印在工业制造能力、基础建设上有差距，他们试图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填平中印间实力鸿沟。印度塔塔集团和马亨德拉集团既是跨行业的实业巨头，其本身也是资本雄厚的财团。两者都采取收购策略，延伸自己的海外触角，曲线进入中国市场。
中企热衷于用微小型车辆敲开印度市场的大门，而塔塔则高举高打，从高端车下手，通过捷豹和路虎在中国市场上分一杯羹。应该说，塔塔接手后，两大豪华品牌表现出的进取意识和活跃程度，远远超过在福特手中的时候。塔塔不遗余力的财政支持固然重要，印度人表现出的经营手段和整合能力也值得称道。
印度国内，捷豹和路虎在路上难得一见，广告更是阙无。在中国则相反，即便路虎新揽胜加价数十万才能提到车的情况下，塔塔也从未吝于广告投入。印度人做生意的精明，不亚于他们的同胞——几十年前在上海、香港的印度珠宝商。
在上汽收购双龙铩羽而归、灰头土脸之际，马亨德拉仍然敢于进场接盘。当年上汽以5亿美元收购了双龙48.92%股权，而2010年马亨德拉则用4.6亿美元得到双龙70%的股权。双龙强悍的工会组织并没有吓退捡便宜的印企，如何整合文化背景殊异的韩企，马亨德拉看起来心里颇为有数。
如今一年半过去了，双龙的工会既没要求涨工资，更没公开举行罢工，更别说绝食抗议，至少表面上和谐得不可思议。看来，马亨德拉的刷子比上汽多了不止一把。
印度车企的优势不单是钱多胆大，其跨文化的管理经验值得中国企业研究。中企在这方面尚无可夸耀的履历。
印度的汽车制造能力无法同中企竞争，但他们的竞争优势也显而易见。中企搞不定的并购案，目前在印度人手里玩。虽然，论定其并购成功为时尚早，但至少眼下比当时的上汽表现更佳。论及现代企业管理，不必言必称西方。某些印企足以为师。
既然双方可以凭优势竞争，自然也可合作。各耍各的套路，隔膜就难以消除。北汽福田以小型商用车为突破口，与古吉拉特邦的政府和配套企业合作，开拓印度市场。印度既然被看做世界上继中国之后最有发展潜力的汽车市场，中国人不能缺席。
中印广泛的市场空间，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充裕的选择余地。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后，有助于建立双方的互信，难解的政治问题突破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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