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领导者，业绩好与否，首先需要的是一种修行，尤其是在中国。
一个领导者，同样也是一个人。与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会有喜怒哀乐，会有人情冷暖，他们同样也想要在各种文化充斥的社会中，获得归宿感、敬畏感以及对于人的存在意义深层认知。能否理解以上问题，则决定了他们在掌舵企业的过程中能否成功。
或许这样讲，还不能太明白，可借用当代最杰出的管理大师彼得·圣吉的独特视角来诠释。作为西方人，他曾师从著名佛学大师南怀瑾，对东方文化有深入体认，这让他能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他看来，企业家精神，在于挖掘人们的集体创造力，而伟大的企业家总是能够将个人意志与他人的愿景与能力调和一致，这些都关乎精神领域与集体智慧，又总是受到牵涉其中的人们的理念与宗教信仰的深重影响。
而他所强调的是，宗教文化对于企业的领导者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往往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作用，表面上并不易察觉。而无论是佛教、道家，还是儒家，所有这些宗教信仰与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如何相辅相成？如何互惠互融，最终又成为行为处事的准则？这成为企业领导者必须修行的一课。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长治久安，无论宏图大略制定得如何美好，都需要有一群人来建议、来执行、来延续，强调企业集体精神、想像力、耐心、互利意识以及大局能力，都是企业领导者在企业内部建立学习型文化的要素。
从这个角度出发，儒家思想，对于促进团队学习与建立共同愿景很有裨益。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全盘接受儒家思想，毕竟这其中所提倡的如“中庸之道”，是不适合现代企业所必需的创新精神。但德教为先，以德治业，“和”与“诚”??这些优秀的思想基因，绝对有助于企业管理。
并非没有实际的例子。如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论语》；丰田喜一郎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作为座右铭；松下幸之助则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生产出像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
而这一点，记者近日对中国重汽董事长、党委书记马纯济进行采访之后，也是深有体会。尤其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而言，“和之道”，应该是值得推广和借鉴的方式。中国重汽能够从一个濒临破产的危机企业转变为今天的重卡领头羊，与马纯济的领导风格不无关系。至少在入主中国重汽之后，他能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让大批人才留在那个满目疮痍的企业，甚至是自己的朋友，如现中国重汽副总裁韦志海当时就放弃政府部门的优越工作，帮助其共同挽救濒危的企业，这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
说到底，国企所涉及的人事关系、组织架构何其复杂，加之历史留下的诸多包袱甚是沉重，都需要用一种和谐而平稳的方式进行应对。而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特殊国情制约，企业领导者的任期有一定限度，加之国有体制对领导者专有的业绩考评机制，领导者的个人荣誉得失很多时候甚至强过于企业利益，因此，能否真正带领好国有企业，总是被外界视为国企领导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实，对于优秀的企业领导者而言，是需要自觉为企业的集体人格打造健康的载体，既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格能够得到更好的修炼与提升，也是为了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并执着于统一的目标方向，使得个人与集体意义都达到最佳状态，通过在工作中追寻意义的方式，将他们天生的修行意愿与更高的自我实现意愿结合起来。而只有让团队中的不同个体产生价值的共鸣，这个企业才能有不断前行的驱动力，毕竟，企业最重要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人。即使是跳出企业内部，企业外部合作也都是需要用至诚的心态作为铺垫。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正处于艰难的蜕变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无论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都融入其中。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企业领导者需要谨慎掌控企业方向，仰视西方企业以及盲目推崇西方管理理论的习惯应该有所改变。因为，中国5000年的文化有着自己根深蒂固的基础，而每个中国人都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只有价值趋同，才能继续前行。
用信仰修行自我，修行企业，是每个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必行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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