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人》杂志特约撰稿 姬康
列宁将“帝国主义”的特征总结为：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产生金融寡头，国际垄断同盟利用资本输出瓜分世界的一种政治经济形态。“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具挑衅性的词汇，充满了民族主义色彩，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往往被认为不合时宜，它代表着一个由不平等条约和坚船利炮构成的世界体系，是一个似乎只能在中学课本中看到只言片语和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
当看到每年中国人的名字在福布斯富豪榜单上越拉越长、工业制成品数量位居世界首位、股市规模亚洲首屈一指、在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我们乐观地认为这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中国时代”。但是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并没有随着落后国家的政治独立而消失，甚至在今天，仍然徘徊在中国的上空，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更加隐蔽和复杂的方式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郎教授的观点他并没有创立高深的理论和名词，只是用极具说服力的论据和清晰的文字，将我们当下的新闻头条放到了时代的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在中国为自己成为“世界工厂”而沾沾自喜时，美国轮胎特保案的败诉告诉我们，英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场”是因为它既是“世界工场”，同时也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如今的我们不仅不是规则的制定者，甚至还远未熟悉和理解规则，充其量只是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其次，兰州水价的调整是由于政府的贪婪和短视造成的另外一次悲剧——如今我们对“外资”的认识并不比80年代的拉美国家更深刻；第三，当我们从力拓案损失7000亿的谍影重重中走出时，才发现整个国际市场的决定权其实仍然在华尔街的办公室，弱者遵守规则，而强者利用规则。郎教授围绕着产业链进行了核心论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棉花、大豆甚至我们日常出入的超市正逐渐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攫取利益的工具，不知不觉间大宝、沙市日化、苏泊尔、南孚电池甚至青岛啤酒在成为国际品牌的同时也变成了外国母公司的小伙伴。
由此，郎咸平根据列宁对“帝国主义”特点的概括，认为垄断组织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加强大，金融寡头被“投资银行”的名头所取代，单纯的资本输出升级为全球的资本流动，国际垄断组织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正在逐渐加强，过去的瓜分土地，变为如今的“经济殖民”，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其中索马里的海盗就是它催生的怪胎之一。
而作为这种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者——中国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非议和遏制。即便奥巴马开创了美国政治的新纪元，但对中国的遏制策略仍旧不会有所改变，即便中国人对这位黑人总统有着美好的期望，基于中国出口的连年增加，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和汇率战不可避免。我们最迫切的并不是驱逐外资，而是要建立完善合理的外资管理办法，只有“渠成”之后，才能考虑“水到”的问题。另外，庞大的跨国企业也并非不可战胜，尽管它们有全球物流系统、精密的管理体制和顶尖的智囊团队，但它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消费者，沃尔玛、家乐福、孟山都都有着自己的“七寸”，我们仍未丧失自己的“赛点”。
但本书取名“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面对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大国的步步紧逼，一个理性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激进幼稚的愤青相比，最重要的区别是并非全盘否定、驱逐外资，如果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政治潜意识中还能接受，那么，“打倒发达国家”就未免显得滑稽。本书的宗旨是要警示国人，尤其是政府部门和民族企业，在建立完善的经济安全体制的前提下，如何内保自主发展权，外争必要话语权。少交一点学费。多长一点记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郎咸平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