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尹家绪，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末亏损达14亿元之多的长安汽车，可能不会走到今天的高度。
1956年，尹家绪出生于重庆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在其11岁时就去世了。作为家里惟一的孩子，他高中毕业后就打零工，20岁时被招进重庆渝州齿轮厂，从基层的工人干起，开过铣床，也做过钳工。当了3年工人之后，尹家绪被调到厂团委。
1995年，尹家绪担任重庆渝州齿轮厂厂长，他坦言这是自己从事企业管理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心理、体力和精神考验。因为当时工厂需要与其他厂合并搬迁，新老厂区之间有许多麻烦需要解决。尹家绪和驾驶员两人经常是早上到重庆考察新厂现场，深夜又返回山里老厂，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六七个月。
也就是在那段奔波的时间内，母亲病重去世。未能最后守在母亲身边，也没有完成母亲希望到新厂看看的愿望，这成为尹家绪一生的遗憾。
人生第二段艰难时光始于长安。1996年8月，尹家绪调任长安集团挂职副总经理，1998年成为长安的第四任总经理，而他所接手的企业正处于最艰难时刻，长安已经从微车全国销量第一的位置滑到第四名，累积亏损14.5亿元。
如果当时报出亏损，企业形象将受到极大伤害，后续发展更将成为问题。为了让长安汽车迅速走出危机，尹家绪承担了太多的压力，他将清理出的坏账用若干年慢慢消化，以致上任好几年的业绩都很难被看到。而针对企业内部糟糕的风气和散漫的纪律，他将所有的工段长叫到广场上，当众砸毁一批不合格的车。用铁腕抓质量，尹家绪让员工真正懂得“质量是企业生命”的道理。
自此之后，企业上下精品意识大增，再加上尹家绪亲历亲为主抓管理，内外部选择有激情、有理想、有抱负、愿意为长安献身的人担任重要职位。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安夺回了微车第一的位置，一年半不到长安就扭亏为盈。
对于尹家绪而言，推进长安与福特的合资，则是另一段刻骨铭心的艰难。2000年，刚刚从亏损中挣脱出来的长安汽车依然薄弱，彼时，企业的主要技术引进是来源于日本铃木，但长安希望再寻找更强大的合作伙伴。铃木对于长安与福特的合资谈判极力反对，甚至委托国内国际的律师来与长安接洽，日本大使馆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市市长和尹家绪，如果铃木以此为由制裁长安，将会给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都对这一决定持反对意见。
“我们要遵守商业规则，但在过程中只要在法律和诚信的框架内，手段要灵活”，这就是尹家绪所坚持的态度。在与福特签订了备忘录，并用最快速度18个月时间与福特建成一个新合资企业长安福特的同时。而为了顶住铃木压力，尹家绪要求下属全部与其签责任书，如果到年底主打产品“长安之星”达不到100%的国产化都自动辞职，因为只有提高自身的工艺水平，才不会受制于铃木的技术制裁。
就这样，在自己的坚持以及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几轮争吵和长期沟通之后，最终铃木与福特都成为了长安汽车重要的合作伙伴，包括随后的双方都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发展。
而与福特签订合资条款时，尹家绪坚持加上：“允许长安自主创新开发汽车”这一条。早在其接手长安汽车之时，“合资与自主”就是他为长安汽车规划的两条可持续发展道路，也正是自主力量强大了，长安在与铃木和福特乃至随后的马自达合作中才会显得更有实力，而且这种自主，并不仅仅是局限在长安的传统优势领域——微车市场。
2004年，尹家绪将长安的战略从“以微车为主”调整为“微车为本、轿车为主，发展商用、进军服务”。在微型车老大的地位不动摇的基础上，长安更加明确了大力发展轿车的总体思路。
在尹家绪的带领下，长安汽车没有模仿那些“先行者”们的自主之路，而是力图实践“第五种模式”，即“以我为主，自主开发”，通过与国外知名设计公司的“联合开发”、合资道路中的学习借鉴以及自我能力的快速提升，长安走完了国际通行的开发流程中的所有环节，终于建立起了完整的设计规范，并基本确立了自身本土化的流程规范体系。
事实上，尹家绪在职业生涯中留给业界的，不仅是他对长安汽车做出的贡献，最能体现其执著和毅力的，是10年来他一直带头呼吁各地解除限小禁小。在他的带头呼吁下，2006年1月4日，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公安部、财政部、监察部、环保总局等各部委发布《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同年的3月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终于解除了对小排量车的限制性措施。
即使是从2007年逐渐淡出长安汽车，以“产业整合者”的角色定位站在兵装集团更大平台后，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仍然在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而奔走努力，包括混合动力产业化、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兼并重组警惕自我风险等一系列重要建议。
当年那位上任之初就下令砸毁不合格汽车的年轻总经理，尽管已是一头花发，但惟一不变的，却是内心的那股冲劲、那副魄力以及对中国汽车业的真挚深情。
10年荏苒，白了少年头。尹家绪的努力，换回的是濒临破产企业的起死回生，并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轨道中深刻烙下了“长安汽车”的名字。
20多年的历练，尹家绪以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过人的智慧和管理的艺术。
他习惯称自己的同事为战友，也一直以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不仅是为了长安汽车的发展而努力，更是在发挥一个“中国汽车人”的真正职责，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仅仅是少数
从重庆调任北京，从长安汽车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大、更开阔、更复杂的工作环境，他更多要做的是，在长安汽车以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多元舞台上，做好一个产业资源整合者所要做的工作。
这条道路还很漫长，尹家绪不过才走了两年多的时间。破茧成蝶，虽痛犹美，其间的艰辛显然只有亲历者本人最能体会。但他每一步的努力，就像当年他在长安汽车留下的“烙印”那样，留给业界的，更多是深刻的启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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