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特约撰稿 姬康
大多数人并不缺乏刨根问底的毅力和勇气，只是一种叫做“习以为常”的思维惯性使我们对身边的许多事情视而不见，从而缺乏“提出问题的智慧”。
就像我们在抱怨自己出生在一个发展缓慢、难以施展抱负的国家的同时，很多人会自以为认真地思考到底是什么造成现在的世界格局——为什么现代社会中的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
高中课本和我们的经验给了我们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答案——枪炮、病菌和钢铁。近代欧洲列强利用绝对的军事优势打开了紧闭的国门，特有的传染病对当地土著来说无疑是另一次屠杀，其先进的科技让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自惭形秽。但是一个深刻而敏锐的观察者，不禁要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各族群间的生活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在这个日渐被科技所主导的世界中，为什么同时还存在着仍使用石器的部落？为何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的土著，而是欧洲人？这一切为什么不会反向进行？难道欧洲人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吗？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贾雷德·戴蒙德教授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尝试着回答了这些终极问题。他同样赞成是枪炮、病菌和钢铁造成了世界的现状，但他通过对人类文明的起点的考察，认为技术只是问题的表征，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当人类站在文明的门槛上时，各个大洲的先民们的起点虽然并不整齐划一，但是各有千秋——大洋洲的居民们学会了使用各种水运工具，开始了早期的移民，欧亚大陆的居民们则掌握了先进的石质武器制作。此时，还很难判断到底哪种文化的相对优势可以转化为本民族发展的最强动力。
但随着农业社会的到来，平衡被打破了。因为，并不是每个大洲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在就有粮食生产。这主要是由各大洲的环境因素所决定，其中具体包括气候条件好坏、大陆纵轴长短、可供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种类多寡等。这样，气候相对恶劣、大陆纵轴较长、可供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种类相对较少等不利条件使非洲、美洲的文明发展处于相对劣势。但如果假以时日，依靠其自身的缓慢发展，南美的印第安人、非洲的撒哈拉以南的黑人和澳洲的毛利人还是可以发展出相对发达的文明。
在戴蒙德看来，粮食生产对文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农业文明就无法供养更多的人口，没有剩余粮食就无法产生专职的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就难以形成复杂的社会，就无法产生国家，没有国家就无法统一调动财力、物力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形成可供帝国扩张的压倒性的科技优势。戴蒙德为了完善自己的观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属于一个特例。
同样，他也用“环境”因素对此进行了解释——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容易形成大一统局面，而欧洲则不然，其天然的地理边界注定历史上会存在众多的民族国家。因此，当哥伦布在推销其探险理念的时候虽然处处碰壁，但最终还是获得了西班牙国王的赞助。而同时期，中国的郑和则没有如此幸运，他只有一个“东家”，如果帝国雄心勃勃还好，一旦帝国开始收缩，其刚刚起步的航海殖民事业也就戛然而止，文明发展的脚步开始停滞。也就是说，在欧洲，一个冒险家要实现自己的野心可以有更多的渠道，而中国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则遭遇了“学得文武艺”只能“卖与帝王家”的悲剧宿命，使中国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又一次落后了。
《枪炮、病菌与钢铁》作为一本科学著作，没有公式、理论和实验，但决不缺乏严谨的考察和实证；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通篇也没有大量的文本分析和史料堆砌，但处处闪耀着作者的人文关怀和扎实的文字功底。
戴蒙德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从环境变迁的角度解释了人类全球发展不均衡性的起源，而在于其用“科学”的方法回答了一个非常“历史”的命题——分析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并让我们认识到了什么塑造了现代世界，以及什么可能会塑造未来的世界，以使我们今天的社会从中获益良多。也许这就是此书当年受到普利策奖青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