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被获得文凭与评聘职称的功能性所充斥之后，我们似乎遗忘了功利名誉以外的东西。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用一本《大学的兴起》追溯到现代大学制度产生的起点，用鲜活生动的语言澄清了“大学”的内涵与外延，为现代大学制度“白描”了第一幅肖像。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现代大学无论在机构设置、教学方法和管理形式上都是这些欧洲大学的直系后裔，其历史延续性并未中断。这位美国历史教授将中世纪大学的最大遗产归纳为课程学习制度、学校社团（包括教师和学生的各种组织）以及培养学者、保持学习和调研的传统。那么我们的大学现在是否做到了“形神兼备”呢？
自1898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以来，中国大学系统地继承了有组织性教育，即以系科、学院、学习课程、考试、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等现代大学制度的主要形式，明确制定了学习的时间和科目，借助考试测验成绩，然后获得学位，如今还增添了众多名目繁多的系科，其中包括众多收费昂贵、但学习内容不知所云的专业。但中世纪大学的遗产在于学位礼节和仪式（如我们现在的正方形帽子和长袍是由现代奥尔巴尼大学创造而非中世纪博洛尼亚或巴黎大学的传统）。
但制度与仪式并不是大学的全部。首先，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联合体。在11世纪时，“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从历史上看，与知识领域并无普遍性联系，仅指代全体成员。到13世纪，开始出现职业学者，吸引了热血青年，翻山越岭，穿越海洋，汇集到其身边，但学生们没有防卫手段，需要彼此寻求保护和援助，久而久之，形成专门服务于学生的机构，在组织形式上，这个联合体仿效了意大利的行会，这就是大学的开端，可以说，“大学”一词最初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这种大学的雏形，虽然听起来类似于中国大学中的同乡会，但当时其对学校和教师的影响力却远大于后者。而如今中国大学所缺失的正是这种社团组织，学生对自己或学校都缺乏话语权，大学中的社团更像是中学的兴趣小组，幼稚而低级，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无法通过社团活动获得共同的知识生活和信仰。松散的网络成为学生发表意见的主要平台，自治社团的缺失不仅使学生无法表达群体性意见，甚至使学校自身失去了最具活力的部分。
这种学生“有效”社团的缺失引出了中国大学的下一个问题——学校的科研与授课的不平衡。哈斯金斯指出，中世纪大学教师最初完全依赖于学生提供的学费生活，教师在契约的束缚下不得不实践着一套缜密的规则，以保证他的学生能够获得与学费相匹配的教育。其中，有无能力教授一门学科是对自己是否精通这门学科的一种有效测试，获得执教许可证书也就成为最早的学位。
现今中国大学的教师管理体制大多以追求科研成果的多少和学术文章的数量为己任，为了生存，大多数有能力的教师都在为完成科研量而疲于奔命，对待台下求知若渴的学生也只能草率应付。对此，国人纷纷批评大学的超然冷漠、一味追求功利、过于安乐或过于严肃，可以一言以蔽之：中国大学普遍放弃了自我尊重和自我管理、放弃了其主要职责——培养学者。无论是确实存在的荣耀抑或幻想，自中世纪大学就开始的引以为豪的“知识的祭献”及孕育独立思考精神的传统正在中国大学中消失。教授正在成为当今大学体制下的“计件领酬”的雇员，而学生则成为学校牟利的工具。
哈斯金斯回到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起点，勾勒出大学是什么、它来自于何处、经过了哪些变革。比照前人的肖像，我们就不难发现自己的进化或退化，进而思考中国大学需要保留、坚守什么，后来者应当如何继承并发扬。《大学的兴起》以简约的形式给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答案。（作者/姬康）【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