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经济都是一次空前的刺激，是一次催生中国经济觉醒、与国际接轨并融于全球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汽车产业逐步发展壮大，很具代表性。
当然，那些曾经见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汽车巨大变化的老专家、老汽车人，他们回首往事，讲述他们的经历，对我们未来汽车之路或许是一种警示，更是一种反省后的鞭策。
陈光祖，这位一汽曾经的老员工，中国汽车界的资深专家，近日做客《汽车人》杂志社，给我们讲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发生的变革。
“天安门事件”因祸得福
一生从未离开过汽车业的陈光祖，和早期中国汽车界的人士一样，改革开放前，都是在摸索中前行，时代背景复杂，汽车产业发展艰难。因为去天安门纪念周总理，当时在一机部汽车组的陈光祖险些离开他深爱的汽车行业。
文革后期总理逝世后，陈光祖和当时的广大群众一样，深怀着对总理的敬仰之情，去了天安门悼念。那时候还是“四人帮”当道，对去过天安门的人追查很紧，而当时有一辆吉普车的陈光祖，就是因为自己这辆车，险些使自己掉入人生低谷。
“悼念总理有一次我也去了，也想看一看，心情上觉得应该向总理表示悼念。可是很不巧，我回来以后车没了，那时候不叫偷车，他们拿我的车去送花圈了。回来我也不敢说，两个礼拜后，机械部保卫处说车丢在丰台站那里了，这下我傻眼了。车从丰台车站拉回来了，里面也有我的一些文件。他们说你这个车当做花车，你是不是‘反革命’？我就不能不认账了，因为车是你的，拿回来了，上面还有你的东西，我的笔记本都放在了上面。”
在如此的“错误”面前，尽管单位力保，但陈光祖显然不能待在单位了，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抓起来。此时，曾有调他去新疆教书或去北京乡下的意向，但是陈光祖很坚定，他不愿离开自己喜爱的与汽车相关的工作，即使让他离开这个行业，那时的他就打算自己找工作。
“我提出了条件，我离开汽车行业可以，离开机械部，但去哪个汽车厂哪个配件厂我自己找，后来他们不同意，不可能让我自己找，那时就僵持在那里了。”
党委说要处理，机械部的领导说不能放，僵持了一段时间，陈光祖终于迎来了“起死回生”的机会。
这样的坚持，一直持续到“四人帮”倒台的前几天，当时机械部最老的一个部长周部长算是解救了陈光祖，他问汽车局领导：“你们为什么要把小陈给调走啊？我也知道汽车局现在就只剩这么几十个人，你们人这么少，把人才都放走了，还干什么工作啊，要好好地用，不能走了。”
真是因祸得福，陈光祖此后被调到配件公司当处长，算是升官了。而后来陈光祖才知道领导的意图：当时汽车零部件国产化需要有人领导，销售系统和产供销没有结合起来，零部件公司需要领导把技术、生产因素大量加进去，把国产化搞起来。此后，陈光祖很热情地投入到零部件的产供销领域中，大搞技术服务，重点服务当时的红旗。
而正因为有了这次经历，陈光祖才开始在零部件行业大展拳脚。
致力于零部件流通
30年过去了，那时刚刚是改革开放初期，陈光祖很快吸收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直到如今，陈光祖还念念不忘自己到了一机械部配件公司后，从胶南订货会开始，致力于搞活汽车配件生产、流通的那段经历。
那时候的配件公司叫一机部汽车配件公司，产供销一致，每个省市都有配件公司。当时一机部部长饶斌认为，要把产供销和科技进步更好地结合起来，改造工厂，把配件公司改成零部件公司，当时饶斌很支持陈光祖。
“1979年的配件会议，就是要把配件产供销搞成市场和计划相结合的办法，开展新产品计划，当时是在山东胶南县召开的全国汽车零部件排产订货会。”
陈光祖坦言，当时人们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中，开展市场经济相关的活动，人们褒贬不一，但是，对于新事物和新思想，必须接受吸收，开放前30年，中国汽车和零部件为什么没有搞上去？关键是要打破传统观念，实行零部件产销结合，以需定产的方式，和市场结合起来。
“过去规章太死，我给你多少，你接受多少，你要多少，我给你算多少。这个时候要放开，让大家自由经营，我们要有新产品，不能几十年下来一贯制的方法，要有新产品展示，要有活力。”
这次胶南配件订货会，组织了汽车配件新产品展销会，展出了80多种汽车配件，而正是在这个配件会上，如今的中国零部件大亨万向集团的鲁冠球当时是在陈光祖的关照下，才得以把自己的柜台从浙江搬到胶南的会场，而万向集团后来发展异常迅速。
多年后，事业已经非常成功的鲁冠球在一次会议上吃饭时向陈光祖敬酒：“陈老，这杯酒是专门敬您的，那时候我到青岛胶南订货会，头一次去，进不了会场和进会场会相差10倍，我拿到了70万的定单。当时就是您签了字，我才进来的。”
看似一个平常的订货会，事实上在当时是有启发性的。陈光祖当时不拘一格，采用“开放”思维的零部件订货会，当时对于一个需要经营环境和市场意识的企业，具有指导性作用。
而后来各地零部件发展非常迅速，给地方带来了巨大的收入，经营形式多种多样，发展到现在的汽车配件城和主机厂4S店等经营形式，已经完全市场化。
但是，中国零部件几十年来，还是存在大量问题，陈光祖认为，和国外差距很大，主要表现是：汽车零 部件没有独立性，是个附属物，跟在主机后面跑，生产的都是现成产品，对汽车里面的技术研制功夫还下太少；生产严重分散，盲目发展，相当一部分产品能力过剩，开工不足，工厂吃不饱，专业化水平不高；产品质量可靠性很差，企业管理经营落后，产销脱节，生产结构不合理，产品大部分是用来维修，维修量太大。
“当前主要围绕质量来进行整顿，不是单纯发展产量，国家到现在还是不重视，只是口头重视，但是真正落实，还没有。这个问题说透些，还是计划经济的劣根在作怪。”陈光祖认为零部件行业的改革还不够。
为“国产化”奔走疾呼
事实上，陈光祖在改革开放早期对于促进零部件和整车国产化，做了大量工作，他关于零部件国产化建议的撰文，刊登在当时的国家汽车发展指导性文件里。“什么叫‘国产化’，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来的，大家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回去就使劲研究这个事，后来我发现了汽车和零部件的关系：整车是主导，零部件是基础，一个发达的汽车国家，一定是零部件发达的国家。”
陈光祖当时就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零部件这个基础支撑，那就无法变成汽车大国和汽车强国，据陈光祖介绍，幸亏当时的饶斌部长是很开放的人，他决定以后，陈光祖就开始拼命地去研究新课题，甚至去日本学习人家的经验。“后来我就搞清楚了，零部件是要支持汽车产业升级换代，提升产业结构水平，是个最大的基础。过去由于是计划经济，有地方政府的保护，各地都喜欢搞汽车，但是搞零部件要花大笔钱的，按照国际一般的经验，是1：5，就是整车投1块钱，零部件要投5块钱，而我们可能正是在倒过来。这是因为没有彻底的体制改革啊。”
“那时候我也清楚，不是为了国产化而国产化，而是要参与国际分工，不是说国产化又高又好，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概念，我认为还是又好又高，不是因为国产化拼命搞自我保护，而是把汽车推向全球化，实行自由贸易。”陈光祖认为，实行自由贸易，对零部件国产化是一种巨大的促进，而国际上并没有谁规定国产花程度，而是靠竞争，靠产品性价比。“但是我们规定的60％还是正确的，我建议，我们制定国产化政策，安排国产化规划，重点要放在轿车上，把国产化先导配套集齐，把一些非常重要的重点搞起来，带动整个国产化步骤。”
然而，令陈光祖遗憾的是，至今，中国汽车零部件并没有受到和整车一样的待遇。“我们现在国产化是为了国内销售，并没有考虑到我的车大量出口。”
“到了现在零部件的问题还是这样，我已经呼吁了30年了，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整车搞好有名有利，各地都很重视，可以得到政绩，而零部件你搞好谁看得到？人家去参观也不看零部件，看也看不懂，所以没人真正重视。”
建议“国家控股制”
1987年3月16日，陈光祖发表在《中国汽车报》社论位置的《汽车工业企业应当试行国家控股制》一文，谈到关于企业所有制的问题，引起轩然大波。
陈光祖给记者谈起此事的背景。改革开放后，国家投了很多钱，但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扶持的零部件企业虽然既得到了投入，又引进了技术，但是发挥作用并不大，而一些民营企业倒发展起来了，很火，他觉得根本问题在体制上，民营企业应该大量进来。
“我觉得政府不要管得太多，国家引导它，省出很多钱，放到重点上面，能让更多社会游资、民营资本进来共同组织。企业所有制只有改革成功了，才能真正解决企业的利益责任、激励动力问题。”
“我当时提出的是一种混合经济，可以有国家的，也可以有私人和集体的，是一种混合制的经济，我认为这个想法可以在汽车行业做试点，但我还是挨批了，也牵连到其他人。”
陈光祖给记者这样解释他当时提倡的“国家控股制”：国家控股是什么？也叫国家参股制，这种形式在欧洲的德国、法国比较适用。
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办法：一是利用国有化的办法，把公司收为股份公司，这个主要在大的公司；二个是国家直接和私营企业结合，现在这个比较普遍，即国家出资承办新企业；第三，国家股份公司往往是混股公司，一个中央政府一个地方政府，职工及引进的外资都可以拥有股份，这种形式能较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包括劳资关系。
还可加强与国家的关系，对实行民主管理有好处；第四，公司施行经理负责制，经理由董事会监事会任命或罢免。经理既要对董事会监事会负责又要对职工负责。
基于此理论，陈光祖建议汽车工业应该根据企业所有制改革趋势，组建一批大中企业施行有限责任股份公司，为了使汽车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建议把汽车产业作为国家控股试点产业，建立国家控股公司。作为一个企业不一定由国家直接控制，仍然要严格执行政企分离，企业完全可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陈光祖笑言：“当时我在写这些报告时，把民营写成私人，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写了，我自己认为是对的。”
事实上，这样的改革现在还得深入进行下去，当然许多地方也还需要国家支持。
改革开放的收获
谈及改革开放对中国汽车的影响，陈光祖认为，自1978年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汽车发展最为强劲的30年，1978年到1990年，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打基础，为腾飞做准备，包括引进技术、谈合资，一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我们成为国际汽车产业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我觉得30年最大的收获，一是成为汽车大国，奠定了走向强国的基础；二是自主品牌有突破性的进展，整个自主汽车占到整体 60%，轿车占到整体27%，竞争力基本格局是三分天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要在这个格局下研究、考虑下一步怎么发展；三是新能源汽车有很大发展。”
陈光祖给记者分析认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国汽车工业不可能有今天。
现在老百姓关心的3件大事，一件事就是汽车，家庭怎么能够享受到一种自由，就是靠汽车，还有两件事就是房子和股票，这3件事当中，应该说汽车是惟一一个搞得最稳定，质量不断提高，制度不断健全，品牌不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结构调整不断改善。中国有可能用不了20年，2020年以前就能成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国家。
“但是我们这30年，我就讲个3个邓小平的道理，一是发展是硬道理，二是摸着石头过河，三是不要争论重在实践。少说多干，不要去争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行还是不行，不要争论，干你的嘛，干出来了就是世界第一。”
“加入WTO之后，中国汽车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大家说过去小看中国了，这是很重要的收获。不止中国汽车业在发展，还走出去办工厂，中国出去还能够为世界汽车做点贡献，汽车作为支柱产业为国家基础建设出力，这几年下来我估计产值达到五六万亿，它拉动了整个经济啊！”
我们需要切实地创新
但是，在为中国汽车进步欣喜之余，必须认识到我们的不足。陈光祖认为，改革开放30年整体水平是上去了，又有数字又有实绩，但一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产生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作为支柱产业，汽车产业总的来说要成为创新型。不要搞什么百强，5个亿10个亿才是评什么百强。你是不是创新型企业？我1000万但我是创新型企业，也一样。技术壁垒啊，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市场势力范围就是我的。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建立几个阵地，一样，这叫市场势力范围。我这个范围就是我的。“
“外国烤鸭始终不如中国烤鸭，但烤鸭做不了几百个亿；可口可乐有什么名堂？不过就是要营养没营养，味道又是怪怪的，但是品牌第一。我们需要的是创新型企业、人才，需要技术、产品、营销创新。”
陈光祖认为，如果我们自主品牌不能及时创新，我们是很危险的。陈老告诉记者，国际汽车发展太快，国家并没有很大力量去支持自主品牌，而且自主品牌本身还有很多问题。
“我去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都看过，人家的生产完全自动化，都是特发达的顶尖的工厂，去美国看到人家400多个工厂，全用网络控制，生产是个性化定制，宝马两个礼拜交货，要是没有先进的生产系统，能做到吗？”
陈光祖告诉记者，虽然这对中国企业来讲，可能是10年后的事，但是如果现在不做好准备，那就完了。
“我觉得国家对汽车行业扶持力度不大，还是太小。韩国搞汽车，钱哪里来？技术哪里来？国家应该对共性技术进行大量投入，尖端、耗资巨大的国家可以做出来，企业去做能做出来吗？” 为此，陈光祖特意提到，要把微观创新提到宏观创新来认识，“我们在宏观汽车领域要忍受3个时间差，最多30年。”
或许，再过30年之后，陈光祖对中国汽车产业寄予的厚望能够具体实现，而中国汽车产业也应该从老一辈汽车人的建议中得到更多启示。
（作者/裴达军）【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