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雷事件” 让我们有理由清醒与反思：在中国汽车工业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的“速度时代”里，我们究竟有多少浮躁还在蔓延？一个陈旧的体制、谁都不能否认的人性弱点，再加之一片大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催生出来的就是一种非常态的行业繁荣以及不知道还有多少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蒋雷事件”。
除了一封辞职信，蒋雷留下的更多的是猜测——人们对于其神秘离境原因的猜测。至今，作为蒋雷在离境前分别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对此三缄其口；而作为中汽协的代管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答复是：对于蒋雷离境事件我们目前还未有正式对外说法。
“蒋雷事件”的引人瞩目关键在于其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中领导身份，事件传出之时正值上海车展期间，而上海车展的三个主办方中正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另一个主办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的主管方也是贸促会。当时间、地点、人物都“恰如其分”的时候，“故事”也就顺其自然地发生了。
事实上，“蒋雷事件”绝非偶然或者突发事件，早有人指出交替举办的上海/北京车展和一年一度的广州车展正在日益成为这些所谓的行业协会大肆敛财的绝好时机，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审批权换取了企业腰包中的大把钞票。
“一个跟过道一样大小的展位，他们竟然要出了天价。”一位汽车企业的老总对《汽车人》说。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次这样的车展办下来，主办方最少能有700800万美元的纯利润。
与行业协会疯狂敛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协会作为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所应有的非盈利性和对行业的服务性的特点。
从当初为了更好地服务中国汽车业，为了帮助中国汽车工业顺利转型而成立的行业协会，到如今正在成为阻碍中国汽车工业健康发展及某些“半官半商”人士敛财的平台，这正折射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尚不合拍，使一个本来具有过渡意义的组织机构逐渐在金钱和权力面前扭曲、变形。蒋雷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而已。
汽车协会演变史
目前，中国汽车业中最大的行业协会当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其前身是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
中国汽车行业协会的演变过程其实就是我国汽车工业管理体制的变化过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汽车工业的管理体制是单一计划经济的按国民经济产业分工建立起来的政府职能管理——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工业管理局（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六局），对国家投资、地方投资的汽车和汽车轴承两大类制造企业进行直属管理（涵盖供、产、销、人、财、物的六个业务范围）。
1964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委托薄一波牵头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国家经委批复一机部《关于试办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托拉斯）》实施方案，但在“文革”期间被叫停。
1980年，中汽公司建立。当时国务院给它的定位是：不同于纯粹的行政管理，也不同于政府机构。中汽公司当时就是亦政亦企的 “汽车工业部”，它把全国大汽车企业一网打尽，包括一汽、二汽、重汽、南汽等，还参与和外商的合资，拥有上海大众10%的股份；此外，中汽公司大量收编地方汽车企业。
时任副总理的薄一波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中汽公司的成立，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用经济组织替代行政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重大突破。”
1984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国家计委、经委、体改委和机械工业部发布《关于汽车工业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中汽公司把企业自主经营的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并提出中汽公司的主要职能是：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做好统筹规划、综合平衡、开发经营、监督服务、组织协调工作，逐步办成企业性的联合开发服务公司，要“虚”一点，不要搞“实”。
实际上，中汽公司的身份已经变成了行业协会。时任中汽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在公司成立记者会上宣读了公司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深入调查研究，为企业服务”。
1987年，中汽公司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1990年汽车工业联合会又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同时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也宣告成立。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实行理事会制，下设26个分支机构，常设机构秘书处下设10个部门，有会员单位1440家。会员单位包括汽车企业、摩托车企业、汽车零部件企业、汽车流通企业以及汽车科研单位和省市汽车协会。
协会主要业务职能有：调查研究汽车行业发展情况；向政府部门反映汽车行业和企业的意见和要求；制定并监督执行行规行约，维护公平竞争；反映会员要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技术经济交流活动；组织举办行业的大型国内与国际汽车展览（销）会，为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提供服务等。
从机电部到机械部再到机械局，汽车业的主管机关由大变小。
2001年，国务院进行体制改革，国家机械局被撤销，原有职能划入国家经贸委，而在经贸委撤销后，汽车管理职能进一步分散：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公安部、国资委等部委对汽车企业和市场进行分工管理。
日渐畸形
正是由于主管部门的分散，导致了对其行业协会监管无法具象化和集中化，一种与生俱来的监管漏洞为日后成为行业协会充当政府角色，在企业面前大摇大摆、狐假虎威提供了制度保障。
业界人士贾新光认为，协会是由厂商组成，专门为厂商服务，不应当再从厂商身上赚钱。之所以能够谋到利益，是因为他们占有行业组织资源，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他们与各政府部门有扯不断的联系。
在记者对行业机构进行梳理时发现，我国自从政府机构开始调整之后，汽车行业协会的现实作用已经大大背离了协会的正常发展道路，有人总结了汽车行业协会的两大弊端：一是成了养人的机构，二是充当“二政府”的角色，成为政府部门继续向企业伸手捞钱的载体。
一位企业人士对记者说：“行业协会通常总是要挂靠在主管的政府部门之下，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往往还要兼任行业协会领导。与此同时，行业协会成为了退休领导以及政府分流人员的重要去处。在此情形下，行业协会通常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与主管部门瓜葛颇多。”
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主体为了表达自身的愿望与要求，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而组成的行业自律性、非盈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具有协调市场各行业主体的合法利益、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功能，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84年7月21日，一汽的党委书记徐元存、厂长黄兆銮等四位领导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对中汽公司的体制问题提出批评，认为应该给企业独立自主经营权，不能把企业尤其是像一汽这样的特大型企业当成国家的一个车间而不给任何自主发展权。
1987年，中汽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为企业服务是其主要职能。
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以及日后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是一种非市场化的行业协会组织机构，但是在调整和改革过程中，中国汽车业独特的行政审批权和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相悖，导致了行业协会成为了一种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监管真空地带。即政府既需要他们代为行使一些行政职能，同时企业又将其误读为政府代言人，汽车行业协会的生存形态日渐畸形。
“二政府”本色
按照市场经济的理论，行业协会的产生应当是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只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只有企业和政府真正需要行业协会的时候，才能使行业协会真正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在中国，行业协会的出现，不是像一些西方国家行业协会那样为的是满足企业的需要，而是满足政府需要。
这也是其被称为“二政府”的深层次背景。
正因如此，汽车行业协会服务的第一对象不是企业，也不完全是日渐放权、逐步趋于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更多的是行业协会本身。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为例，下属机构有26个，会员单位更是成百上千。各种名称的子行业协会每年要从行业企业中收取大量的会员费，从零配件到整车生产再到销售环节，甚至到后市场阶段，都要有行业协会的大力参与，表现出来就是各种认证和许可证的发放。
有专家指出，行业协会展开一些活动，可能也会涉及到赢利部分。但这种赢利，一方面不能与企业争利，另一方面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直接参与利润分红活动，它的工作仅仅是提供服务，维护企业的更大利益。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对行业协会“二政府”最形象最直观的描述。
现行的政策法规赋予了行业协会业务主管部门几乎无限的权力，造成了“政会不分”的现象。
有专家指出，政府与行业协会应该是两个具有独立法人的主体，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伙伴关系，既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指导与被指导、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授权—合作”关系。但在现阶段，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理性的分权基础上。
“挂靠”是中国汽车行业协会最大的特点，这样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既无助于行业协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我国的行业协会要“挂靠”在某个政府部门，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法律和体制原因。
目前我国对社会团体实行业务主管机关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行业协会作为社会团体的一种，业务主管单位就是行业协会必须“挂靠”的部门。我国的行业协会大多数是在政府机构改革时，由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翻牌”形成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牵头设立的。
蒋雷曾经在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任副处长、处长，而后任机械工业部汽车司副司长。
从中国汽车工业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至今，中汽协每一次领导的调整都会从上一批领导中进行遴选。
不少曾任政府官员的协会负责人还是喜欢被称为“局长”、“部长”，不喜欢被称为“会长”。
专家指出，这种“挂靠情结”的背后，更有利益的驱动。
目前，大部分行业协会部分经费还需政府拨款解决，协会开展活动挣钱“养家糊口”也需“仰仗”政府的行政权力。
协会的价值迷失
“二政府”的特质使汽车行业协会对重在管理还是重在服务区别不开。由于和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汽车行业协会偏重于为政府服务，和政府部门的关系过于密切，甚至变相成为政府部门的一个内设机构，一个处室就是一个协会，两块牌子需要用哪个就用哪个。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与中汽协就在同一幢楼里办公，并且处在同一楼层。据悉，在蒋雷之前，汽车分会会长都是贸促会的人。
正是由于上级领导的一句话“蒋的能力适合这两个部门的工作”，将蒋雷推到了这两个协会领导人的位置之上，而两个协会也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单位的两个部门了，利益上的紧密性也随之加强。
在我国现阶段，行业协会依附于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实际上是政府行政职能部门的延伸。政府和行业协会的关系有很大成分是定位在“隶属”而不是“指导、合作”的关系上。
政府与行业协会的 “隶属”关系，在根本上阻碍了我国行业协会的发展。
首先，行业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根据行业发展的要求，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双向服务，维护企业利益，反映企业呼声，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这是行业协会与政府关系的原则界定。但是，协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并不是代行政府的职能，政府与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有着本质的不同，而这又是现在行业协会所认识不清的主要问题之一。
其次，是“自上而下”依靠行政手段组建行业协会，违背了行业协会“自下而上”自发形成、自发建立的原则，扼杀了其民主性和民间性。
再次，由于市场经济初期，行业协会的成长和发展还不成熟，其职能和作用不知道怎样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依靠政府，借用政府的管理职能去行使协会有限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政会不分”的高度集权的僵化体制，并一直延续至今。
中汽协及其下属机构集“官、民、商”三位于一身，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内部各部门机构的扩张冲动与有关法律政策、行政监督、财政管理等方面的矛盾和漏洞，也在步步增多。
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中汽协这种“半官半民”、“亦政亦商”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
一方面，中汽协下属机构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基本上都是市场化的社会中介服务活动。但是由于对中国汽车业组织资源的垄断，中汽协下属一些机构和企业的效益至今一直非常可观。“官办”与“政管”成了行业协会生成与运营的主流。这其实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
行政权力的触角在行业中过于发达，影响了行业协会社会价值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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