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洛·马基雅维利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群星中最璀璨的一颗，但绝对是最具争议的一位，这一切都源于他1513年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作者甚至差点为此丢掉性命，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500年间，爱者奉为圭臬，视其为“近代政治学之父”、“管理行为指南”；恨者视若敝屣，称其为“邪恶圣经”、“暴君导师”、“独裁者手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政治家、学者、管理者和愤世嫉俗者案头的必备之书，无疑这是一本充满了魅力的经典，这就是《君主论》。

　　马基雅维利生于分崩离析的意大利，从政于风雨飘摇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失意于重掌江山的美第奇家族；他履任高官，出使法、德及意大利其他各邦，常伴红衣主教左右，丰富的政治经历让他有机会目睹了祖国外受法国、西班牙等强邻欺凌，内部各个城市同盟及教皇国之间的尔虞我诈。在兵戈扰攘不休中，他对意大利的四分五裂有着切肤之痛，渴望政治上的统一，而把这项希望寄托在有能力的君主身上。为此，马基雅维利创作了《君主论》，以期作为一众君主的行为指南。在遍尝宦海沉浮、看尽世态炎凉，认真研读了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撤路斯特、塔西陀、普鲁塔克、布鲁尼等古典时期先哲前贤的名作之后，作者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人类的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和动机均可以归结为“自利”，“关于人类，一般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利益的”。进而，提出了“强权即真理”的主张，公然主张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同时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可以蔑信弃义，不择手段。

　　他甚至明目张胆地说：君主治国不能仅仅依靠仁爱，与其受人爱戴，不如使人畏惧；君主应当具有两种兽的特性，“凶猛如狮，狡猾如狐。像狮子，让狼感到恐惧；像狐狸，以便避免落入陷阱”。将政治斗争与谋略技巧在心智上做了诚实并饱含深意的思考。其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马基雅维利成为第一个把道德从政治中清洗出来的政治理论家，认为政治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欺骗领域，只要为了目的的实现，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后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就成为背信弃义、一味玩弄权术的卑劣行径的代名词。

　　但《君主论》的初衷，绝对不是鼓动政治家们一味迷信权谋，而是为了把1500年来意大利的政体、政治、外交活动等历史图景准确地描绘出来，而当时,全意大利正是试验各种政体的一个政治实验室。他的目的是为了意大利的统一和繁荣，以史事论证实现意大利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政治可能性和可行性。诚如詹姆斯·马金托喜爵士所说，“《君主论》既不是一篇说教或讽刺，也不是一篇颂词。它是一篇大胆的，甚至是残酷的对国家权力效能的分析”。因此，《君主论》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特、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但马基雅维利绝不是他在《君主论》里表达的那些思想的首创者，也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辩护人。他只是把那个时代流行的、尚未成形的政治哲学明确化、系统化而己。

　　流传已近5个世纪的《君主论》，意义早已远远超出了“恶棍手册”的范围，它给后人带来的困惑，也大大超出了它所试图解决的问题。用德国史学家梅内克的话说，“自有《君主论》以来，西方政治学便挨了致命一刀，其创口或许是永难愈合的”。我们观察这个“创口”的范围，可以说它涵盖种种非常棘手的问题，而在马基雅维里之前，至少在基督教普世性价值体系的规范层面，这些问题是不存在的。本书的意义在于，自它问世之后，人们便开始了政治是否只能作为一项“惩恶扬善的事业”的自我责问，在实践中，目的和手段是否能够统一。

　　厚黑学也罢，政治学也好，也许游戏没有规则，但道德总有底线。不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手段与良心，这不是一个问题。

【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