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学成为显学，但是又有几人潜心学术？经济学炙手可热，但是又有几人高屋建瓴？近百年来，中国人不断地在“以西为体”还是“以西为用”之间徘徊，但往往矫枉过正，整日忙于以各种名目的搞经济、搞文化，却往往忽略了身边五千年历史积淀下的经验和思考。南怀瑾老先生用自己90年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地为我们讲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金融、企管的智慧。
南怀瑾是一位被国内外广泛认同国学大师，但他更愿意将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自称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老先生秉承传统中国文人“述而不作”的精神，其著作多以演讲整理为主，内容往往将儒、释、道等思想进行比对，别具一格，鲜有晦涩专著。《漫谈中国文化》也不例外，这本书是根据近3年南师在“太湖大讲堂”的演讲记录整理而成。由于是演讲，书中更多地采用口语化，读来轻松愉悦，仿佛和智者促膝长谈，看似“漫谈”，其实还是主线暗藏。
其中，对“经济”的理解是国人最大的误区。该词于上世纪初从日本汉字舶来，但日本早已弃之不用，称之为“产经”（大约可理解为产业经营）。其实将Economy翻译为中文，应该是与“货殖”或“食货”相对应。这样，在我们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对于所谓“经济”的思考就有所依傍了。
在南师看来，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使我们的学科无法像西方一样泾渭分明，因此，阅读中国历史必须反复“咀嚼”，才能其义自见，历史并不能向我们直接提供问题的答案，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现在的所谓新经济思想，都是古人说过的”——中国是历史与历史典籍保存最完整的国家，很多朝代的财政记录都有，拿来研究，即可通古今。中国的历史财政记录并不仅仅是记录，更重要的是“鉴”的作用，中国所有文史都这样，包括经济、科技，都务求给人一个“史鉴”或“药鉴”的作用。只是现在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守着自己的文化宝库，却把钥匙丢掉了。出国考察并不是东西方相互借鉴的捷径，对双方都无非是表面文章。南师用自己的经历就告诉我们，“考察无用，人家给你看的都是表面的”，他通过在几个国家、地方的银行的实践已经大半明白了各国银行利弊。
按照《史记·货殖列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其争”的标准，南师认为中国的经济还远未成型，甚至还处在一个最低端的形态，只是我们在管理国家或运营公司的时候，无法做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学最重要的是对管理者思想、情绪的管理，个人管理、自我管理才是最重要的管理。 而现在的管理者所缺乏的正是对自己“责任心”的管理——在中国文化中，“经济”除了“数字化”的表面意义，更有“经纶天下，济世救人”的人文关怀，没有“经纶济世”思想，就不能称其为企业家。所以，南老说中国没有企业家。不仅如此，中国甚至现在还没有企业。在南师的眼中，一家公司对国家社会至少要有50年、百年以上的贡献才能称为“企业”，实现了“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才能将他们的成就称为“事业”。至于如何获得企业家的精神，以成就真正的事业，南师用自己特有的方法启发读者到国学经典中去探索。
这样，南怀瑾先生结合自己多年的人生阅历，讲述了银行业的发展；通过《史记》的研读看到了为商之道；从“经济”入手，阐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在新旧文化的比较下，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反思；最后从大处着手，告诉读者如何把握所谓“国学”，并开具了一份有趣的书目，说明国学对实践并没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而只有在广泛的阅读和深入的研究之后，融会贯通，才能发挥出其“无用之学”的功用，表明了自己对如今“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的中国企业、金融和传统文化生存状态的见解和意见。
《漫谈中国文化》让我们不仅看到一个知识渊博、深悉中国文化的学者，更看到了一个说话像道家、思想像佛家、行动像儒家的智慧老人，入得世俗，出得世外，在“只买票不进场”的游刃有余之间对国民党与共产党、大陆与台湾进行了一番嬉笑怒骂。语言诙谐，内容却发人深思，只有潜心学术、经历过社会变迁，才会有这样的洒脱和大气，看不出一点的矫揉造作。老先生以耄耋之年的智慧，跨世纪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经济的水乳交融。一贯的南氏风格，一贯的受益匪浅，济世之怀，至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