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年逾七旬的林钢见到已经退下来的陆吉安说，你是桑塔纳国产化的大功臣啊！
陆吉安仰头朗声一笑，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谦恭道，不敢当，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这是两位上了年纪的人，又是久违不见的老朋友，握手言欢，格外亲切，聊起汽车激情满怀，无话不说。
这是1999年秋天，林钢来上海采访上海通用见到陆吉安时的情景。当时我作为陪同，亲眼见到一位《人民日报》的老记者相拥陆时的情不自禁。若干年后，在中国汽车50年、改革开放30年等纪念和评选活动中，人们都没有忘记这位“国产化的功臣”，印证了林钢的由衷之感。
林钢，《人民日报》著名记者，是深入报道上海大众建设最早的高级记者。他用长达10年的时间对上海大众创业初期桑塔纳国产化过程做了跟踪报道。20多年过去了，他写的《高起点，丝毫不能动摇——桑塔纳国产化纪事》、《领先一步》、《上海大众驶上快车道》等报道，现在看来都具有历史的文献价值。
这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老记者，德高望重，是在离休之后只身来上海，住在原汽托公司大楼地下室进行采访。上至中汽公司、上海市政府，下至国产化办公室、零部件企业；从市长到普通工人，以及各级干部，他都做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对于这一点，陆吉安说，当时像林钢这样的老同志沉下去采访的不多。他见证了桑塔纳的艰难与成功。
十年弹指一挥间。2009年2月19日，《南方周末》刊登了林钢为他的同事刘衡送别时写的一段话，令人感动。“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我们这些‘惊弓之鸟’成了侏儒式的人物，刘衡讲真话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是想学而学不到。”于是我想到近日要采访陆吉安，他也对我说过，要讲真话。后来，我带上这份报纸采访陆吉安时，他又说，讲真话也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林钢、陆吉安，这两位讲真话办实事的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们对待工作的真诚与激情。正如萧乾对林钢的评价“生命始于离休”、业界对陆吉安的评价“临危受命的实干家”。
答应接受采访的陆吉安直言道：“有关国产化的事，我早就在我的文章中讲过了，再谈也没有什么新意了。”想婉拒。但我说：“文章与采访还是有区别的。”“那好，我们就找个时间详谈吧。”后又叮嘱道，你问我答，我也不做准备了。爽快的答应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几年不见，陆吉安明显苍老了。稀疏的白发并没有改变他豪爽的性格，说话的中气还是很足，看问题依然尖锐，不留情面，谈话风格有棱有角，只是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人有些模糊，看报纸要拿出放大镜才行。走起路来还是精神抖擞。我注意到，他衣着朴素，质地讲究，随意却不马虎，对品质有要求。交谈时，思路敏捷，话锋犀利，没有废话，直奔主题。这样的采访犹如思想的盛宴。
采访陆吉安，很自然地与我采访过的卡洛斯、瓦格纳、哈恩、张富士夫、耿昭杰等汽车人物联系起来，渐成一种记忆，一尊历史的蜡像……
在采访之前，陆吉安说，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经历。他脱去一件米黄色的棉夹克，穿着一件紫红色手工编织的粗毛衣。
“我长期从事援外工作。”陆吉安说，我没来上汽之前，在纺织行业干了30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决定，将上海的纺织局和外贸局进行工贸联合试点，成立了手帕进出口公司，把我从也门召回出任副总经理。没干多久，在一次纺织局系统处级干部的民主测评中，我被选拔到市里出任上海市经委副主任，负责全市的生产、水、电、煤和GDP工作。对于这一官衔，陆吉安说，我是没想到。后来测评统计，他得分最高，成为经测评出来的局级干部。这在当时是一件新鲜事。而事前他全然不知情。
这样的叙述，对陆来说还是第一次。他很平静，像似在介绍别人。他对我说，以前我没对任何人说过，因为你要采访我，提供这样的背景就是想说，我来上汽之前对汽车业一点都不了解，完全是个门外汉。
陆吉安是学纺织专业出身。长期在一线工作，有技术专长和管理经验。他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搞援建项目。所以，在与老外接触和打交道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陆吉安对此不谦虚地说，当时国内很少有人出国，我是长期出国在外，看得多，见识就多，知道得也多。别人就没有这个机会，以至于到上汽之后，还是没有人比我见的世面多。他总结说，这对我后来与汽车界的老外打交道帮助不少。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有几大项目要同时上马。市里决定，由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各分管一个项目，最后由市长统一协调。”陆吉安说，当时市经委分到3个项目（汽车、化工、飞机），决定由我负责汽车。这就是桑塔纳国产化。
“这是个烫山芋。”
陆吉安说，这是个令人畏惧和棘手的项目。市里发现此项目批下来后，要干的事太多了，之前都没有想到，也没碰到过。虽说上海大众建设是作为技改项目批的，实际上是重新建设。当时汽车行业基础薄弱、没钱没技术，又缺外汇，外国人难以想像在这里会生产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轿车。水、电、煤、路、厂房、设备都不到位，外方埋怨，中方无力协调。问题反映到市里，成了头痛的大难题。
“谁也没想到上海大众签约之后会碰到这么多的难题。”
市里有关负责人说，除了最头痛的桑塔纳国产化问题之外，还有基础设施和大众的建设问题。对于这样的状态，当时德国《明镜》杂志报道说：“上海大众好像是被扔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国内几乎没有任何配件厂。”最后断言：“即使成功的史篇，也是失败的研究报告。”
陆吉安说，这是真的。正如德国人所说，面对桑塔纳一切为零。问题是，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光靠一个汽拖公司（上汽的前身）所能解决，毕竟能力有限，需要市里牵头协调。外方的埋怨和不耐烦，甚至影响到合资项目能否继续下去。
对于上海大众起步的艰难，马丁·波斯特（原上海大众首任副总经理）回忆说——
我坐着出租车从上海市区出发，前往其西北部30公里之外的安亭，嘉定县一个所谓的工业区中的一座村庄。由于路上的自行车、水牛加上本身的路况，车快不了，我们在路上就花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在路边，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在稻田里劳作。我们的车也顺带给农民们特意铺晒在路上的稻子脱粒。尽管我早已预感到，中国人急需实现生产的现代化，但第一眼看到某一天会成为上海大众的那块地方，这种隐约的预感变成了痛苦的事实：大量的金属废料散乱地堆放在厂区的地面上，那些房屋，与我想像中的生产厂房，风马牛不相及。
窗户漏风。那条满是沙土、未经夯实的道路从厂区中央穿过。室内不仅与室外同样潮湿，而且还同样阴冷,没有暖气。我觉得，这一切似乎被如此荒废，可以说到了拆毁的境地。这根本无法想像，某日如何从这样衰败的厂房，生产出哪怕只有那么一辆我们可以勉强认可的轿车。
由此，波斯特得出结论：“谁要想在这里同中国人合作，那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他诘问道，狼堡对那份合资合同将做如何考虑？
现实的严酷不但给这位未来上任的外方经理来了个下马威，还在提示他，一切都超出了作为他主管的范围。陆吉安说，波斯特的忧虑同样在市里不少人的脑子里不停地出现。高层的担忧不比波斯特甚至狼堡少，而来自北京和各方面的压力像滚雪球似地袭来。“我心里很清楚，全国上下都关心这个项目。市里已经下决心，宁可其他项目可以放掉，桑车项目也一定要保牢。”
此时的陆吉安已经没有退路，尽管对汽车一窍不通，但深感责任重大。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汽车上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汽车搞上去。
毋庸置疑，处在百废待兴的上海，急需“火车头”产业的带动，而上海选择汽车是作为“搞活上海”的突破口，一种很有超前意识的战略抉择。如果了解桑车谈判的整个过程就不难发现，尽管这是一个地方项目，实际上是国家项目。从动意到立项，以及具体实施，始终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主管及相关部门给予了全力支持。时任机械部副部长的饶斌在向国务院建议把“组装轿车生产线”的项目放在上海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国的轿车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上海也意识到，这将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于是，陆吉安雷厉风行，一刻都不敢耽搁，下基层，跑安亭，深入一线搞调研，星期天骑着自行车深入工厂，花了3个月的时间基本摸清楚了上海汽车行业的概况。时间久了，陆吉安对汽车行业产生了兴趣和感情。1987年年初，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奉国务院指派带着一批由北京各部委组成的专家组来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进展情况。在一次朱主持的汇报会上，陆吉安在不断地为汇报人员做补充和解释，引起了朱的注意。他问：“你怎么比汽车公司的人都还清楚情况？”陆回答说，我也刚开始熟悉。
在很短的时间里，作为上海市经委的副主任，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陆吉安已经把上海汽车业的家底盘点了一下，大致有了一个概念。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此时他已经意识到，桑塔纳国产化仅依靠行业的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集中全市的力量乃至全国的力量来打一场“人民战争”。
1987年春天，全国对外经济合作会议在天津召开。在会议报到时，陆吉安遇到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上海大众代表方宏。作为市领导，陆有一个习惯，就是随时随地要了解情况。见到方宏很自然地就聊到了上海大众的建设情况。
“我发现方宏是个难得人才。”
陆吉安回忆说，在他的邀请下，趁会议报到的间隙，他俩来到宾馆外的花园里散步。此时的陆已经对汽车着迷了。他说，方宏是桑车谈判的参与者，对中德双方情况熟悉。交大毕业，精通外语，长期在汽拖所工作，年纪又轻。
这是陆与方邂逅的第一次接触。一个是市经委副主任，一个是上海大众技术干部（时任上海大众董事会秘书）。因汽车结缘，交谈甚欢。方给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干汽车最缺的是人才。”
陆吉安在对原汽托公司和上海大众考察中，常听到人才匮乏的告急声，人事部向市里要人，市里向北京要人。他一直在纳闷，难道上海就真的没有人才了么？
如果说此次天津会议对陆吉安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上海土著的汽车人才的话（方宏后来被提拔为上海大众第三任总经理），那么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次天津之行也是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在中国轿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晚上开预备会议时，麦克风在叫：“上海的陆吉安请注意，朱镕基有事找你。”闻讯后陆找到朱。朱镕基说，跟我走，我请你吃饭。陆吉安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回事？朱说，有重要事对你说。
在饭桌上，朱镕基对陆说：“我已给你买好今晚回上海的机票,车已经在门口等着,吃好饭就走。到上海会有车来接你。”
陆吉安生平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他领教过朱的严厉和果断的办事风格。此次既请客吃饭，又是买机票叫我回去，就是不说事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陆吉安的脑子里立刻闪现了前不久陪同朱镕基在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进展时的不少细节。在长达十几天的陪同中，朱向陆提出了不少的问题和质疑，陆从分管领导的角度予以回答，同时也介绍了上海底子薄、基础差、技术和管理落后等实际情况。从行业到企业，从全市到宏观，实事求是，但又不乏思考和想法。
对于陆吉安踏实的工作作风和对汽车行业的熟悉程度，在简短的十几天接触中朱镕基心里明白了。同时他对上海如何抓桑塔纳国产化也理出了头绪。
陆记得，有一次朱征求陆的意见，想从市里抽出干部加强原汽托公司的领导力量，以便协调企业与市里的关系，有利于桑车国产化的推进。
朱镕基在没来上海之前，北京对上海桑塔纳干了两年国产化始终上不去、进展缓慢有意见，甚至抱怨。全国上下瞩目，舆论一度倾斜，“责之者众，褒扬的少”。当时北京吉普（切诺基）天津“大发”的国产化都上得很快，故有人提出，根据国情是否降低标准，加快桑车国产化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派朱镕基来上海调查桑塔纳国产化问题。在实际调查中，朱镕基看到上海干得很苦，当时遇到的困难超乎想像，但上海坚持德国标准，表示矛盾不上交，先易后难，分批实施，认为欲速则不达。也就是在这次调查中朱提出了“国产化不许瓜菜代”的名言，统一了思想，重申了国产化要货真价实的理念。后来，人们称这是把桑车国产搞上去不可或缺的重要“灵魂”。朱镕基来上海工作后，把这一理念深化到全市，提到了“质量是上海的生命”的高度来推进上海的经济建设。
“实际上这是有关国产化的一场争论。”有人说，当时北京与上海有不同的认识，至少有“两种模式和两种内容”。即以天津“大发”为代表的模式，通过引进技术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个台阶；而桑塔纳国产化的模式则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国产化。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中方说了算，后者则是外方说了算。焦点就是按什么样的标准生产汽车。现在看来已然成为历史，这是个纯技术问题。但在当时则会拉扯到政治上，掀起过不小的波澜。如“中国人在合资企业中没有自主权”、“大权旁落”、“丧权辱国”等。
这种干扰曾使桑车国产化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正如已故的桑塔纳国产化办公室副主任许春林所说：“没有质量，就没有国产化。如果不要这个西德标准，何必要引进？我们不是早就有上海牌了吗？”
……
在回上海的飞机上，陆吉安一直在回想着有关汽车的事。他敏感地意识到，朱镕基是抓国产化的国家经委副主任，自己又是在上海分管桑车国产化，上下对口，此次市里急召我回去莫非与此有关？
飞机落地，一辆市里的专车已经停在了悬梯傍。陆吉安上了车就被送到康办（上海市委康平路办公地），见黄菊、赵定玉、郁品芳等市委市府领导已经等着。见大家表情严肃，陆说先去洗手间方便一下。此时赵定玉跟进，在洗手间对陆说：“老陆，你是否同意弃官从商，到汽车公司担任总经理？”
弃官下海，重操实业。
陆吉安觉得很意外，但他明白这是市里的重大决定，酝酿已久。不仅上海在考虑，北京也在关心。于是，他当即表示同意。尽管此时来得有些突然，但还是觉得荣幸。这是市里的信任和嘱托，临危受命，肩负期望。
此时，会议室里气氛开始缓和，传出了一片笑声。由此，上汽历史进入了陆吉安时代。
1987年7月，陆吉安带着向市里立下3年完成桑塔纳国化的军令状走马上任。完不成引咎辞职，“弃官卖厂”。
“当时你接手的时候，上汽是个怎样的情景？”
“家底很薄，技术落后。下属企业都是为上海牌轿车和拖拉机配套的弄堂小厂，有不少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作坊式工厂。”
陆吉安说，由于长期得不到技术改造和资金投入，尽管当时上海的零部件行业在全国还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按照桑塔纳的要求，没有一家能够配得上。德国人看到这个现状之后说是“一切为零”。当时我听了很不舒服，但这是事实。国产化干了两年，才达到2.7%，如此速度，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国家的要求？实现不了国产化，上海大众就要关门！
“当时上海大众的建设又是怎样？”
“是在原上海汽车厂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陆吉安回忆，当时安亭的交通很糟糕，从市区到安亭单程要超过两个小时，连打电话到上海大众都很困难。发传真到德国还要跑到市里来发。
此时的上汽就像捆绑的舢板被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面对桑塔纳才知道什么叫落后，什么叫差距。参加首批桑塔纳组装的原上海汽车厂的工人回忆说，看到桑塔纳的车身从包装箱打开时，我们都惊呆了，“这简直就是工艺品”，按图纸拼装即可，而我们则要靠榔头敲，图纸只是参考。桑塔纳起步停车，加速，超车，轻巧灵活，而上海牌轿车笨重，“木嗒嗒”，废油，噪声大，超车速度跟不上。
“落后30年！”陆吉安说，桑塔纳给出了我们与国外差距的定量概念。显然，原有的配套体系被无情地否定，要推倒从来，必须建立符合德国标准的零部件体系才行。否则，别无选择。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3年当中缩小与国外30年的差距。
“桑塔纳工作是我们上汽的第一任务，这个工作搞不上去，其他工作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因为“0”乘任何数字其答案均为“0”。
这是陆吉安在上汽亮相的第一个动作。他用“0”的概念告诉大家国产化对于上汽意味着什么。同时他还带着市里给他的尚方宝剑，作为过渡，暂未免去市经委副主任一职，除兼任上海大众董事长外，还兼任了上海轿车国产化协调办公室主任一职。市政府明确表示：“要全力支持上汽发展桑塔纳轿车，要求各部委办不要干预这方面工作，由陆吉安负责。”
现在看来，桑车国产化的过程就是对行业改造的过程。对上汽来说，意义更大。如果没有把国产化作为抓手，也就不可能建立起今天上汽坚实的零部件体系。陆吉安说，这为后来上海大众项目——帕萨特和波罗打下了基础。
我注意到，现在上汽属下的零部件企业有很多带“总”字的厂和公司。而在我走访的企业当中，有些企业已不是简单的总厂和公司的概念，实际上已经属于集团的规模，如“延锋”内饰件公司，下属有几十家企业，还有“托内”、“汇众”、“上实交通”、“上齿总厂”等。陆吉安说，通过整合与重组，调整企业结构和组织形式，把上汽划为“管理中心”、“利润中心”、“成本中心”的梯形结构，以此来适应桑塔纳国产化的需要，由此结束了上汽“散乱差”的局面，快速步入了发展的轨道。
这是大手笔。在史家看来，这是借引进一个车型，改造一个行业。有人说，这是上汽的智慧，也有人说，这是战略。但不管这么说，这是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之举，是对国有企业改造和转型的践行，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实践证明，这一步走对了。不仅为上汽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对整个行业也做出了贡献。一家从前与自行车配套的塑料厂的老总对我说，如果没有桑车国产化的机遇，我们也许倒闭了，或许还在生产自行车零件。如今成为业内汽车油箱大王的“亚普”，以前是扬州市的一家街道小厂，而上海的“延锋”是从弄堂小厂起家的。当年凡参与桑塔纳国产化的企业，坚持下来的如今都已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或小型巨人。
现在一汽和二汽羡慕上汽的就是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零部件企业。陆吉安说，有了这样的基础，干整车就不愁了。当然，这背后是资金和技术的投入。
陆吉安说，上汽零部件投入很大，这是上汽发展的经验。实际投资要比整车还要多。“六五”末至“七五”期间，上海地区的配套国产化项目竣工验收116项，完成总投资近12亿元，其中上汽公司为10亿元（上海大众成立时的资本注册才1.6亿人民币）。实际引进技术用汇近1亿美元，基本形成了年产3万辆的配套能力。“八五”计划总投资25亿元，外汇2.2亿美元。到1993年已完成竣工50项，实际投资12亿元；1994年再竣工66项，实际投资17.9亿元。“八五”中后期，围绕桑车2000型国产化，又投资逾20亿元。“八五”期间，上汽公司横向总投入达到54亿元，与上海大众二期扩产投入25亿元相比，形成2：1的投资规模。
“当时的资金哪里来？”
“主要是国产化资金。”
陆吉安说，如果没有这笔钱，哪来这么多的改造资金，实现国产化也就是一句空话。他加重语气说，“这是命根子的钱，朱镕基说，这是上海人民的血汗钱！”
后来陆吉安在他回忆桑塔纳国产化工作的文章中做了详细介绍，把国产化基金的来龙去脉、管理和使用做了披露。他说，从1986年到1994年，在这8年里，我们共收取国产化基金74.6亿元，加上存贷利息等的收入总计约24亿元，实际本息总计（包括中央资金在内）约为100亿元。最后他深有感触地说，这笔钱，对那些承担了配套项目的经济困难企业、国产化配套获利较低薄的企业和热加工企业，对需要投入大型模具而生产批量较小的冲压等企业，给予项目贷款中的贴息、免息、减息优惠，必要时还延长贷款时间。这种雪中送炭的支持，对推进国产化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在查阅这些资料、采访陆吉安时，除了被数字后面的故事感动之外，还对那时被激发出了的人的精神所打动。先是悲壮，后是激昂，再是敬重。正如当时高层所赞许的那样：“振兴汽车工业，就得这样干。”
桑塔纳终于走出困境，一步跨越30年。
1991年9月，桑塔纳轿车国产率已超过60%，如期完成国家和上海市政府既定的国产化目标。陆吉安说：“第一步胜利了，我们从此变成了‘自由人’。第一次可以按照市场需求来制定生产计划。我们的努力换来了自己的发展，为国争了光。”
然而，陆吉安并没有停步。他说，这离规模化生产还远着呢。实现桑车国产化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化轿车工业发展体系。
3万辆能力，2万辆产量，对于当时的市场需求，只是杯水车薪，难解市场之渴。1985年，上海大众成立之初，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就重申：“轿车主项目主攻方向不变，30万辆目标不变。”
1989年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沪听取陆吉安有关上海大众技术改造和国产化进展情况汇报时指出：“发展轿车工业一定要形成经济规模，没有经规模就没有竞争力。”此时的上海已经把发展轿车工业确立为“上海的第一支柱产业”，凸现出“火车头经济”的拉动效应。朱镕基说，实现这个目标，上海就活了。
1992年，上汽以壮士断腕之举，毅然将上海汽车并入上海大众，迅速扩大产能，形成规模效应。率先在全国建成了中国轿车生产基地。1994年年底，在上海大众二期工程建成典礼上我采访了陆吉安。时值我国第一部产业法《中国汽车工业产业政策》颁布不久，机械部又在北京刚举行完国际家庭轿车研讨会，社会上有关发展家庭轿车讨论正成为热点。在此背景下，我问陆吉安，你对家庭轿车发展怎么看？上汽又有什么动作？陆吉安的回答令我吃惊。他说，把桑塔纳价格降到10万元，就是最好的家庭轿车。他认为，这款车在国外就是很成熟的家轿。如果桑车卖到10万元以下，还要争论什么？我看桑车就是最好的家轿。
陆吉安是个喜欢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看问题犀利，入木三分。想当初他在抓桑车国产化时，通过现场管理，采用“生产特区”的方式，改变陈旧落后的生产管理方式，树立现代化生产管理意识，在业内掀起过不小的一场“革命”。有一个生动细节至今还在上汽流传，成为经典，那就是“陆总抓厕所”。从机关总部开始，一直到基层企业的车间。一场厕所革命意味深长，从中能看出陆吉安的管理思路既新颖又深邃。同样，先从一个车间辟出“特区”作示范，以点带面，逐步深化，从观念转变到竞争意识，从上到下，把整个上汽6万名员工的精力集中起来，投入到实现桑车国产化的“人民战争”中去。有人说，这是陆吉安的“棋高一着”。
事实上，没有企业的整体优势就没有质量，没有质量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企业就无法生存。真理就是这么简单。但长期以来，在国有体制下运行的思维模式尚未意识到生存背后危机的实质。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连锁作用，超越了制度和意识形态。
陆吉安不喜欢兜圈子的理论，也不喜欢听权威的说教，即便是他退休十多年后接受我的采访时，依然很直率。他对自己在任时有过总结，首先是抓国产化，构建零部件体系。其次，提出“危机管理”的战略思路，简称“一上一下”（即上产品开发，下产品成本），再是推行全员职工的培训。
尽管外界提到桑塔纳国产化就会想到陆吉安，以至于他被评为30年外资合资企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的理由也是凭着这一点。事实上，在他危机管理战略推出之前已经对上汽的发展有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无论是上海大众抓住先降低成本兼并上海汽车厂，酝酿引进第二家整厂，形成竞争机制，还是着手建立技术中心，进行第二次深度国产化等，现在看来都是颇具远见之举。今天大家都在热议资本运作，其实在1992年，上海大众与上海汽车厂的并购就是上汽最早尝试资本运作的一次试水。同样，如果没有后来的深度国产化的继续，也就没有今天上汽纵横捭阖的底气。
陆吉安回忆说，“一上一下”是作为1994年上汽年度计划提出来的“硬指标”，要在全系统建立技术开发体系（RDC），并制订了桑车3年内降低15%成本的目标。记得当时他对我说，今后再走CKD和国产化的老路就没有这个必要了。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力量，起步就要靠自己的零部件。1994年对上汽而言，是一个捷报频传的丰收年。上汽以销售420亿元、利润40亿元的业绩问鼎行业之首，上海大众二期工程如期竣工，形成了年产20万辆能力，桑车国产化达到了86%。整个行业为之惊叹，上汽今非昔比，连世界汽车巨头都刮目相看，踏破门槛。对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闻讯后说：“真正的企业家要善于将企业的效益化为企业的自有资金，我看上海的陆吉安算一个。”
在这样的背景下，陆吉安的居安思危得到了行业内的共识，尤其是上汽将此转化为一种动力。时任总裁的陆吉安亲自带头参加40+4的全员培训工程（每周工作40小时，周末4小时学习），并着手上汽跨世纪人才的培养。以此来提高上汽员工整体的素质，做好迎接未来的挑战。一位作家对此称赞陆吉安此举是“黄金工程”。他说，我要对历史有所交待。
于是，“一上一下”，“40+4”就像两个轮子架在上汽新一轮发展的轨道上，踏上了更加稳健的发展之道。
1995年年底，陆吉安退休，但他没有闲着，先后参与撰写和主编了3本书。可以看作是他的另一种工作方式的写照。如第一本书是《企业文化》。他说，这是根据美国通用公司一位副总裁送给他的一本书翻译编著而成，主要讲的是跨文化的企业管理。陆吉安说，合资企业的文化融合与管理将会成为上汽面临的重要课题，实践证明，上海通用在中国合资企业中树立了“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典范。
第二本书是《先行一步》，详细介绍了桑塔纳国产化的成功案例；第三本是《融合与创新》，总结了上汽集团合资企业管理的经验。这些都是陆吉安的思考和总结，亦成为业界和学界研究上汽的重要参考。今年75岁的陆吉安没有“退休”。他还忙着。最近他奉命在调研零部件企业。他告诉我，上汽的零部件企业目前在全国还处于领先水平。
谈到这些，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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