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如此“佛系”与其国民性格、行为方式密切相关。不过，在理解日本政府何以做出如此“佛系”决策的基础上，回到全球新冠病毒肆虐的现实中，还是替日本担忧。

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

这两天日本新冠病毒疫情似乎有些大事不妙的感觉。

据人民日报消息，截至日本当地时间2月26日20时，日本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94例，新冠肺炎累计死亡7例。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26日日本在爱知县、北海道、千叶县等地新确诊18名新冠肺炎患者，在日本国内的日本人和中国游客等累计确诊175例；“钻石公主”号邮轮新确诊14名乘客和船员，累计确诊705例；从武汉乘坐包机返回者累计确诊14例。采访安倍首相的记者也被检查出罹患新冠病毒肺炎。

日本政府24日举行的新冠病毒专家委员会会议发出警告，目前已无法阻止病毒“人传人”，未来1-2周将是日本防疫关键期，如果防控失败，国内医疗体系将面临崩溃。

从全球看，中国以外，新冠病毒肆虐的国家除了韩国，就是日本了。随着日本疫情扩大，不少中国百姓以“山川异域，日月同天”的情怀，对日本疫情颇为着急。但是，日本政府的应对却颇为“佛系”，一直不慌不忙，直到今天才推出抗疫基本方针。

日本政府推出的抗疫基本方针主要有四：

一是及时向国民公布疫情信息，呼吁国民冷静应对。要求有发热等症状者，自觉在家隔离。企业实行错峰上下班或远程办公。虽未禁止一切大型集会，但要求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尽量减少大型活动。

二是在防止疫情扩大方面，要求加强对养老院等设施的卫生管理，呼吁老年人及基础疾病患者通过电话诊疗获取处方，避免轻症患者向医院集中。

三是在医疗体制方面，原则上要求轻症患者在家隔离静养，病情加重后，再接受相关医疗机构治疗。在感染扩散的行政地区，除传染病专业医院外，将启动普通医院接收感染患者。同时，重点督促老年人、孕妇和有基础疾病人员早日接受诊疗。

四是继续限制有关地区外国人入境，并呼吁日本人减少前往疫区。

仔细想想，这四项方针实在“佛系”。第一，没有看到政府如何增加抗疫卫生资源的投入；第二，没有看到政府做出危机管理的紧急动员；第三，除第四条外，没有其他强制性规定；第四，没有明确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指挥系统；第五，没有看到政府如何配置危机应对力量（包括，自卫队、医生、警察等等）。

总结起来，日本政府防疫指针核心是：国民遵守政府指针，自我约束。

也许日本政府实际感觉到危机紧迫，但面对国民，内紧外松，也未可知。日本有句名言“鸭子划水”（大意），意为暗中加紧忙活。据笔者研究，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相当完善，堪称全球一流。笔者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曾经专门研究过日本的危机管理体制，并且写了论文，还获了奖。

也许日本政府真认为，疫情危机不那么严重。如果真是这样，笔者可有些担心了。但仔细一想，日本政府如此“佛系”又与其国民性格、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无论工作中，还是与邻里打交道，均是如此。哪怕自己真正遇到了麻烦，也总是尽量自己解决。上次中国发生“SARS”疫情，笔者认识的一位日本友人回国了，我很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向其他朋友问询了她的情况，答曰：回家后正自我约束在家一个星期。日本人就是有这个自觉性。也正因为如此，有些日本老人去世较长时间，才被发现。

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遵纪守法。我访问日本时，一位学者陪同我到各个单位访问。当时已是7月份了，他所在单位却不开空调。我问他为何如此之热，还不开空调？答曰：“还没有到经济产业省规定的开空调的日子。”（经济产业省是他们的上级单位）。

日本人遵纪守法，还体现在任何公共场所，只要人员拥挤，就会自发出现排队现象。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插队，大家都“佛系”等待。

日本的企业、社会组织乃至民众，是听政府招呼的。

再想具体点，日本的居民区，很大程度上是“一户建”小区。独门独户，从防疫角度来说，便于相互隔离。相反，如果按照中国的办法，对居住区进行隔离，会很麻烦。

即便是“团地”的公寓，日本人之间的隔离也是容易的。日本人除了在单位逢场作戏，参加集体行动外，平常在居住地很少邻居间“串门”。类似聚众“打麻将”之类的娱乐活动，基本没有。当然，各地有各地的“某某祭”一类的活动，但一旦政府表示停办，就不会有人员集聚了。

从医疗机构角度看，日本的医疗体系堪称发达，医疗水平很高。从国立医院到私人诊所，各种层次的医院应付日常需要是可以的，根据指针，“病情加重后，再接受相关医疗机构治疗”，恐怕也是可行之策。但是，日本是重度老年化国家，养老院一旦被新冠病毒侵袭，就严重了。

如果像中国这样动员医疗力量，日本政府是难以办到的。除了总体规模不够外，日本国立卫生机构的规模也难以与中国相比。

再从做出决策看，日本人做出决策前讲究沟通、协调，尽量全体通过。按一般程序，安倍首相做出决策，首先，要由自己亲信（身边的专家、智囊及自民党内自己一派）提出大致意见；其次，在自民党内各派系之间沟通、协调（有些决策则要和财界团体商量）；第三，是与在野党沟通、协调（如果涉及立法、修发，搞不好要在国会有一番攻防）；第四，是两院次第协调；第五，是政党把政策要求或议案交官僚落实（此时会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最后，是官厅之间的官僚协调。如果涉及立法或修法，则需要更长时间。这也是日本政府姗姗来迟地推出“指针”的原因。“指针”者，大原则也，不涉及具体问题。

经过如此一番思考，笔者觉得日本推出如此“佛系”的应对指针，也不奇怪，反而挺理解的。也许这样符合日本国情的指针，真有奇效呢！

不过，在理解日本政府何以做出如此“佛系”决策的基础上，回到全球新冠病毒肆虐的现实中，还是替日本担忧。所谓“国民性格”、“国民行为方式”只是指多数国民可能有大致、差不多的行为方式。一亿多国民实际上什么人都有。如果有几万人藐视政府指针，个性十足，也足以使疫情难以收拾了。想想东京街头来来往往的人群、上班高峰时拥挤的地铁，还是感觉“佛系”应对恐怕不行吧？祝日本好运。希望奥运会如期举办。（文/《汽车人》评论员 赵英，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