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骑自行车，李兵总觉得自己是在开车，总是有一种感觉，手里握着的不是自行车的车把，而是汽车的方向盘。
他说，这是受父亲的影响。所以高中一毕业，他就接了父亲的班，进了北京市汽车修配厂第二分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二总装。
那是1987年的8月，没有职业测评和规划，没有安全教育，当然，也没有岗位选择，但李兵还是很高兴，自己成了一名汽车装配工。
19岁的李兵不会想到，自己从此与北汽集团结缘，26年间，他似乎换了好几家单位，又似乎一直都在一个地方，不曾移动。
他更想不到的是，作为一名国企工人，他也会有出去推销保险的一天；作为一名基层工人，他会有出国的机会；作为一名蓝领工人，他会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李兵的工作生涯很复杂。从蓝领到白领，再从白领变回蓝领，又成为白领，最后，成了一个享受白领待遇的蓝领。26年，企业经历了沧海桑田，而李兵，也在这些过程中一次次地实现自己质的飞跃。
21天，14年
时间退回到1987年的夏天，李兵带着他的懵懂和热血，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的工厂。
21天，就是他“上岗培训”的时间。
“当时工厂里都是一个师父带一个徒弟，在普通的流水线上，跟着师父学，到自己独立操作，是21天。这是一个规定、模式。就是21天，自己能上岗。”
上岗之后，李兵开始给卡车装轮胎，当时的工作制度是轮流的，“比如这月装轮胎，下月装水箱，但是我年轻，干的都是比较累的、重的活，不能让老师父们干嘛。”
沉重的卡车轮胎一装就是两年，由于表现优秀，李兵被派到了“后面”，在汽车厂，越往“后”去，越是技术性强。李兵所去的“后面”，就是对当时工厂所生产的“1041货车”进行底盘调试。
又是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李兵终于成为真正的汽车调试工，调试整车。此后10年，李兵一直都在做这项工作。但是，他一直都不“安于现状”。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多干活、多学技术，比如其他调试工在电路出现问题的时候都等着电工来修，但是我在他来修的时候就跟着学，只要不调车，我就去学。到后来我不用再找电工了，所以我干活就特别快。”
同样是调试工，别人一天调试6辆汽车，他能调试10辆，“连着几年，我都是厂里的冠军”。用李兵的话说，他从调车的数量中逐渐实现了质的飞跃，他成了一名白领。
从轮胎装配工，到车间的白领技术人员，李兵实现了他的第一次飞跃。
与他个人的进步不同，由于产品单一，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
“那时候条件不好，我们每个月的工资是350元，后来领导看大家挺辛苦的，就改成了月初给350元，月末再补700元，分两次发，一次发不齐。”
即便如此，企业还是难以为继，工资又慢慢变回了350元。到这个时候，工人们已经是半脱产状态了，李兵说，他们经常在家呆一周，有活儿再去厂里。而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两年。
在这段时间里，李兵卖过保险，每天晚上帮人开车拉菜。工友们有的去开黑车，有的开始做小生意，李兵也准备好了后路，开出租车。
他并不回避这些，因为一旦企业倒闭，他们都是下岗工人，只能自己找点出路。“养家糊口逼着你，工资350元是什么概念？当时给小孩上保险，一份是360元。我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给孩子上保险。出去干活就是为了养家，不能指着家属赚钱。”
就在这样的穷途末路中，李兵和大多数工人依然坚持着，没有离开。“在企业里10多年，感情很深，大家都舍不得走，而且我们都觉得企业还有活路、有希望，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在等待。”
最终，2002年，他们等来了北汽与韩国现代汽车合资成立北京现代的消息。
而在2001年末，李兵已经知道了这个尚在保密状态的消息。领导私下找他谈话，要挑选18个工人去韩国培训，为组建北京现代的总装厂做准备。
但北京现代的人力资源临时办公室，始终只同意17个人前往韩国。
“进北京现代的时候，人力资源第一个就不要我，因为我是这18个工人里年纪最大的。北京现代要选一批业务能力比较强的技术骨干送到韩国培训，必须能带企业打翻身仗。他们认为我年纪太大，出国的意义不大。”
李兵此前的努力成就了他，当时的厂长跟人力资源的负责人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终于说通了对方。之所以对34岁的李兵如此看重，是因为厂长一路看着他走过来，认为他特别好学。“别人修不了的车我能修，大家有目共睹，所以他相信我。”
进入北京现代，李兵基本上就算再重新开始了，因为他又变成了一名蓝领工人。18名蓝领工人出国，去韩国现代的车间进行培训。
14年之后，又是一个21天，对李兵而言，意义却与当年大不相同。“这是我在汽车行业，真正进入汽车电路的第一步。这么一比，之前做的工作根本不能称为技术。这21天是翻天覆地的，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小学生开眼界
在韩国的21天，改变了李兵对汽车的概念。他原本对汽车的认知是四个轮子带着一架发动机，就是一堆钢铁。可是到了韩国之后，他每天都处于惊讶之中，心中的震撼，无法言喻。他最大的感慨在于，人家的车都卖到欧美去了，咱们什么时候也能做到啊？
“那时候我们哥几个聊天我就老有一句话，原来咱们就是一小学生，到这一看，人家都是大学生。真开了眼了！”
18名工人被分配学习流水线上不同的专业，李兵被分在最终线，主要是类似车门调整的半维修工作。要不是韩国人提出分工还要细化，李兵可能至今都不能跨出他原本的“技术领域”。
“韩国人提出的细化专业里，最难的是电装，教官问的时候，没人举手。人家说了要求，条件非常高。我一看条件不符合，也没有举手。后来条件一步步降低，最后说到底谁懂电，我举手了，教官一看，说就你吧。”
如果不是在调试整车时跟电工学习了相关电路，即使他被选中，也不会通过教官的测试。韩国教官一再降低标准之后，对选出来的李兵并不信任，扔给他三根电线、一个灯泡、一个继电器、一块电池，李兵连接起来，灯亮了，“他认为还可以。收下我了。”
那段时间里，工人们没有翻译。李兵每天晚上回去都翻看电路图。他看不懂上面的韩语，也猜不出英语缩写的含义。好在工人中有一个是朝鲜族，他打电话问教官，李兵就在英文后面标注上意思，第二天到车上核对一下，图中所指的部件在哪，叫什么名字。
“跟教官比划了一阵子之后，他就笑了，帮我给电路图都标上了正确的名称。他看到了我们迫切学习的精神。”
21天之后，18人团队回国，开始了流水线作业。
学习的时间太短，工作压力却极大。学习电装的只有他一个，所有在测试中电装不合格的车都在等他检修。“瞅着外面排队等着修的车，心里压力特别大。晚上都不睡觉，就一直修。”
汽车中的电路问题存在很多种可能，李兵只能一点一点地找，晚上回到家里，把图画出来，思考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二天继续。从韩国回来后的一年，他就这样度过了。
“2003年，工厂一共生产了5万辆车，其中所有的待修车我都修完了，水平也就上来了，我对车有了更深的了解。”
又一次的量变为李兵带来质的飞跃，直到此时，他才觉得自己真正“出师”了，他跨过了电装这道“门槛”。“车一来，我就大概知道问题在哪，马上就能修好，不压车了。”
这个时候，李兵还是蓝领工人。
“工人当然喜欢做白领了，这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认可。不是说在哪工作，或者说是待遇如何，就是为了认可。”
2009年，他又一次转为白领，从技工到职员。他说，在工厂里，这是所有工人的梦想。
由此，他本人开始发生了一种“质变”，不再需要通过数量，“我积累了很多东西，已经开始反向推进，看书学习，因为我是先实践，再往回推，反而学得更快。”
重归蓝领
正是这种“质变”，导致了他在两年后离开北京现代，进入北汽北京分公司总装厂。
“当时我考虑的是在那边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所有车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我就逼自己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边一个是自主，一个是欧系车（萨博），可以学很多技术。”
2011年5月，李兵以白领的待遇、蓝领的身份正式进入北汽北京分公司，开始接受为期两个多月的培训。
当时，他每天都在跟正在一家日资的汽车试装厂进行试装绅宝C70打交道。在试装过程中，李兵开始发现问题。
2012年5月，李兵工作室成立。“一边是北汽研究院，一边是北京分公司的主机厂，中间就是我们的工作室，是连接两边的桥梁。研究院研究完车型，在工作室试装，装完之后把结果反馈给研究院。所有不符合我们北汽流水线的地方，都要在工作室试装过程中发现和提出，反馈过去，然后研究院整改，做好以后再拿到流水线试装。”
也就是说，他的工作室取代了原来的日资汽车试装厂。
绅宝C70试装之后，北汽高层领导拍板，在李兵工作室再装一遍。整理了原本看到的问题点之余，李兵又不断地发现问题，结果，工作室一共提出了158个问题反馈给研究院。
“必须配合北汽的流水线，想到每一个细节，为工人着想，这是工作室跟试装厂最大的不同。除此之外，更要找出车型设计的不足。问题点提出来，可能会让设计者不满意；如果不提出来，领导会不满意，工人会不满意，消费者更不满意。这件事总要有人解决，前面这步棋一定要走好，不然后续问题会越来越多。”
在不断地寻找问题的过程中，李兵觉得，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他不再专攻电装，而是开始接触到车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噪音、比如漏雨。“这是我原来接触不着的，我学到的东西更多了。”
如果说技术之外，李兵还有什么“质变”的话，就是对自主品牌的愿望，对他来说，这个愿望是慢慢积累起来的，而且越干越有信心。
这也是为什么在北汽工作多年之后，他宁愿重新回归蓝领身份，也要转向自主品牌。因为工人的梦想，也发生了“质变”。
“我们的汽车能不能也卖到欧美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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