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二汽发动机实验室筹备组的组长的饶斌后来回忆说，陈祖涛的果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实话，我非常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做不成这个事。”
他每天上午在家看书读报，下午到公园散步，他说他只是一位离休的老人，享受休闲生活；他的书房里有一台电脑，83岁的他会上网浏览网页、收发邮件；有汽车圈的聚会，他偶尔参加，他对如今的汽车界动态如数家珍，谈李书福与沃尔沃、”“二庞”与萨博的纠葛，他观点犀利。
他是陈祖涛，被誉为“一汽第一人”，参与一汽、二汽组建的老汽车专家。
这个冬日的早上，陈祖涛在家里接受了《汽车人》杂志的专访，不大的客厅布置得雅致而温馨，我们刚刚坐到沙发上，“我准备了一个话题，我要给你们说说自主研发的事情。”没有寒暄，直奔话题，陈老表情严肃而认真，“当年美国有一二百家汽车企业……”
对于陈祖涛而言，中国汽车的历史已然化作了他的人生故事。
就像美国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的著作《光荣与梦想》，勾画了从1932年到1972年40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陈祖涛的人生俨然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断代史，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第一辆红旗到现在1800万辆的产销量，同时这也是陈祖涛等老一辈汽车人的“光荣与梦想”。
自主之道
陈祖涛跟《汽车人》第一个聊的话题，也是聊得最久的话题就是自主研发。显然，这是老爷子最关心、最痛心的问题。
从无到有，汽车工业从0到1800万，陈祖涛说很欣慰能看到中国的汽车工业的成长；而汽车工业的大而不强总要在这个时候被提出来煞风景，中国如何变成汽车强国？这不只是现代汽车人忧虑的问题，作为中国汽车业的奠基人之一，陈祖涛也深深地焦虑。
在当年筹建二汽的时候，陈祖涛就对自主研发非常重视。1965年，当国家决定组建二汽，他作为当时五人筹备小组的成员，在饶斌的统率下，来到二汽任总工程师，1972年时任二汽发动机实验室筹备组的组长，后来饶斌回忆说，陈祖涛的果断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实话，我非常感谢他，如果没有他，我可能做不成这个事。”
由于历史原因，实验室项目的建造面积和投资都少，当时任发动机的产品处副处长张曰骞带他见到了陈祖涛，当这位组长怯生生地提出要在建造面积和投资上增加一倍的时候，陈祖涛让他重新进行项目设计再报方案，最后实验室超出了原来的3倍面积，而后陈祖涛当即拍板。
“原来陈总早有建一个好的发动机试验室的想法，正愁没人干，我的要求正与他的思路合拍。”建好的实验室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实验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央领导或者其他单位领导人到二汽参观，这个实验室是二汽的一个“必看景点”。
去过很多国家的陈祖涛属于思维开放的一群人。彼时，他曾是二汽的总设计师，“我当时意识到二汽要搞个强大的研发机构，但是当时计划经济时代，上面控制很严。所以我搞了很多专业厂，比如铸造厂、锻造厂、冲模厂、组合机床厂。”这些专业工厂和当时的生产关系并不大，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把自主开发的制造单元一一分散，这是当时惟一的方式和解决之道。
“但可惜，我当时很早就离开了，后面的人没有理解到这个的重要性。”说起这些，他很惋惜。
在汽车行业奋斗几十年，陈祖涛一直坚定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必须要搞自主研发，没有自主研发就没有发言权。当时中央有个说法叫“十年一贯制”，指的就是一汽，一辆从苏联引进的老解放30年没有改进。
1997年6月，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成立，由通用汽车中国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各出资50%共同组建，虽然属于合资性质的研发模式，但是，“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很高兴，那些人才都是年轻的中国博士，90%的中国人呢。”虽然已经落在世界汽车工业的后头，但是这个研发中心代表着中国一半的成绩。
说这句话的时候，陈祖涛有些激动，也许那个曾经靠苏联老大哥做汽车的时代已经远去，中国研发力量的扬眉吐气让这位老汽车人心生安慰。
但是时至如今，自主研发在关键技术上还缺少突破，而跨国车企已经纷纷下压，让自主企业活得愈发艰难，新能源车则在喧闹之后又转换路线，留给中国自主研发的时间不多了。
陈祖涛告诉《汽车人》，自主研发不能再等下去，“一要人才，二要资金，三要设备。中国汽车太分散了，仿效美国当年的做法，汽车产业集中化，集中优势力量搞自主研发，这是解决之道。”
“变成汽车强国的一天，也许我看不到了。”老爷子的声音里透出焦虑和不安。
一辈子的汽车人
陈祖涛的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一幢普通的老楼上，没有电梯，上下楼梯对老人很不方便，国家体恤这位老前辈的生活，特意为他安装了电梯。
这位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汽车已经融进了他的生活，他的书房里关于汽车方面的报刊杂志可以媲美报刊亭了。早上看书看报，下午出门散步，晚上看新闻频道，他把离休后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经历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长身体的少年时代整整挨过了7年的饥饿，回到中国赶上自然灾害的3年。在苏联以马铃薯充饥，在中国甜菜渣滓是他们每天的粮食，经历了这些苦难，谈起现在的生活，神情平淡地说：“我很满足了，国家对我们这些老人很优待。”
在我们这个时代，信仰这个词似乎因为了宏大而变得模糊起来，而对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一辈老汽车人而言，信仰已经贯穿于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从一汽到二汽，没有范本，他们需要摸索着前行。说起曾经的峥嵘岁月，老爷子一直注视着我们，仿佛一定要带我们走进那个火热的时代，和他分享那些岁月的甘甜和苦楚。
在我们造访的一个多小时里，陈祖涛的话题从来没有离开过汽车。人一辈子能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总是令人钦佩。在这个冬日的早晨，眼前的陈老或沉思，或侃侃而谈，他思维缜密，那些过往的时代与现代的交融让人温暖。
“如果时光可以重回，您选择什么职业？”
“汽车，我想做个企业家。”
1951年9月陈祖涛重回苏联开始汽车生涯，2005年由他口述的自传《我的汽车生涯》出版，他的汽车人生恰似是中国汽车工业一部饱含光荣与梦想的断代史，这位老汽车人用50多年的时间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完成了中国汽车工业最初的奠基礼。
链接：时势英雄
陈祖涛，1928年生，将门之子，其父陈昌浩是原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在陈祖涛的客厅里，摆放着父亲的铜像，那是陈祖涛的儿子特地定制的，在他的心中，父亲有像神祗一样的精神力量。
正是父亲，引领着陈祖涛展开了他的汽车人生。
1939年，11岁的陈祖涛随父亲陪同周恩来总理一起前往苏联，之后同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孩子们一样留在了苏联国际儿童院。直到1951年，陈祖涛从苏联莫斯科鲍曼最高技术学院毕业回国。
当时国家正在准备筹建一汽，由于所学专业和在苏联长期的经历，1951年9月，周总理又将陈祖涛派去苏联作为一汽的代表，“一汽第一人”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我的俄文基础就是在那些年打好的，以至于后来，说汉语还不如说俄语流利。”在苏联冰寒地冻的天气里，“我们每天早上起得很早，一直练到发音准了才行。”正是他流利的俄语在筹建一汽项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
凭借专业知识与良好的俄文底子，陈祖涛参与了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项目的谈判。当时中国的俄文翻译屈指可数，除了主席和总理，到中层这一级，几乎没有翻译，所以机械组通过使馆找翻译，就找到了陈祖涛，当时他还在读大学四年级。“苏联援建的这156个项目，给我国民用、军用几乎所有工业打下了基础，这个到现在都不能否定。”
苏联仿佛陈祖涛的第二故乡，“最难过的事情还是苏联解体。”如今再也回不去的苏联成为陈祖涛的痛处。
【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