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汽车博物馆今年夏天建成对外开放。有人告诉我，南怀仁的蒸汽车复原了。这让我很兴奋。去电证实，确有此事。接电话的是负责媒体接待的高燕女士。不久前，我特地去位于北京丰台南四环边上的北京汽车博物馆造访，观看了这款距今已经有385年（以南怀仁发表此车论文算起）的“汽车”祖先。
世界汽车的始祖
2004年，北京汽车博物馆在筹建时就有人与我联系，说要根据我写的一篇关于介绍南怀仁发明“蒸汽车”的文章复原这款车。这让我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汽车对中国而言，始终是个“痛点”。在技术和发明等方面总觉得比西方矮一截，尤其是在近代，在科技方面“技不如人”的自卑，加上工业文明的落后，导致了国民长期以来的不自信，崇洋迷外盛行，以至于到了当下也未能改变。即便是中国已经成为了汽车最大的消费国，汽车仍然让人高兴不起来。这样的现状还是让人觉得有必要思考。
几年前，由意大利政府主办的汽车工业展览在上海科技馆举行。其中展出了达芬奇的“弹簧车”，当做此次展览的重要展品，认为这是意大利“速度之神”最初构想的起源（现代汽车）。不仅如此，在都灵汽车博物馆也是这样。达芬奇的弹簧车成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今天看来，这仅仅是个汽车构想的概念而已。但这却是极为宝贵的汽车发明的“种子”。意大利人非常珍视这一粒“种子”的重要性，被当做了汽车文化最为重要的开端。由此可以推断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人和事，也就不能不提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想到达芬奇，再联想到都灵汽车设计之都的形成等。
我想，这就是文化自信带来的创新源泉。如果追溯到汽车发明的起源，就不难发现这种文化自信所带来的创造力是无法估量的。南怀仁，这位比利时的传教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他所带来的不仅是科学的理念和先进的思想方法，还研制了不少观察天文的精密仪器设备和测量技术等，如今天北京观象台上的6架大型天文仪器均出之于南怀仁之手。中国的天文学家借助南怀仁研制的仪器观测天体长达200多年。相对于“自动车”（蒸汽车）的研制，对于南怀仁来说也许就是雕虫小技。然而，南怀仁为何要研制蒸汽车？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种兴趣，是逗皇宫贵族们乐的玩具，并为中国年轻的皇帝“演示了多重科学玩具”。但南怀仁是认真的，它是在做一项试制，或者叫研发，并把自己的成果写成了论文寄往欧洲发表，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得以在西方认可。
也正因为此，美国人据此认为，南怀仁是世界的“汽车之始祖”（1939年发表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评论》）。依据是，“南怀仁在北京曾经做过利用蒸汽推动车和船的实验”。我国学者刘仙洲于1943年将南怀仁的文章（1687年发表在《欧洲天文学》上的蒸汽车论文）翻译传入国内。
播撒西方文明火种的人
触动我写南怀仁主要还是与汽车有关。1998年我去欧洲采访。在比利时汽车博物馆我看到一幅穿中国清朝官服的外国人与一辆木制小车合影，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比利时不是汽车生产国，但是，这是个汽车消费发达的国度。在比利时汽车博物馆里可以看到他们收藏的世界各国名贵汽车，其中欧洲汽车最多，也有很早的车，比如最早的法国的蒸汽车，尼古拉斯·古诺等。但南怀仁与他的小车的照片却放大放在了博物馆的显要位置，这意味着什么？
工作人员告诉我，南怀仁不仅是个去东方的传教士，而且是个科学家、工程师，还是个外交家。在比利时人看来，南怀仁是汽车的始祖，它不仅是中国的友好使者，也是传播西方文明的智者，他的不少发明和见解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与同样在中国传教的利玛窦、汤若望一样，都被西方看作是播撒西方文明火种的人。
在介绍比利时汽车博物馆的一本书里，南怀仁与小车的照片被放在了首页上。后来上汽在筹建汽车博物馆时，我把此书借出，就再也没有收回。不过，我在2000年的世纪之交写过一篇文章，提到了南怀仁与中国的故事，引发了许多思考，即汽车发明为何在中国擦肩而过，机遇又为何老是没有降临？
其实，汽车在1909年就来到了中国，要比日本和韩国早得多。在我的研究中，丰田的起家还是从上海开始的，至今还被认为是丰田集团的“原点”。丰田佐吉“推开窗子看世界”就是他来到上海的领悟。解放前，有不少能人志士都想涉及汽车领域，成为复制美国梦的手段，但因国弱民穷，兵慌马乱，连年战争，使汽车的梦想成了不少实业救国者的泡影。从史料上来看，上海曾经是亚洲汽车消费最发达的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中国的轿车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世界汽车的早期，就连斯柯达的博物馆都这样介绍，他们的车辆早在1908年就光顾上海了。丰田英二在他的自传中描述过上海的繁华。他说，他到上海之后就赖着不想走了，其中车水马龙的街景就比东京发达。
这是汽车带来的国际化的眼界。有人曾把上海比作是车轮滚出来的城市。这国内最早对“现代化”的认识。一位纪录片导演对我说，上个世纪初引入西方技术的煤油灯和发电厂、火柴厂、自来水、造船等，都与“洋子”有关。从城市的结构来看，沿海城市的一些租界历史成了当下影视作品中最为关注的热点，其中就有“国际化”的内涵，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这种变化，从五四之后到民国初期，涌现出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师，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世界潮流与时代滞后之间的差距。梁启超在谈到东西方知识界的交往时说：“中国知识界和外国知识界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清间的天文、数学便是第二次。”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以为南怀仁在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并不比利玛窦逊色，起到了打开认识西方文明的大门，其中蒸汽车仅仅是个小小的插曲。
车公庄6号的故事
2001年，有幸认识了天津大学的魏励勇教授。他是国内研究汽车史的专家。老先生早在我看到南怀仁与他的蒸汽车画像还要早就发现了这一线索。后来我找到他，谈起此事，老先生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里由上海出版的一本《东方杂志》上就有这方面的记载。他认为，南怀仁的“发明”，实际是一种“试制”，但他对汽车原理的完善是一种更加直观的展示和描述，意义非常大，现在看了具有历史的价值。英国《不列颠的机动车工业》一书中也有这样的阐述，“第一辆真正（自我推进的）车的产品，看来是17世纪在中国完成的。”
在此基础上，我专门找来研究有关南怀仁的资料，发现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留下了不少研究地理和天文学的专著等，如，《康熙永年表》、《九十度表》、《皇舆全览图》，绘有《坤舆全图》，著有《坤舆图说》，并专门回答康熙皇帝的对话集《西方要纪》，还有专门研究制炮技术的书《神威图说》等。
南怀仁这些贡献在当时的朝廷当中等于是引进了一位“皇帝的顾问”。他的职衔也是朝廷中最高级别，为工部右侍郎，正三品。但在这之前，发生在朝廷内的新旧观念之争的险恶上升到了流血的殊死斗争，惊心动魄。最终，南怀仁将欧洲天文学应用于中国历法取得了成功，获得了朝廷的宠信。
2004年，我特地到北京传教士的墓地（车公庄6号），找到了南怀仁墓，规格仅次于利玛窦。墓碑上有康熙皇帝题写的悼词，地位之高，可见一斑。在有关文献中，称南怀仁是个工程师，我想这也不为过，因为由他设计和制造的观象仪相当精致和精良，即便是今天看来，还是有相当高的水准。
“第一部文献记载的自动机器三百年前在北京建造和行驶。”这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结论，对此评价的是一个名叫谢尔（Jorgen Ditlev Scheel）外国学者。他在《北京的先驱者》一文中认为，南怀仁属于蒸汽车发明的先驱之列。他说，南怀仁的自动机器没有对蒸汽机（无论活塞还是种种涡轮型式）或汽车的全面发展产生影响，对此也许尚有争议。但是这并不会降低他在“技术史伟人祠”中的高度。真正的先驱者，通常远远领先于同时代人，以致其突破既不被理解，也没有被记载。不过，南怀仁是个例外，他写下了自己多方面实践的内容，而这些记录一直保留至今。
中欧观念融会之果
我站在“南怀仁蒸汽车”前，尽管这是个复制品，但它的意义却已远远超越了一般车的概念。这是否可以证明中国早在3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汽车”呢？ 它的复原又将说明了什么？
南怀仁的蒸汽车有“汽车之始租”之称，也有“北京的先驱者”之誉，还有“蒸汽车发明的先驱之列”等。这都证明了中国曾经是对汽车产生有过思想贡献的地方。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不少文献资料已经被证实。上个世纪50年代瑞士的一本《机动车回顾》（Automobil Revue）周刊上就有人分析，在公元前1122-225年的中国周代，自我驱动的车已被制成、实验、并记载下了。有人甚至大胆推测，认为南怀仁的研究成果是从中国古籍中学习得来的。因为皇帝熟知那些发明，并让传教士阅读详细记载有关的资料的编年史。
这又是个有趣的故事。但不管这么说，“它是欧洲的和中国的观念在帝国宫廷中有趣结合的成果”，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这就是说，对于南怀仁蒸汽车的关注国外早就有人在研究了，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追溯“行”的历史，轮子发明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的古籍《淮南子》中就有“见飞蓬转而知为车”的记载。
这是有关车的发明最早的文献记录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繁荣景象。所以，车对于中国来说并不陌生，其中的科技之光，智慧之光，乃至文化之光都没有间断过，完全可以代表人类的发明彪炳史册。好多年前，一位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对我说过，他专门对古代的马车进行过研究，尤其是对皇帝大臣们的坐骑做了细分，并调侃道，今天的所谓“公务车”和“私家车”其实在古代就有了，那是以马匹（相当于现在的发动机排量）的多少来确定坐骑的级别，即便是皇帝如果外出私访，或是拜见老师亲友等，也会有不同的御驾伺候。在等级和礼遇上有严格的区别。
回过头来再看车的文明与起源同样可以值得中国人自信的，那就是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比如中国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等，都是一种“特殊车辆”，这一概念至今都被用在专用车的设计中。而轮子的发明还可以追溯到公元4000余年前，而有辐的车轮在公元前的2000年就有了。因此，轮子的发明可以说是与火的使用相提并论，有着同样的古老而璀璨。
由此可以推断，有关汽车发明的种子其实早就存在了上千年不止。在中国，可以从人类文明的源头找到足迹。如上文提到的瑞士《机动车回顾》周刊就刊登过一篇《几千年前，中国制造的木质“汽车”的故事》与南怀仁的“发明 ”放在一起，还登出了示意图。不过受到了质疑（提供不了证据）。不过李约瑟引用过这个故事：“相传公院前4世纪，公输般制造了一辆木车和一匹木马，有一个木人驾驭。有一次，这个机械装置被准备好，载着他的母亲行驶，她迅速远去，再也没有返回。”国外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蒸汽动力的车。有文献，却留有可考据的真实性很小。
我想，这都不重要，关键是南怀仁的想法更接近“汽车”的发明就足矣。其中对于中国文化的吸取不能说没有，况且，南怀仁生活在中国不可能不“本地化”，外国学者认为南怀仁蒸汽车是“中国和欧洲观念相融会的成果”看来并非没有道理。
复原的现实意义
汽车是人的需求与欲望的一种虚拟。但也是征服现实的驱动力，同时也是显示实力和富有的见证。我们无法改变在这方面索求功利的欲望，也不会停步继续索取。问题是我们要理顺如何索取的方式和思路更有利于文明和人类的生存发展。
其实，想复原南怀仁蒸汽车的大有人在，不仅是现在有，过去也有，国外更起劲。但我认为，复原本身并没有实际价值，关键是由中国人自己复原的南怀仁蒸汽车具有现实意义。目的并不是为了去争第一，或去称伟大，满足虚荣或有个名头，而是要树立文化自信。没有这样的底蕴，就会缺少智慧和眼光，迷失方向。正如一位作家所说，一个时代没有英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了产生英雄的土壤。
在我看来，文化自信就是提供产生英雄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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