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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灏的一丰“江湖”

作者:
汽车人传媒
时间:
2015-10-19 10:33:58

其实头天晚上已经见过面。在活动现场,《汽车人》跟一汽丰田华北大区总监韩镝飞聊起一丰的10年历史,韩打了两个电话,转了几个身就从人堆儿里拉来了陈灏。 “来来来,介绍一下,这是陈总,他绝对是最了解一汽丰田成长历史的人。” 

陈灏,山西太原金谷源丰田4S店总经理。作为一汽丰田在太原的三大经销商之一,尽管不是“老大”,但目前它在“三大”里是惟一“有增长”的。 

说起做一汽丰田品牌,陈灏笑。算起来有10年了,真的是跟着一起打拼起来的。作为最早一批一汽丰田的经销商,陈灏亲历也见证了丰田在中国市场的跌宕起伏。于他而言,眼下这些磕磕绊绊都见惯不怪了,这10年间他更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江湖大哥,带着一众兄弟们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经受各种意外的惊喜和磨难。 

他不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但几十年的潜移默化,身上已然透露着山西人的豪爽大气。在他看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耐性。 

“我们也火爆过,现在别人火爆,我们是也很羡慕,但是我们不能很着急,我觉得做这个品牌就跟我们做一个企业一样,稳扎稳打一点儿,每一步踩扎实了以后再去迈第二步,这样将来就会赢得更舒服一些。”总结这些年一汽丰田的起起落落,陈灏这样对《汽车人》说。

跟着丰田“过山车”

较之于去年9月份的最低谷,现在的陈灏轻松多了。谈起往事,诸多感慨。 

陈灏与一汽丰田的交集也很偶然。早几年,他还在山西省外办工作,当时有赴日研修的名额,政审都过关了,想着肯定是能走了,陈灏还兴奋地学了两个月日语,结果被处里的干部顶掉了。陈灏心里不服气,就调工作调到了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没过几年,乡镇局撤销了,“原来都是事业编制,全部转企业。”他对《汽车人》回忆道。 

这对于陈灏来说无疑是又一个转折点。在自己出来折腾了两年后,2001年他来到了现在的集团,帮上面的投资人筹备一个酒店,酒店开业以后筹备上海大众,接着2003年开始筹备一汽丰田,2004年10月份一汽丰田开业后他成了总经理。

尽管当时对汽车一点都不懂,但陈灏并不担心。“其实做4S店跟做酒店是一样的,同样是服务业,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可这个产品,相信这个产品,那么你做好你的服务就OK了。” 

不过,那时他大概没有想到此后会是起落不定的10年,简直像在“过山车”。并且,这种情形就像买股票,矛盾而又充满戏剧性,你觉得该涨的时候它跌了,你觉得该跌的时候它突然涨了。 

比如,2005年和2008年应该是丰田最困难的时候,前者是中国人抵制日货非常严重的一年,后者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底特律三巨头都无一幸免。对此,陈灏不是没感觉,就是赚了。 

2005年前后金谷源处于刚开业阶段,那会儿让陈灏最头疼的是,一是对商务政策不太了解,二是资金有限。那时候他的投资人还要做铁矿,给陈灏留的资金很少。而按照一汽丰田的政策规定,经销商必须先打款给厂家才能给发车。可是陈灏没钱,厂家就不给发车。当时丰田又实行零库存生产,没有中转库,这样眼看着厂里主机厂旁边的小库房已经满得快不行了,但双方都没辙。 

另外,陈灏也认为厂里进货价格高,不如随便在外边抓一个经销商就比厂家进价低。于是他既不提车,也不往厂家打款,而是组织了将近20个司机全国各地去找车。 

结果2005年的1月份,丰田全系均降2万,“一下子就活过来了,市场爆好,新开业一个店一个月卖150多辆车。” 

陈灏对《汽车人》笑称,那段时间他基本上就住在天津主机厂管发车的那儿,“只要来我们家的车,赶紧给我发了。”他在那儿一住住了差不多一周还是10天,天天盯着,找朋友一边聊一边问:“我能进去吗?”朋友说“我来接你”,于是就假装参观混进去,立马跑去问:“有我们家的车吗?有的,先给发了,就发回来,一个月卖100多辆。” 

开业之初,陈灏欠了一汽丰田1400万车款,2005年头一个月就还清了。现在回想起来,2003年以前开业的那些4S店在那一年是非常痛苦的。而对汽车业懵懵懂懂的陈灏,几乎毫不知情地就把痛苦化解了,不仅如此,还收获了很强的成就感。 

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陈灏笑言有点像狼来了的笑话,“其实对我们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实际上,在他看来,2008年就那一个月不行,车卖不动了,经销商压力大一些,尤其是到了10月份、11月份库存增值差不多就200多,220、230辆车,“库里也放不下了,到处找仓库,但是很快到了年底又回暖了。” 

2010年日本地震原本也是让人揪心的一年。但陈灏对《汽车人》坦称,“那一年其实我们赚钱了。” 

当时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车紧张,好多零件就供应不上了。好多人开始怀疑,丰田都地震了,这个厂还能在吗?一汽丰田当时也做出了很多调整政策。“可是我们呢,尤其在太原,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3月份地震,4月份就觉得这个车是不是不太好卖呀?5月份发现好像担心是多余的,6月份卖得哗哗的,就是这种感觉。” 

陈灏认为最艰难的应该是2009年和2012年。2009年召回,“那年是给我们打击比较大的一年。”本来国内的客户基本上是第一辆车,对车没什么概念,有两辆车的也只局限于开,没有去了解车的历史或者是汽车的故事。“没有这个习惯,在忙我的,哪儿有时间。”但突然来了这么一下,大家都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就觉得这个是贬义的,所以突然就爆发出来了。 

再到2012年,本身整个经济环境也不太好。“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从去年的5、6月份开始,车基本上不赚钱,而且当时可能也是一丰这边换领导,量也挺大的,一直没有调整过来,一直到了8、9月份就真的到了边缘了,再有压力就付不起款了,”说到这里,陈灏开始皱眉,“9月份又雪上加霜来了这么一下,幸亏这个月有一个商务政策调整,否则的话非常的难受,那绝对是个低谷,去年9月份我卖20辆车。” 

但比起青岛、深圳来,太原还算庆幸。在抵制日货最严重的那段时日,当地派出所出面游说日系车4S店关门避风头。“我这儿连着关了3天,大昌关了4天,东隆直接被人家拿卡车把门封了。”陈灏透露说,他们店还修了一辆在西安被砸坏了进不了当地4S店的车,“连夜拖回来在我们这儿修。”

如果说去年9月份是最低点,开始逐步回升是在11月份,直到今年4月份,日系车整体跌幅收窄。而在经历了一汽丰田V字型的逆转后,陈灏终于松了一口气。

谁是方脑壳?

说起10年间丰田和它的合资伙伴在中国的起伏,也算是“老一丰人”的陈灏很多感触。在他看来,丰田在中国的发展如此别扭,不可抗的政治因素自然少不了,但很多方面也与日本人的做事方式有关。 

“原来说德国人脑袋是方的,我觉得日本人脑袋比德国人还方,还轴。”陈灏对《汽车人》感慨地说。 

比如,同样是做事一板一眼,日本人比德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举了丰田在天津建厂的例子。当时,丰田在天津建工厂用的是夏利的废件库,“很大一片地,到处都是夏利的那些废件,有的是次品,有的是回收件,等等。” “这换成我们很容易,有人,有铲车,有卡车,一下给你清完了,盖呗。”陈灏笑。但日本人不这样,日方专门派了大约5个专家过来评估这些废件,一件一件地去算,小到螺丝,大到整车的车体,目的就是把每一个旧件评估了价值,哪些是可回收的,哪些是不可回收的,哪些能利用,还要把它利用起来,橡胶、铁皮都要分得很清楚,在分离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把建厂的大轮廓勾勒出来了,该做标记的、该打桩的地方全部记下来了。3个月以后,按他的分类一清场,好多东西就回到再循环的过程当中去了。 

自然,这件事最后以日本人的较真落败告终。但尽管入华多年,丰田在这一层面的较真似乎没有太多改变。 

“他做事的方针就是每件事要找到真因,找到根,再去做对策,然后再去往下打,现在来评价它有没有效果,或者是效果好不好?太早,这个可能是5年到10年以后的事情。这是我理解的丰田。” 

日本人的事无巨细也体现在企业人事架构中。比如,德国人会在关键的岗位如CEO和财务上放“自己人”,其他部门相对充分放权,并且他们会选择非常懂中国文化的人去操作市场。 

“日企是在每个环节里他都要把关,如果好多东西不理解,他可能就否了这个事,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延展了。”陈灏对《汽车人》说,即便是作为桥梁作用的日方高层,如果想去安排中方的某个人去做什么事情,也得需要日方同意,日方不同意这件事是做不下去的。 

在陈灏的眼里,丰田是按照做百年品牌的定义来做中国市场。因此,它在各个环节上精益求精,力求不出一丝纰漏。 

这样的结果导致日系车品牌总是给人决策迟缓的感觉。陈灏笑言,那天喝酒的时候跟一丰的人还说,“好像咱们总是慢一拍”。 

不过,再方脑壳的人在屡屡碰壁后也会主动变得聪明些。去年,丰田宣布“双擎云动计划”,将所有管理前置。“‘云动’就改俩字,其实背后在做很多工作,不管一汽丰田的产品,在国内现在生产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他们这个研究的范围之内。”尽管不改较真的初衷,但总算有了点儿“变通”。

百年品牌接地气

除了思路的转变,陈灏对《汽车人》坦言,丰田需要在中国重新树立起品牌。事实上排除政治因素,不止是丰田,整个日系车近年来的品牌力都在减弱。 

早年,“日系车不管丰田、本田还是日产等也好,也是占过一段时间风头的,至少是广本当时加价,而一丰当时皇冠上市的时候也是很紧俏的,前面的人交了5万定金,恨不得提着现金‘你给我6万,我还他5万,车拿走’。” 

陈灏自己原来开的是1993年的老皇冠,前年公司要求必须换车这才换的新皇冠。他一个好朋友开的是同样的老皇冠,一直开到现在。“朋友说今年是2013年嘛,开到今年年底,开够整20年了就不开了。” 

“1993年卖50多万,超贵了。”还是个后驱的,在北方不能开。当时又没有现在那些系统,冬天下雪的时候,经常一个小坑陷到那儿,后备厢里有铁锹、毛巾什么的,得垫上然后才能把它开出去,都得那么开。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因为这车在日本都是财团啊、山口组老大啊这样有身份的人才能开,贵气。 

“当时一说皇冠,一说丰田,尊贵,大气,就这个感觉。什么人坐的?厅级领导才能做这种车,后来的皇冠出来,没有这个感觉了。” 

陈灏认为,从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品牌的塑造非常关键。民众对这个品牌的理解和认知度直接决定了它的抗风险能力。 

“为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到大众,像DSG这些问题出来了,人家都没问题。品牌在那儿放着,太深入人心了,大众品牌。”

品牌怎么深入人心?对此陈灏自己也深有体会。小时候跟着姥爷、姥姥长大的陈灏,家里挺早有了电视,喜欢看《铁臂阿童木》的陈第一次看到了丰田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也是那会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路必有丰田车’,什么是丰田车?没见过”,正好家里有一本汽车素描画册,很厚的一本,里面各种品牌的车都有,画画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个就是丰田车。”陈灏笑着对《汽车人》说,“所以说(早年)丰田整个品牌的这种渗透其实是很厉害的。” 

即便是2003年合资以后,威驰、花冠等上市了,无论是市场地位还是车型,大家也是非常认可的。“慢慢慢慢走,越往后走,越往后走,大家对丰田很一般化的看待,我觉得也挺悲哀的,实际上就是在品牌力这方面做的工作还是少。” 

相对而言,广丰比一丰做得还多一点,露出度高,但在品牌价值方面的露出也相对较少,“一丰广告也少,其他露出还少,全凭经销商在打拼。”

陈灏跟一汽丰田的刘伟俩人年纪一般大,挺投缘的,交流挺多。一汽丰田嘉年华活动在太原一铺开,陈灏对刘伟说,“这种接地气的活动早该这么大面积地上。” 

实际上,对于太原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品牌的渗透还在初级阶段,而它的消费潜力却已经体现出来。 

这并不夸张。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潜力,奥美中国首席知识官Kunal Sinha在对中国多个中小城市做了长达7年的调研后,得出结论:“低线市场消费者把握着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脉搏。” 

对于这样的城市,人们享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而很多人的业余生活相对空白。陈灏对《汽车人》感慨,尽管山西号称文化大省,但近些年来太原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活动可言。就此而言,这是争取市场的好时机。 

“像这种活动,咱们在太原市,不用说每年都有,咱们两年搞一次。或者就是把它作为一种品牌,5天也行,每年都有,就是充分地让客户去理解我们车的性能和我们的服务,我相信做上三五年以后,自然就提升了形象。” 

令他高兴的是,一汽丰田在做这种转变。2011年开始,一丰厂家进行品牌的再梳理和营销模式的转变,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加强体验式营销并下沉到二三线城市。尽管进步只是一小点一小点,但陈灏认为现在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赢得更多筹码。 

“不管中日关系将来怎么走,丰田能做到现在目前的这种情况,真是扎扎实实在做这个市场,尤其是很多老一点的丰田人,或者一汽丰田人也好,他们确实是有那个传统,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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