镌刻在大众历史上的人物
文 《汽车人》杂志特约撰稿 颜光明
哈恩是我与众多汽车巨头接触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物。这倒不是他曾经有过的显赫职务和传奇的经历，也不是他绅士般的个人风度和政治家的气质，而是他的职业敏感和独特的远见，以及有关这个民族的性格与历史。
正如龙应台在《德国，在历史的网中》所说，“德国人是一个不逃避现实的民族”，却有“重建德国人的国家概念”。由此，我联想到在德国大众总部大楼里，一个不大的底层大堂里挂着的一幅整个墙面的装饰画——被虚化、有点模糊的以勃伦登堡门为背景的VW标识。
8年前，我看到这幅画时就曾想过探寻大众的历史和究竟，但无人告诉我，甚至在当年日内瓦车展上看到皮耶希坐着劳斯莱斯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我还不解，而只是当中国记者在不断追问“两个德国男人抢夺英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大众与宝马竞购英国劳斯莱斯案）”时，才恍然大悟，方知此品牌暂且归大众所有。
据介绍，停靠在日内瓦湖边上的一艘邮轮原先属菲亚特，现在也归大众了。这些细节和印象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生平第一次看到资本的强悍与可怕，而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也就习以为常了。
然而，8年后当我再度采访德国大众时，我提出再去看看那幅装饰画的请求，却告知没有这项安排。但我还是执意要看，宁可放弃逛大众的礼品商店，哪怕抽出几分钟的时间也要去看一下。我向大众公关部陈述了8年前的观感，试图再去看一下这幅画是否存在，也想从中找出我一直探寻的答案。好在陪同我的公关人员理解我的想法，在不违背参观行程的前提下，特地开着车，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再到总部大楼的大堂看到了这幅画。 我庆幸这幅画的存在，就像老欧洲的城镇不变的历史原貌，透射时空更替油画般的凝固。
此刻，我看清了这幅画，没有当初的草率和模糊，也没有当初的敏感和随意，而是认真与仔细，看到了背后的提示。我问我自己：为什么？ 其实这是一幅很普通的画。它不完全是油画，陈旧的画面，泛黄暗淡，色彩苍劲，算不上作品。但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画，而是一种“心声”，也许旁人看不懂，而德国人不会不明白（甲壳虫成了德国人刮骨疗伤的镜子，也是经济图腾的活化石），尤其是大众的高层心里就更清楚。
由此画延伸出的“汽车城”和“透明工厂”，从沃尔夫斯堡、萨尔茨吉特、卡塞尔到德累斯顿；再把视线扫向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大众的海外工厂，就会在眼前产生“战略版图”的虚幻，正如这幅画给人的“错觉”一样，亦幻亦真，朦朦胧胧，但VW标识则是清晰、简洁、单一，无可替代。
这样的感觉尽管只有几秒钟，足以使我穿过时间隧道几个来回。
我向坐台先生提出想买这幅画的印刷品，告知没有，却透露同样的画有两幅。问在哪里，没有下落。再问，此画的作者是谁？也不清楚。不过，大众公关答应帮我查找。遗憾的是，大众公司规定，外来者不允许带相机，连手机都不行，犹如进入军事禁区。所以，只能将这幅画存入记忆。但还是疑窦丛生，难以释怀。 从什么地方切入解读大众？有谁能做权威性的解答？
12月5日，哈恩在上海四季饭店的采访终于破解了我多年来的困惑，即大众从单一车型崛起，成为跨国集团的秘密。
回想当年，哈恩的“扩张战略”许多人还不甚理解，甚至遭到非议和批评，包括对中国的投资在内。现如今大众成了公认的世界汽车三巨头，哈恩播撒的种子都已开花结果了。
“如此大的贡献，皮耶希家族应该写感谢信给您。”“不需要。”哈恩表情严肃地说，“这不是我希望的，也不是我的风格。”
哈恩在大众的辉煌可以用“镌刻”来表述。如果仔细研究，哈恩是一个企业战略家型的骑士，在我看来，他才是把VW画在勃伦登堡门上真正的作者。 这就是艺术的真实，往往需要解读才会有价值。如同卢浮宫许多艺术珍品，如果缺少解读还会有价值吗？
“由于我原则上不和媒体进行‘亲密的交谈’，受到攻击时绝不去找社会舆论，有些关于大众汽车和战后时代的历史性事件将会随我一起进入坟墓。”这就是哈恩的性格。他以在大众40年的经历（情感），将他在位时诸多决定的事件作为主干写成书，看来是对自己做的一种最好的交待方式，而对整个汽车业来说，则揭开了不少谜底，使大众的发展奇迹更接近了真实。
“我还是第一次接受媒体有准备的采访。”哈恩说，“我的记者招待会很短，不会超过一小时。但此次采访却超过了两个多小时。”81岁的老人在采访过程中，在自己的座席上正襟危坐，纹丝不动地解答记者的轮番提问，清晰的回忆与精准的回答，不时闪烁深刻的警句和精彩的思想。比如，他在率领大众走出欧洲面向世界时，已经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事件，正如彼得·德鲁克所说，“我总是先看看12年前有哪些是可以改变的。”也可以用维斯登·查契尔爵士的名言来形容，“我乐于高瞻远瞩，但只以我的视线为界，绝不妄作预测。”哈恩就是这样。他说，我的决策判断是以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文化历史作为依据。由此证明，他的职业敏感和远见是由思维沉淀和直觉在支撑，并不神秘。
哈恩的“远见”要比同时代的企业家更富前瞻性。世界工业界对他的评价很高——是隐身在大众奇迹里的灵魂人物。邓洛普总裁雷伊·杰第斯说过，“杰出的领导者对于一个企业，犹如无价之宝。即使预测将来无法完全正确，但‘远见’仍是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
大众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全球化竞争优势，这与哈恩在任时创下的家底和战略构架密不可分。
“我基本上靠记忆写下这些往事（指《我在大众汽车四十年》）。”也就是说，先前我对大众扩张战略的了解仅凭资料获得，而这本书等于就是第一当事人的亲口讲述 。坐在我对面的哈恩以他坚毅的目光，不容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
哈恩是对大众很有感情的人。他说，他曾单飞过一段时间（1973年至1981年担任德国大陆公司的董事长），其余的职业生涯几乎全留在了大众。因此，他的家也紧挨在大众集团的招待所（是只有大众董事会成员才能住的招待所，前中国机械代表团、江泽民主席访问大众都下榻在此）旁，常年与大众厮守在一起。
15年前他从大众退休之后一直没闲着， 活跃在不少国际性事务中（学术、咨询、文物等领域都有涉及，还出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的顾问等）。 由他建议兴建的沃尔夫斯堡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赋予了狼堡汽车城艺术和文化的细胞。
敏于行，行于思。哈恩的感性是多侧面的，即便是退休了，就连他自己都惊叹干了“这么多事”，活得很有趣味。我想，这是一个“超越数字表格的估量，而看向更远的未来”的人，有着不一般思想的人。
在最近的一次上海有关企业家的峰会上，余秋雨提出了企业家有改变社会文化形态的能力的观点，因与当下时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契合而引起了共鸣。
于是，在当下热衷于将企业家追捧为时代英雄的背景下，上述观点是否也有利于弘扬一些具有文化素养的企业家或企业？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将有助于社会文化形态的改良。
在沃尔夫斯堡，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优良的企业甚至能改变未来，造福社会”。大众做到了。而关键是，有一批像哈恩这样的企业家在推动。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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