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站见到风尘仆仆的刘涌泉时，他正赶来北京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的预备会。“你觉得奇怪吗？我觉得很好，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当《汽车人》对他选择五征集团表示疑惑时，他笑得像个孩子。“海归”加盟农用车公司，这样的组合无疑有着强烈的对比意味。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005年10月，五征收购浙江飞碟汽车制造公司，已经进入汽车行业。刘涌泉等人的加盟，显然是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在汽车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对于刘涌泉祖籍五征集团所在的五莲县在这其中的作用，他坦言，“我选择五征和这个没有关系，主要还是看中了这个企业，让我觉得很感兴趣。”
坦言在回国之前就像寻找“不同感”的刘涌泉，可谓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人，不仅在几年间留心观察中国汽车业界的动向，也对自己的目标与可能遇到的困难格外清晰。如今回国一年有余，他最大的感受却不是带给五征多大的变化，而是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回来这一年，学的东西‘老’了，中国的系统，中国的政策法规，中国的企业运作方式，中国人对技术的专业，中国人对于开发技术思路，考虑的角度都要学习的。否则你怎么能发挥你的作用呢？”
以实力为阶梯
1956年生人的刘涌泉是“文革”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1977年，22岁的他进入山东理工大学，用刘涌泉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经风雨的，文化大革命一天没有耽误，而且懂事了。”
到1986年，已经留校任教的刘涌泉面对一次山东省公派出国的机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山东省就自己组织公派的访外学者，每年30个。“到我们那一期大概是第三期、第四期了。山东省有这个项目之后我就去考，结果考上了，与此同时我还考上山东工业大学的研究生。”
其实在更早的1979年，中国已开始有访问学者等出国人员，因此当时刘涌泉就找了已经回国的人求教。当时这些“前辈”给他的建议是一定要选好的学校，而好学校的标准就是在国际学术资料库里的文献量，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发表论文和专著的数量。
刘涌泉最终的目标是紧邻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他的老师主攻结构力学，也正是这个当时50多岁的矮小白人，为刘涌泉打开了进入美国的大门。
不久后，本科学习拖拉机专业，当时刚刚读了一年机械专业硕士的刘涌泉来到了美国，后来他才知道，正是因为之前这位老师有过一个清华大学的访问学者以及一些台湾去的学生留下的良好感觉，他才会对来自中国的刘涌泉这么热情。
而刘涌泉也没让他的老师失望，在随后的交通部碰撞模拟项目中出色完成了程序修改的任务。一年之后，在美国老师的要求下，刘涌泉向国内申请延长了访问时间。“到第二年年底的时候老师就问我有什么打算没有？我说想在这儿读学位。”
但对从没有过硕士学位的刘涌泉，老师似乎还有点不放心，“当时他写了一本书给学生当教材，让我给他编写。后来遇到一个数学表达式，他说能不能在这个地方用更好的方法表达？后来我想想就写了一套公式出来。”
完成这次任务后，老师跟他说，跟我读博士吧，这表明了对刘涌泉能力的认可。“美国对博士学位极其重视，尤其是有头有脸的老师，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名声负责。”
与汽车的缘分
刘涌泉博士毕业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时期，工作并不好找。但他的老师显然对自己很有自信，最终推荐他去了底特律。而刘涌泉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只去福特汽车。
“这个时候，关于福特，我看了许多老福特奋斗起家的故事，老福特很了不起，白手起家建立这么大一个汽车王国，而且老福特本人就是一个技术人员。”不久后他就进入了福特汽车，在这种技术人员的认同感之下，开始了14年的福特工作生涯，直到回到中国。
“当时我进入的是产品研发部门，做到高级工程师，不能说多高的职位，但也领导自己的研究小组。因为我学结构力学，最早进入福特是做噪声研究，一年半之后改到做车身的耐久性，车身的耐久性做了9年。之后做整车系统，做路面冲击实验，针对底盘的。”
其实刘涌泉与汽车结缘的时间很早，在下乡时，刘涌泉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司机，“那个时候下乡分配工作，我是分配到胜利油田，到那儿以后把我分配到运输大队当司机去了，开了两年车，然后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又分配，又是做汽车，反正这辈子跟汽车分不开了，我是很喜欢这个行业的。”
或许正是因为在产品研发部门更接近实际生产和市场，刘涌泉对开发过程中流程建立的重要性感触很深，在访谈过程中也被他反复提及，“福特汽车公司的开发流程是以市场为引导的，整车由它给，会有一个目标分解。现在对整车的目标有17个性能指标，涉及各个方面。”
根据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状况，在整体框架内对每个指标都提出具体的量化要求，直到所有的系统参数确定。而这样的流程在国内还不成熟。
就像大多数华人工程师一样，刘涌泉在福特汽车做得很顺利，即使在他离开的时候，上司也同样不理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你做得很好，留下没有问题的。”但这位上司不知道，刘涌泉回国的计划在4年前就已经开始筹划。
换个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正如刘涌泉所说，他们这一批经历过“文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国的人，在走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要留下，回国是天经地义的必然。只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留了下来，尽管工作都不错，但回国的想法只是被暂时压抑下来了。
但随着年龄逐渐增大，以及孩子上大学后独立，已经50岁的刘涌泉越来越不甘于平淡的日子。底特律汽车工业的衰退，让他在公司同样也找不到当初的激情，有规律而按部就班的生活让他感到日渐老去。
“去年我的老师去底特律旅游还专门去看我，他问我用了多长的时间做回国的决定，我跟他说我说研究回中国来的可行性研究了3年。”刘涌泉玩笑地说自己是做足了功课才决定动身的。
最早是在2003年，刘涌泉的好朋友，已经回国的邬学斌就曾经动员过他回国，但当时仍在上学的儿子成为刘涌泉最大的顾虑，而且当时国内汽车工业的环境和可提供的选择也不多。“但这个事情有人跟你提了就自然会考虑这个事儿，就像被叫醒了一样，我开始不断地看中国的汽车网站、杂志，中国汽车工业的整个情况我都要看看。”
“我在福特呆了14年，大多数运转方式已经熟悉了，而且国内现在很多企业是在学习它的管理。我觉得继续下去意思不大，想找一个跟福特不一样的地方，而且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到了2006年，五征集团董事长姜卫东去底特律，让刘涌泉看到了这种改变的机会。据刘涌泉回忆“当时带着简历去的就有十几个”。刘涌泉尽管没带简历，但在听了姜卫东的介绍后，认为这是个很有潜力的企业，当时就有了加盟之心。不久后的2007年3月，张显杰、刘涌泉、刘新新3位福特高级工程师一起回到国内加盟五征集团担任研究院副院长，而院长一职由姜卫东亲自担任。
正是这种扎根的感觉，让刘涌泉提炼出一套不同的“海归哲学”，“首先要融入所在的环境中，不要带着救世主情结彻底改造什么，国内的企业在‘海归’加盟前已经成功了，各自有它们自己的道理。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所学和经验来提升它，让这些企业可以迅速地建立自己的研发流程和体系。”
刘涌泉笑称，在“海归”之后的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本土化，如何将自己在美国企业的经验结合中国市场的实际，实现最适应需求的本土化研发能力，是许多人不曾想到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刘涌泉觉得反而是回国后才学习到很多东西。
此外，刘涌泉觉得，尽管现在底特律状况不好，但大的回国潮可能还不会形成，真正选择回到国内的依旧是那些想要做些事情的人。而对于他们，刘涌泉的最大建议还是像自己一样，要有充分的信息和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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