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四季度，北京市拥堵指数比上一季度下降3.2%，但被调侃为“口感醇厚”的雾霾一顾再顾。政府显然需要拿出比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北风更靠谱的措施来。
积怨之下，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在12月3日称，2016年将试点征收拥堵费，并对小客车实施更严格的限行措施。同时，在部分繁忙地铁线试点错峰票价。
学校单位的上班时间不改，政府让市民错峰出行，简直是荒谬。无非多付出点费用，地铁公交还是挤得需要把尊严揣进兜里。
更倒霉的是小客车，限行、限购之后，还有拥堵费和更严格的限行。措施升级后即便无果，总能堵住批评政府不作为的千夫指了吧？
跟国际接轨？很遗憾，老外中偶有玩砸的我们要跟着学，伦敦征收交通拥堵费看起来并没有改善拥堵的效果。好的国际惯例我们则可能视而不见，金门大桥潮汐可变车道，“有关部门”似乎没有丝毫要学的意思。
政府负责分配稀缺的公共产品，无论怎么分，都有人不满意，这很正常。但“不患寡而患不均”。所有这些措施，看上去似乎都在损及普通市民的利益。而游戏制定者的利益没有捆绑，这才是症结所在。
12月8日开始的三天雾霾红色预警，北京市启动了单双号限行。政府强调“公务车在单双号基础上再停驶30%”。政府官员什么时候缺过公务车呢？停驶30%谁来审核？审核结果是否有公布过？老百姓不能开车可是毫不含糊的。
这和未来的拥堵费有异曲同工之妙，老百姓掏钱付拥堵费，总不能不上班不送孩子不看病不办事吧？对财政供养的公务车收拥堵费有意义吗？交通委官员们能每天切身感受到老百姓的通勤痛苦吗？
有人呼吁称损及百姓财产权的公共政策（譬如限行、拥堵费之类），应取得广泛共识后实行。但言路何在？“听证会”这个词是老外发明的，到我们手里就变了味儿，在听证没开之前所有人都知道结果，这不是笑话是什么？钱钟书说“中国人真厉害，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诚不欺我。
事实证明，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乱作为比不作为更有害。交委有个“缓堵处”，这个机构名字起得妙。它暗示，以治理拥堵为名的权力之手可以伸到每个公民的腰包里。为了公共利益，私人财产处置权可以为之牺牲（限行限购），但法律依据呢？限行了几年，仍然执行的是“暂行”规定，当然，我们有过暂行数十年的法规。它反映了官员们不知道权力的界限在哪里。
拜严厉的限购措施所赐，北京的机动车已经丧失增长势头。拥堵是大城市病，北京的汽车保有量排不到全球前三，但我们可以骄傲地宣称，北京拥有全球最多的私人交通限制。官员们还在威胁这些限制将会加码，直到杀手锏“单双号常态化”。同时，他们也承认这一措施有点极端。若诸多措施无效（这几乎是肯定的），别逼交通委放大招。
一方面北京拥有骇人的12车道快速路，另一方面大院密布的街区交通微循环不畅。每辆车占据的道路面积（18.3m2）比一个停车位（12.5m2）大不了多少，再加上奇葩的设计和管理水平低下，不堵才怪。
在市中心去功能化没有完成之前（市政府东迁是好的开始），再严格的限行和收取拥堵费，也是徒劳。大家都认为没用的事为什么还去做？“官场哲学”恐怕压倒了正常人的人生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