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巴黎气候大会与会186个国家达成了协议，被舆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协议。其目标是在2100年，全球升温幅度，较工业化时代开始之前，提升不超过2℃，争取在1.5℃。为此，各国提交了INDC（各国自主贡献）文件——这是和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与1997年京都议定书最大的不同。
巴黎协议向国际投资者发出绿色投资战略信号。其战略意义，必须由资金、齿轮机制（5年一次盘点制度）和雄心三者确保。当然，这也就是单一透明机制设计的目的所在，即解决三个最重要的问题：钱从哪儿来、如何监督 “雄心”、如何加强执行力。
保罗·克鲁格曼担心巴黎协议可能和京都议定书落得同样下场——看起来很伟大，但最终没什么用。在巴黎，中国和印度明显的转向和让步（放弃发展中国家的义务较少这一立场），不但为协议铺平道路，而且促成了广泛的全球共识。协议的另一个障碍——美国共和党把持的国会，则堕入否认和反科学阴谋论的深渊，拒绝有利于控制排放的新立法。而奥巴马则通过行政命令限制发电站的排放，这是挽回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国际信誉的重要举措。
如果各国决心履行自己的承诺，（实际上并无可靠惩罚机制），尽管可能仍然达不到2℃的目标，也能加速形成新能源产业。后者将迅速形成一个新的、足以对抗传统化石能源势力的利益集团。
汽车行业站在哪一头？是站在化石队里面，对抗历史潮流的变化，还是试图开发足以改变规则的新技术，最终成为“绿色”势力？
现在看来，汽车行业有点首鼠两端。一方面对新能源产业大举投资（尽管力度不一），而另一方面，在新能源车上无法获得稳定收益的时候，仍然在倚重原有的传统燃油车的利润。看上去像是站在石化巨头这一边。
巴黎协议将从根本上改变所有汽车企业的态度。只有降低排放，甚至完全零排放的汽车技术才有未来可言。有实力的车企将毫不迟疑地增加投入，完全站在绿色能源势力的队伍里——它们会发现拯救地球是有利可图的。此举会打破传统化石能源巨头对全球经济的话语权。与石油挂钩的地缘政治规则将被重写。
相比而言，欧盟在2 021年对域内车企的排放限额要求弱爆了，因为2020年提出INDC的国家，需要在2020年前通报一次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并在此后每5年通报一次。所有不满足国家承诺的车企，将很难在新国家减排法规下生存。尽管可以用现金在碳交易市场上换取额外的排放权，但依赖此举则对企业的盈利能力构成重大打击，更别提社会评价下降给品牌带来的损失。
如此，独立经营的大排放车企，诸如个性化跑车公司将完全不可能独立生存，必须依靠大规模采用减排技术或者新能源技术的集团，来拉低排放额。而电动车则将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其中，丰田的氢动力技术，则可能首先在最发达的欧洲小国得到青睐。当然，两者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解决初级能源的清洁问题。
巴黎协议，将毫无疑问地重塑汽车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