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财政部领衔的四部委（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彻查新能源车骗补行动，比作一场北方的夏季雷雨，再合适不过。风卷云袭，不经意间，天庭雷霆震怒，倾盆大雨兜头而下。然而转眼就力度转弱，迅速收梢，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
不错，这很中国。
大行动和小结果
从1月21日起，到9月8日财政部官网贴出的骗补名单，调查经历了222天。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反复和波折，不在其中，很难体会。不过，国务院办公厅牵头组建督查小组，负责指导各地的调查活动。就行业调查规格而言，已经空前。前后组织了3次大规模调查。值得指出的是，调查完全是中央派员一竿子插到底，不假手地方，也不依赖后者汇报。显然，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丧失对地方行业主管官员的信任。
黑名单上，苏州吉姆西、苏州金龙、深圳五洲龙、奇瑞万达贵州客车以及河南少林客车，这5家被查实的骗补资金10亿元。绝对数字不小，但是，仅去年中央财政就预拨购置补助资金175亿元。而去年地方拨付资金不详，估计有100亿元左右。从2013年以来，3年补助的盘子超过500亿。
既然大家都同意骗补已非个别的小偷小摸，成为规模化、系列化的“标准操作”，那么10亿元只占总补贴2%，显然，这不是骗补金额和名单的全部。
财政部公布黑名单的当天晚些时候，一份号称更完整版的“骗补名单”浮出水面。被调查的93家企业中有72家企业存在骗补和违规谋补行为，涉及补贴资金92.7亿。当然，官方对这份“名单”不置可否，而名单内的两家企业迅即发表声明，否认了“中央来信”。
也就是说，中国汽车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行业审查行动，就抓了5个倒霉蛋？其他厂家品性高洁，濯清涟而不妖。可能吗？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应该相信，哪个版本更接近事实？
政策与市场
最迟从今年年初，新能源补贴政策粗放、补贴过高的问题就已经暴露无遗。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产能，都已经轻松吊打全球。“弯道超车”玩得不亦乐乎。问题是，这是真实的市场动能，还是政策释放出的“反市场”怪胎？
仅去年12月份，新能源商用车产量就飙升至63525辆。在此之前，很多企业单月销量只有几十辆。而在去年年底高峰时，很多企业单月销量达到平时数十倍。销量报表的曲线之陡峭，简直可以画成“对数”形式。
很多舆论指出，6-8米的商用车是重灾区。因为生产这种车型最合算，仅央补+地方补就已经超过车辆制造成本。这还是车企老老实实搞研发、走正规生产路子的前提下。如果李代桃僵（只上牌不上路）、增灶减兵（电池重复“利用”）、利润率可达400%。说老实话，政策到了考验人性的时候，人性多半经不起考验。
去年年底的时候，再傻的政策制定者也发现问题之严重：上牌车辆不足销量的一半。一般而言，上牌数量略少于销量是合理的，毕竟办手续需要一定时间，但时滞不应超过3周。但两者之间差距越拉越大，就不正常了。几乎所有疑似“幽灵车”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道路上。
后来发现，即便上了牌的车，其中一些也有问题。它们被卖到主机厂商的关联公司，而非普通用户。不出所料，这些车只存在于纸上。调查人员只须会数数，骗局一戳即穿。
这么高的两级补贴，超过整车成本，实现了劣币驱逐良币——费力研发的是傻帽，轻松改装轻松“赚”钱。至于在政策制定之初，“骗补问题始料未及”之说，请问政策制定能否如此天真？几百元的家电补贴，都有骗子在努力。几十万一辆的补贴，为什么审查机制会失效？
在这个“行骗产业链”里，新能源企业准入、租赁企业资质、电池标号追溯、续航里程等参数要求，如此之多的政府审核环节，全都形同虚设。是骗子太高明，还是监管小清新？
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管理松懈甚至权力寻租，或者合伙诈骗资金就地分肥，骗得能这么轻松？这就是中央撇开地方单独核查的原因。
转折
一家拥有新能源商用车生产资质的企业，只要不是“太笨”。一年可套取补贴可以达到上亿元。显然，调查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后者是不会束手待毙的。3、4月份，各地在调查期间，不断传出一些企业经营者自杀、“病逝”的消息，但消息旋起旋伏，并未引起太大波澜。
如果像现在的惩罚力度，最严重的吉姆西不罚款、追缴非法所得的同时吊销执照，值得去寻死吗？这里面大有可玩味之处。其中的内幕可能永远没有揭开的一天。形成的一条龙产业链中，在前面站台操作的人，其实只是白手套。钱最终不会落入到这些人手里，他们只是拿薪水的马仔。这些钱最终的去向，只会是那些有“资源”，能获取资质、应付审查流程的人拿走大头。
在上半年调查期间经历的波折不言而喻。4月下旬，国务院督察组牵头第二轮核查启动，这意味着当初预计的4月份结束调查、5月公布结果的计划不可能实现。原因在于，在上一轮调查中发现，骗补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种普遍的行为。
因此，2016年发布的1～3批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全部重审，第4批的车型也退回重审。这次核查结果又再度失约未公布。
直到国务院主持的西安会议上，才发布了调查的初步结果。不过，调查方将这些诈骗行为分为“骗补”和“违规谋补”。熟悉政治语境的人都明白了，后者受到公开处罚的可能性小。对同一种行为，设计两种标签，说明中央不打算打击面过大。
有意思的是，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总结骗补和违规谋补的三种行为方式的时候，并未界定，哪种行为属于前者，哪种属于后者。显然，两者仅存程度上不同，并无性质区别。
诈骗（套取）国家资金，已经触犯刑法。
最高法在出台《关于规范办理套取国家专项资金案件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对套取专项资金使用人罪名适用的四种情形：伪造申报材料、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申报过程中有行贿、伪造印章等行为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套取资金上指使、协助弄虚作假的；审查中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国家资金被骗取的，都要以诈骗、行贿、伪造印章、贪污、玩忽职守等罪名起诉。
显然，在这场全行业狂欢的盛宴中，以上行为均存在。高法出台的司法解释已经予以界定。那么到底会有多少人定罪呢？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开报道。
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法，这是司法实践的基本常识。检察机关可能还在等待调查结论的最终出台才能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在名单公布之前，补贴退坡机制就已经出台。2017年至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较2016年下降20%，2019年至2020年下降40%，2020年以后补贴政策退出。骗补调查结束之前，很多企业都没有拿到2015年中央补贴，地方补贴更是不见踪影。
补贴虽然退坡，但仍将发挥作用，更严格的监管体系已经启动。但空前的调查过后，一地鸡毛。今年1-8月新能源车商用车产量7.2万辆，销量6.5万辆。和去年最后一个月的产销量相当。宇通、中通等商用车厂家半年报中透露，现金流分别为-18.6亿元和-10.1亿元。均为去年补贴款未到位所致。
如果企业现金流全指望政府补贴，这个市场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行政因素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即便实现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虚假的。对市场的破坏是实实在在的。补贴政策的副作用，并非大规模核查、追加措施所能弥补。
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需要更谨慎一些，想得更周全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