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颇费一番口舌。
地炼油十二使徒——东明、弘润、亚通、利津、天弘、汇丰、鲁清、垦利、齐润、京博、宝塔和华锦的期望再度落空。今年第二批成品油出口配额名单中，地炼油企业再度全军覆没，即便“四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的配额也下调了73%。而且，中石油的成品油出口资格也被暂时剥夺了。地炼油还有什么资格抱怨呢？
地炼正伺机崛起
所谓地炼油，自然是指跟国家队相对应的地方炼油产能。与全球炼油产能总体增长相一致的是，我国炼油能力快速增长。
如果中国炼油厂达到全球的平均开工率，意味着市面上多了5000万吨燃油，批发价格将直线触底。“国家队”的汽柴油零售价抱死上限这一行规，也必将无法维系。有什么办法既释放部分产能，又能不对国内成品油市场造成冲击呢？出口。
民营资本不断介入炼油行业，国家政策对地炼油的限制也转变为空前的开放，地炼油企业因此快速崛起。在2016年，地炼油企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国家对22家地方炼厂发放了8193万吨原油的使用配额，地炼油企业去年生产成品油8198万吨，开工率达51.8%，处于历史高位。这些“耀眼”数据的背后，是地炼厂家自主进口原油3385万吨，占据原油进口总量的11.3%。
积极推进炼销一体、加油站品牌化，并补充基础设施短板，看上去地方炼厂正在对“国家队”构成威胁。受到地方炼厂的冲击，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市占率从2010年的90%降至2016年前10个月的77.1%。对于“两桶油”而言，开工率70%是“生死关口”，和地炼油企业的容忍度无法抗衡。后者开工率40%，还能存活。
垄断被打破，“国家队”不可能还稳坐钓鱼台。
利益使博弈加剧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和委员呼吁继续给予地炼厂出口配额，也有代表和委员呼吁“淘汰落后产能”。这两种观点看似不相干，实际上针锋相对。
去年无论“国家队”还是地炼厂，各自出口配额均未使用完毕。今年，国企配额缩小，惟一增加配额的是中化。因为其生产基地在泉州，距离新加坡能源市场，在运输成本上有优势。
地炼油企业2016年生产成品油8198万吨，开工率达51.8%。
这些“耀眼”数据的背后，是地炼厂家自主进口原油3385万吨，占据原油进口总量的11.3%。
中石化和中石油的市占率从2010年90%降至2016年前10个月的77.1%。对于“两桶油”而言，开工率70%是“生死关口”，和地炼油企业的容忍度无法抗衡。后者开工率40%，还能存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去年地炼厂没有完全利用出口配额呢？相比国企，地炼厂在进口原油的许可和渠道费用上居于劣势。除了俄罗斯转口的伊朗轻质原油，环渤海的地炼厂获取成本和国企差不多；其余进口渠道，都是输多输少的事。
大部分炼油厂采用来料加工模式，造成拥有原油码头者得天下。在陆路运输中，地炼厂同样处于劣势——缺少油罐车、铁路车皮，成本上又输一块。更惨的是，缺乏进口资质的小地炼厂，更多依赖批发或两桶油外采。它们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也是被淘汰的目标产能。
掐死地炼油的出口配额，客观上逼迫地炼厂大鱼瘦身、小鱼饿死，关停并转、兼并重组。用“国家队”口吻描述就是“化解落后产能为先进产能腾出发展空间”。其背后是血腥的地盘之争，但“国家队”用的是非市场手段。地炼厂没有坐以待毙，将国内炼油能力转移到国外。去年年底，山东恒源石化公司和壳牌马来西亚炼油公司在吉隆坡进行股权交割，以663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后者51%的股份。这也是中国地炼企业完成的第一起海外并购案。
类似的，未来可能还将重演。
何不让市场说话
我国已经不可能维持“十二五”期间的增速，成品油消费能力增长进入低速阶段，但加工能力仍在高速增长中，随着一批新规划炼厂的建成，预计2020年中国的炼油总能力将超过8亿吨/年，产能过剩规模约为1.5亿吨/年。市场与资源错配，必须依靠国内外市场一体化运作来解决。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炼油能力低或者基本空白，这些都是成品油出口的新机遇。在国际市场上，国家队无法享受超国民待遇。如果靠政策手段打压地炼油，可能自毁长城。虽然两方在国外存在竞争关系，但都是中国出口份额的基本盘。
鉴于东南亚各国对成品油品质要求各不相同，分别按不同客户要求炼制油品，对于1000万吨以上加工能力的炼油厂来说，从成本上很不合算。因此，“国家队”吃不了的这块蛋糕，也不让地方队吃，既不合理，也不理智。
而亚太地区总体上成品油生产能力过剩，也造成了该区域供方竞争加剧。客观上也要求国家增强企业竞争力，加大退税支持和资金扶持。相反，保留地炼厂的出口能力，有利于各企业占据细分市场，扩大整体份额。在不危及国内成品油供应安全的前提下，不妨让市场的归市场，给地炼油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