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是一辆车引出了中国汽车史上一段梦魇。但那却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故事开始，一个惨淡经营的汽车企业。一个“空降”的副市长。辽宁省领导人一句悲壮到不忍卒听的话：辽宁不能没有汽车工业。
（1）
这个世界上或许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别人的痛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企业，真正的痛苦都是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自己去消化。当然，这不是说这个世界已经冷漠到了如此麻木不仁。但是，别人的怜悯、同情，甚至雪中送炭和假以援手，仍旧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
这却是格外现实和真实的残酷。
2005年接近年末的一天，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就陷入到了这样真实痛苦的境地。他们站在厂大门口。年轻人对老人说：这厂子完了。不行了！你瞅瞅，车也不出，报纸也不给订了，书也不让买了……
说话的年轻人是厂图书室小刘，听话的人是已经卸任十多年的老厂长杨兴仁。小刘没有掉泪，但脸上的表情比哭还要难受。冷风割在小刘的脸上，使他的脸看上去突然显得皱巴巴，干涩得像张老人的脸。他所说的“厂子”就在他们身后，“华晨金杯”4个巨大的字在寒风中抖索。“厂子”曾经是他们的骄傲，如今却成了他们的心头之痛。这么大一个企业濒临绝境的惨状，要比一个患了绝症的人濒死前的垂死挣扎更让人难受。车不出了，或者说，车出得很少很少。没有了钱，就得紧缩银根——可“银根”竟然紧缩到了厂图书室订报纸和买书的钱上！小刘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把因和果的逻辑关系居然说得如此清楚明白。
厂子是什么？
厂子就是工人的衣食父母。
厂子完了，也就是说，父母殁了，衣食没指望了。衣食没指望了，工人怎么办？……杨兴仁什么话都说不出来。面对小刘的痛苦和小刘突然变得干巴巴的脸，卸任的老厂长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有什么安慰的话，他比小刘更痛苦和更难受。这个厂就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他一生的岁月都给了这个厂子，他和他们那代人那时候像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儿，几乎和共和国同时诞生的这个婴儿，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的怀抱里和爱抚下，一天天，一点点，一步步，走到了今天。这个叫“华晨金杯”的偌大汽车厂……
小刘眼里的父母，是杨兴仁那代人眼里的宝贝孩子。
父母殁了，人的痛苦尚可接受。
——孩子呢？
孩子夭折了，是人接受不了的一种痛苦。
（2）
杨兴仁来见我的时候我相当感动。老人是有备而来。知道我要写华晨，他来的时候带来了厚厚一沓资料给我的第一份资料就是这个厂的厂史。每个中国人，只要是一个中国人，就知道“九·一八”事变，知道日本人占领东北。华晨金杯的“前史”就和日本人占领东北有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人记忆中永远耻辱、永远深感痛苦和不幸的日子有关——我所以要在此写上一笔，并不是想要从政治的角度唤起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是这样。我后面将会写到，中国人的造车史，或者说，华晨的造车史却恰恰和日本人有关。
日本人全面占领东北后，随着战线的拉长和补给线的延伸，他们就需要运输工具：天上跑的飞机和地上跑的汽车。用飞机和汽车给他们运送兵员和枪支弹药，再用这些枪支弹药去打中国人和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华晨金杯的老厂区原址在沈阳铁西区，就是始建于1938年的日本内燃机制造株式会社。它雇用了200多名中国工人从事铸造、热处理、机械加工等，专门制造飞机零件及装配日军军用车辆。严格地说，它就是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一个军工企业，大约属于日本商人为装备其军队而在中国设立的军械厂；而既然叫做“株式会社”，我想，性质应该是民营的日本企业。
后面的厂史就暂且略过。总之，就像任何一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厂一样，它前前后后有过十几、二十个名字，其隶属关系当然也变来变去。为了我的叙述方便，我想我们只须记住两点。其一，华晨金杯在1984年以前主要的厂名叫“沈阳轿车修配厂”和“沈阳轿车制造厂”。其二，它的性质是国有大型汽车企业。华晨金杯后来发生的所有故事都和这两点有关。或者说，一个典型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造车梦，最初的梦想也从这里开始……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当1984年前后伴随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双轨制”，伴随着国企改革的脚步，在中国的大地上除了由国家投资、历史上和现实中已经形成并被国家“钦定”的少数几个汽车企业外，后来相继出现的几十家、上百家汽车企业都有着华晨金杯类似的经历——但是，华晨又几乎完全不同于所有那些汽车企业，更不同于其他国家100多年间出现的汽车企业。或许这样说并不算过分：全世界都找不出像华晨金杯这样特殊的一家车厂。共性与特殊性，历尽屈辱却又心不死、梦还在，那么苦涩却又那么不甘沉沦，那么美艳高贵却又那么命乖运蹇、几落红尘……这一切都让华晨无可言说地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一个中国汽车特殊命运的缩影。一个象征，或者，一个符号。
它象征着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弱小而坚强的灵魂。
它是一个叫中华的民族要造中华车的民族精神的符号。
杨兴仁坐在我的面前。他个子不高，人很朴实，从长相上看没有一点儿能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相貌特征。你不可能把他从千百万个普通中国人中分辨出来，而切切实实地，杨兴仁就是一个相当普通的中国人。在沈阳，在东北，在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里，我相信会有无数个和杨兴仁相类似经历的中国汽车人。他1957年毕业于长春汽车制造学校，即现在的吉林工学院，学的是汽车设计与制造专业。我想杨兴仁应该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代汽车制造专业的技术人员，他搞了一辈子汽车，而当他1994年从当时的沈阳轿车制造厂副厂长任上退休的时候，他们的海狮四代轻型面包车刚刚下线尚不足两周岁。海狮当然不错，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先进和这么漂亮的面包车。可面包车毕竟不是轿车。就像盖了一辈子楼却没有盖过摩天大楼，搞了一辈子汽车没有造过轿车，杨兴仁终究感到此生遗憾。退休3年后，64岁的汽车老人又被召唤回厂，他忘不了那是1997年的7月，他们要造中华轿车了。从重返厂子的那一天到2004年，7年的光阴让他成了一个71岁的更老的汽车老人。这次他再次离开了厂子。离开的时候中华车颓势已现，而一年之后，当他在2005年临近年末的这一天在厂大门口遇见图书室小刘，小刘用“车也不出了，报纸也不给订了，书也不让买了”这样3个排比句3个事实，让他无比清楚地知道了小刘说的那个结论：这个厂子完了。
杨兴仁那时候看了一眼冷若无光的白太阳，似乎整个身体都在往下沉。岁月如果能够倒流，那真的会是另一番景象。掌声。笑声。新盖的厂房。新买回的机器。崭新的刚刚安装好的流水线。流水线上缓缓流动的一辆辆锃光瓦亮的车。哦，像印在水面上的影像，一切都复活了，一切又都突然消失……
——那些与他们生命同在的中华车。
我问老人：你相信小刘的话？你肯定相信小刘的话吗？你那时相信中华车真的完了，厂子也完了，是吗？
杨兴仁苦笑。
不错。那么清楚的事实谁能够不相信呢？
（3）
我是刚刚参加完2006年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来到了沈阳。北京车展上鲜活的一幕还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和刚刚过去的一幕比较起来，杨兴仁说的一年前——不错，时间恰恰是一年前。北京国际车展开幕于2006年11月18日，是这个丙戌年的岁末——一年前，他和小刘在厂大门口的那一幕，他们当时对这个因上中华轿车而几乎被拖垮的汽车厂暗淡前景的悲观、痛苦乃至绝望，对我而言却更像是极不真实和极其遥远。
2006年的北京国际车展规模空前，8个展区展出了来自全世界的576款车。我不是车迷，更不是车评家或汽车新闻人，而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有了这个一饱眼福的机会。作为陕西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我刚刚参加完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从下榻的北京饭店移至离车展距离不远的一家小酒店。我发现，北京城已经被这次车展搞得热闹无比，大街上你能看到载着尊贵的凯迪拉克，载着越洋而来的劳斯莱斯、奔驰、宝马的车队穿城而过，全世界的顶级豪华车似乎都在向北京的这一角聚集。不看这样一次车展肯定是一个错误——宝车离你如此近了！
我们中国还真是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眼球。关于这次北京车展的规模、等级以及全世界汽车制造厂商们给予的重视程度（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视），我想应该提出一个参照物。就在我动笔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2007年1月7日，另一个车展在大洋彼岸美国举行。媒体报道的标题是：《聚集北美车展，尽享百年精华》。
报道说——
2007年1月7日，展示全球汽车工业最高水平的北美国际车展在美国“汽车之都”底特律的科博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一年一度的北美国际车展创始于1907年，是全球最古老、规模最大的车展之一。它与法兰克福、日内瓦、巴黎和东京国际车展齐名，同属国际顶级汽车展。
2007年是北美车展的百年华诞。北美车展以概念车为亮点，各大汽车公司纷纷亮出手中王牌。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最新资料，在今年参展的600余辆汽车中，全球首推的最新车型约有40款，其中包括多款概念车。
……
北京车展展出的576款车，从数量上看已经接近世界“顶级车展”底特律车展。但诚实地说，这两个相距仅有几十天的车展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相信全世界的汽车“豪门”肯定聚集到“汽车之都”，而来我们这里的肯定只是豪门中的一部分。而且大家参加两个车展的心态也不一样。底特律显示各大汽车公司实力，着眼的是全球汽车市场。北京车展大家一致瞄准的主要是中国的汽车市场。同这种目的性相一致，北京车展参加的绝大多数厂商是各大豪门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和中国自己的本土公司。与底特律首推最新车型约40余款相比，北京车展上大约只有几款来自豪门的全球首推车型，新款车型主要来自合资和自主品牌车。
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
自主品牌车是北京车展的亮点，媒体报道说，自主品牌车约占北京车展的三分之一，而发布的自主品牌新款车型就有十几种之多。开展的第一天是媒体日，据说，中外上千家媒体记者到场。我发现，关注度最高的仍旧是世界著名汽车公司推出的新款车，比如MINI车的发布台周围挤满了人，数数大约有六七道人墙，不得已我只能“登高而望”，站在上一层的楼梯栏杆旁看完了这款车的发布。人们喜欢名车，这也无可厚非。但在自主品牌车的许多展位当中，我发现“华晨汽车”几个大字下面人气挻旺，比不上MIMI，也比不上克莱斯勒的新车发布，可它的人墙也大约有四五道厚。人们在等待着。应当主要是新闻记者。我从这些手握“长枪短炮”的记者们的脸上，隐隐地读到了一种期盼。他们仿佛在期盼着一个时刻的到来；而在这种期盼的脸上和眼神中似乎还有着一种肃穆与悲壮。
华晨汽车的一款新车发布怎么会让这些媒体记者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与表现？——这应当是相当奇特的。我挤在人群中，不知不觉被周围人的感情所浸润着。没有人告诉我红绸下盖着的那辆车会是辆什么车。它静静地等在那里，像一个即将被揭开红盖头的神秘新娘……
华晨集团老总们登上了展台。
当红绸在华晨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祁玉民手中滑落时，我想我知道谜底了。首先醒目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这部看上去如此高贵典雅的黄色运动型轿跑车门脸上的几个字：中华M3。人群一阵骚动，明显地有一股感情的波涛在人们之间涌动。人群里的我被这种感情波涛推拥着，突然间几欲泪下——“中华”两个字在镁光灯、聚光灯下熠熠发光。明白了这两个字的情感分量。明白了是中华车背后太多的故事，让许多熟知它故事的人在别后重逢时不可能不百感交集。明白了新闻界的人尤其对它投入了感情。它的不凡身世，它的坎坷经历，以及它现在像凤凰涅磐般地浴火重生……
中华M3亮相京城的火爆场面和一年前一个濒死的汽车企业集团，这两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的死亡和它的再生？
我想，原因肯定相当复杂。
（4）
参加完北京汽车展，我已经无法放弃对华晨人造中华车有关的一切的好奇心。我决定追究那些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事件，那些事件背后的故事和那些故事中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那些华晨人。我恐怕，或者说，我恐惧，人们的那种可怕的遗忘。在人类百年的造车史中，我们会熟知福特T型车的诞生，熟知劳斯莱斯的诞生，熟知林肯车的诞生，熟知与这些车的故事有关的人的故事。100年的造车史中没有中国人造车的故事，那么200年、300年以后呢？——我们还能够没有吗？！时光在流逝，时光也总在流逝，时光的流逝会地把我们民族最初的一批造车人无情地湮没在流逝的时间里，今天我们尚在谈说、议论，甚至毁誉参半和喋喋不休。争论不休的事件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且终究会被人们遗忘掉。今天的这些鲜活的脸庞会成为历史黄卷，没有人再能够想起。我们预计着、预想着、预料着一二十年之后，三四十年之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民族汽车工业会有辉煌的一天，会走进世界汽车强国之列，会有我们中国的福特车凯迪拉克车林肯车，但我们的开端在哪里？我们最初的雄心与梦想在哪里？我们又是有过怎样的苦涩和失败？而当我们弱小时我们是怎样锥心剌骨地痛？当我们不被人瞧得起时我们是怎样像个交不上作业的孩子眼眶里噙着屈辱的泪屈辱地受着别人的白眼屈辱地低下我们的头？……
哦，是的，当我们还造不出劳斯莱斯奔驰宝马那样的名牌车，当我们的民族汽车工业还相当稚嫩时，得有人记录下我们造车史的婴儿期，得有人去解说我们民族汽车工业婴儿期背后的故事——那些人和那些事件。我想我该记录的典型事件是中华车的诞生。——不是宝马，不是劳斯莱斯，是中华车。
记得我打电话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给一个朋友时，朋友相当感慨地说：没有想到，你要用你柔弱的肩膀去扛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工业的沉重话题……那一刻我突然沉默。民族工业，不错，是一个对中国人太沉重的话题。我仍旧要说到日本，我们的这个强邻；而当我说到日本的时候我想说我丝毫不带有政治色彩，我只想说邻居对我们民族命运的影响。俄罗斯在沙俄帝国时代从彼得一世起就把他们的目光主要投向黑海的出海口，那里是欧洲。因此俄罗斯的强大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命运不是毫无影响但影响不大。但是日本不同。日本的目光是从富士山投向亚洲，而且主要是投向中国——它的一个亚洲最近的邻居。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突然强大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悲剧性的事件，与强邻为伍，这让中国的命运从此蒙上了沉重的阴影。我甚至认为，中国此后发生的许多不幸历史事件和不幸的命运多与我们的强邻有关。中国的民族工业屡起屡挫，中国民族工业在19世纪末和上世纪初终于还是没有强大起来也和日本迅速崛起成为一个亚洲独一无二的工业强国有关。洋务运动，是中国最初的一个工业强国梦，但甲午海战随着邓世昌的旗舰沉没下去的，决不只是几艘战舰，而是中国人想用工业救国的努力和梦想。受此屈辱，辛亥革命前后甚至清廷灭亡前，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和支持民族工业的优惠政策，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已经出现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工业，但日本人打进来了。同甲午海战一样，这场战争，即抗日战争，中国付出的也绝不只是几千万生命和大片国土的沦丧，日本人几近摧毁了中国人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薄弱的工业基础。
如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之初，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厂570家，“八一三”战争爆发后，除内迁66家外直接毁于炮火的 360家。设在浦东、杨浦区略具规模的10个船舶修造厂，全被日军占领，租界幸存的百余家机械厂，生产也全部停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工业基础和民族工业体系的摧毁差不多是致命的。不言而喻，中国这时候已经不可能有汽车工业。汽车工业需要良好的和优势的工业基础，相关的工业领域太多，冶金铸造、材料工业、橡胶轮胎等等。但就在中国人痛苦地和丝毫没有希望成为一个“轮胎上的民族”的同时，同样的一场战争，一场世界大战却催生了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的汽车工业迅速走强。美国人占领日本却并没有卸下日本人的轮胎，丰田公司出现了。这个日后令欧美人、欧美的汽车巨头望而兴叹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崛起在了战争的废墟上——战败后的日本国土上。
事情庄严得几近滑稽。
战胜国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战败国的日本却很快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跻身世界汽车工业强国。仍然不言而喻，丰田公司乃至后来的日产公司能够在短时间里迅速崛起，和日本战前雄厚的工业基础有关。德国同样也如此。大众汽车公司及甲壳虫汽车就是在战后的德国开始羽翼丰满。战争没有摧毁日本的工业基础，同样也没有摧毁德国的工业基础。日本和德国再度迅速崛起的事实表明，关于工业基础最精辟的解读应当是人而不是物，是掌握了核心技术的技术人才，由这些技术人才而形成的一国的技术力量。正是这些技术人才和技术力量的存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才完全不可以摧毁！
不可想象当年的世界汽车城不是诞生在底特律而是诞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当福特怀抱着要造“会走的马车”的梦想来到底特律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世界上一流雄厚的工业基础。福特来到这里是个偶然。福特不来其他人也会来，也会在底特律建造起另一个汽车王国。当时的底特律人才云集，他们能够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机器和发明出无数的新鲜玩艺儿，不要忘记爱迪生当时就在底特律并且和老福特是至交好友。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会成为汽车强国。由此能够得知，一个想要强大，一个还有着强国梦的国家，它可以放弃很多东西但决不能够放弃汽车工业！
对一个国家而言，它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市场和金钱，而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因此汽车工业才是“支柱产业”。
我在那一刻的突然沉默，就是从“民族工业的沉重话题”想到了同样沉重的“民族汽车工业”。接触到汽车工业，接触到华晨，接触到中华车，我想是命运对我的一次选择。这样一次思考对我很有用处，它让我在相当大程度上明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汽车人为什么不能够放弃造车，明白了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为什么不能放弃华晨，明白了华晨为什么不能放弃中华车……
带着沉重的思考，我上路了。
（5）
辽宁省省会城市沈阳迎接我的是一场漫天大雾。
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场雾。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雾。此后我也不断地想过，“天”怎么会“下”这么大的雾呢？在北京机场飞机已经晚点，问题就是到沈阳去的飞机降落不下去。应当说，对沈阳有雾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但等到下了飞机我才切实感受到了这场雾究竟有多大。我们的车在雾海里慢慢地蠕动，大开着的车灯居然照不到一米开外，我感到一切景象都像是在梦游中看到的一样，十分地朦胧也十分地虚幻。司机老李眼睛瞪得圆溜溜一眼不眨地望着前方，我知道他在沈阳已经是个老司机了，想着他也不会迷路，况且我预定的酒店离机场不远，可老李师傅的车像摇摆在浓雾中大海上的一叶小舟，怎么摇也摇不到我要去的那家酒店，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声：是不是迷路了？
老李师傅的脸几乎趴在方向盘上，眼睛已经瞪得极限大，他不好意思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嘴里嘟哝了一句：咦，怎么找不见那个路口了？咦，我记得有座桥，怎么桥不见了呢？……
迷路了。
他几乎是自言自语的话让我明白了我们必须找“桥”，找不见“桥”我们就去不了酒店。这之后我们的工作就是找“桥”——“桥”呢？
路灯像流萤，所有的车辆和人只有到了你跟前你才像突然看见鬼一样发现，所有的建筑物也全都消失在了茫茫雾海里，人没有了任何辨别方向的参照物。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没有了参照物的世界很可怕。因为你不知道你身在何方，也就不知道你该往何处去。想来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会变得最复杂大约就是这种情形。事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已经从那座“桥”上来来回回过了几趟，只是桥的栏杆被大雾抹去了存在的痕迹，因此“桥”对我们仿佛不存在……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莫过于你错了都不知道错在了哪里。——这和我后边讲的华晨的故事中国汽车工业艰难的起步颇有几分相像。
可以说，我是在一片迷雾中开始了我的沈阳之行。在一片迷雾中接触了中国民族汽车工业这个话题，也是在一片迷雾中走近了华晨。在此后的采访中我才知道我所经历的这场漫天大雾对我居然有着一种象征意义。关于华晨，网上有着太多文章，流传着太多说法，甚至很负面、很有争议的说法——当然也有流露出很浓厚感情色彩、极度珍爱华晨和极度珍爱中华车的文章。我不能不受到网友们和这些文章的影响。去之前，我以为我已经多少了解了华晨。但后来我发现，即使是那些非常善意地和对华晨有着几多期许和期盼因而也有着浓浓感情的人的一些说法和说辞，竟然离真实的华晨相去甚远！我也是在拨开重重迷雾中接触到了一个真实的华晨。也是到了后来一步步接近了华晨真相的那时候，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了惊讶甚至悲哀……
我们怎么会如此误读华晨、误读中华车？误读如此痴情地为我们民族圆一个汽车梦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华晨人？——我们应该感到愧疚！
于是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追寻中华民族早期的造车史，如果真实的华晨能够被历史所记忆，我们就会在这里找到一个真实的源头。中国人造车必然会辉煌就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和说明，中国的造车史才会真实可信。历史面对未来才能说明一切。如果我们在一片迷雾中迷失掉华晨人造中华车这段历史，我们将丧失我们的历史阐释权。因为我们很可能会从源头上丢失掉我们造车的开端和第一页。
（6）
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特殊安排，祁玉民到华晨就任的那一天也是漫天大雾。那是一年前，2005年12月29日。使命不同，我想我们的心境也完全不同。我只是一个华晨的解读者，而祁玉民显然是背负着山一样沉重的责任前赴沈阳。他的眼前也是一片大雾。大雾里，他能隐约看见的就是那座濒临倒闭的汽车企业。
杨兴仁和小刘茫然地站在厂大门口茫然的眼神……
谁都不知道华晨将会怎么样。
祁玉民也不知道。
机场关闭，他只能乘坐火车前去赴任。从大连到沈阳坐火车4个小时。留在身后的大连，那座北中国最美丽的海滨城市是他当大连市副市长的城市，那里有他的家他的至交好友，记忆中的大连同他风华正茂的年华相重叠，大学毕业后工作在大连，除了生他养他的那片陕西的土地，23年的时光都留在了大连风光旖旎的海滩上，脚印从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走到人生的中年。而他要去的那个叫做“华晨汽车”的企业集团，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企业，陌生的人群……
在中国的官吏制度中祁玉民这次的调任是个特例。政府官员正值46岁的壮年正当前程似锦的时候，突然从政府到了企业，这违反常规也超出了人们的常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或者说正统观念里，只有仕途才是正途，学而优则仕因而也是中国人心目中千古不变的定律和人生选择。从基层、企业再到政府里做官，正常；从政府官员到企业任职，那叫不正常。这件事发生在祁玉民身上尤为让一般人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的地方大约有两点。
其一，祁玉民大学毕业后在大连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从计划科一般技术人员到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再到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能算平步青云，只能算是一步不拉、一步一个脚印干到了国有大企业一把手的位子上。而当两个大型国有企业——大连重工集团和大连大起集团联合重组与搬迁的重要时刻，他又成为重组与搬迁的掌舵人——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从他就任后的2001年11月到2004年10月，3年间他把这两个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的重工企业重组和打造成为了一个巨人，乃至这个集团的崛起让世界重工同行们瞩目与震惊。最能说明这些巨头们心态的，是国际重机行业的龙头企业——日本住友株式会社驻大连办事处在其报送社本部的一份报告中称：“在中国的大连，诞生了一个足以让世界重工行业震惊的企业。”由于政绩卓著，在获得多项荣誉的同时，2004年10月，在企业干了22年的祁玉民被破格提拔为大连市副市长，主抓大连工业。从这些履历情况看，从企业到政府祁玉民走了22年，才真正“干”到了副市长的位置上。事情干得漂亮，事情做到那个份上了别人无话可说，这样一个副市长怎么才干了一年零两个月就被“捋”下来了？
一般人想不通。
想不通的第二点就集中在了他当副市长的这一阶段上。
犯错误了吗？没有。
在他副市长任上的这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据说，这位年轻的副市长为推进大连工业结构升级、产业集群建立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所提出的种种举措、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很快让人们看到了老工业基地城市大连的一种新的希望和前景。可是突然，就在他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时候，祁玉民的副市长不当了！
大连是计划单列市，大连市的市长相当于副省部级干部，而副市长则是正厅级。正厅级的官儿也算是响当当的“官儿”！华晨集团什么“级别”？——充其量算是辽宁省的一个国有控股企业。企业怎么能和政府比？企业集团的老总又怎么能和一个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比？
祁玉民自己也没想到。
省上领导找他谈话，他一点儿没有掩饰自己的惊讶和不情愿。他说：这样一个任命对我太突然，我连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如果要让我表态，我认为我去不合适。第一我不懂汽车。第二我不了解华晨。对华晨我连一知半解都谈不上，压根儿就不知道不了解。
辽宁省领导针对他的“第一第二”，也回答了他一个“第一第二”。
领导说：第一，辽宁不能没有汽车工业。第二，华晨需要你。
比起祁玉民的“第一第二”，辽宁省的“第一第二”显得更加沉甸甸。
我们当然不会知道辽宁省的高层领导是经过怎样的反复权衡与反复讨论，曾经经历过怎样的也许非常痛苦和非常艰难的抉择，最后才痛下决心决定了这次的人事变动。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这次人事变动的酝酿过程。人事变动在中国历来是一个最为敏感的话题。要说“挑兵挑将”怎么会挑到一个副市长的头上我们也许会想不通，辽宁省的企业界肯定有能人，哪个能人不能够挑起华晨的大梁而非要一个年轻有为的副市长去呢？辽宁省做出这个决定一定相当不容易。因为，这注定是一个非常规手段和非正常调动。谈话的人和被谈话的人谁都明白这一点。这样一次“逆向调动”严格说来对祁玉民不公平——一个人从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干到副市长位置上，容易吗？——换谁谁乐意？——如果不是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辽宁断然不会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事后我们知道，也许是我们惟一能够知道的就是：也就在2005年冬天，这年的年末，当华晨跌入到命运的谷底和仿佛已经坠入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时候，当老厂长杨兴仁和厂图书室小刘已经对厂子的命运绝望的时候，辽宁省委和省政府为挽救华晨——这个辽宁的装备工业中重中之重的国有大型汽车企业，涉及到直接和间接十几万工人的“饭碗”的企业，悄悄地和不动声色地在辽宁全省范围里选人……
辽宁真的无“将”可选了吗？
偌大的辽宁就真的选不出一个可以挽救华晨命运的人了吗？
辽宁省委不甘心。辽宁省政府不甘心。当时的辽宁省委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不甘心。他们必须禅精竭虑拚死一搏。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不惜代价决此雌雄。苦心孤诣于绝境中拯救华晨。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军帐中，辽宁省主要领导人在紧张地思考着和紧张地挑兵选将：究竟是派哪位大员上阵？……
圈定的人是祁玉民。
“辽宁不能没有汽车工业。”
——显示了辽宁省的决绝之志。
辽宁不再给自己留有后路，祁玉民也不能给自己留有后路。
祁玉民此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败了，辽宁省的汽车工业也就可能断送了……
在其后辽宁省委、省政府和主管部门领导同他分别和轮番的谈话中，祁玉民愈来愈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
这句话太沉重，实在太沉重。沉重的话里的确有着壮士断臂的悲壮。辽宁断臂，想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挽救一个汽车企业。祁玉民也得断臂。祁玉民是热血男儿，还有一条，他是党的干部……
他说：但如果组织决定了，我一定服从……
领导说：组织决定了。
祁玉民说：既然组织决定了，那我就跳河一闭眼，去了再说吧！
这也就是后来他面对媒体说的：突然和悲壮。
对他个人而言，此时，任何政治风险政治前途乃至对他个人命运的重大影响，个人的荣辱毁誉、个人的升降沉浮、个人的利害得失，全部都在所不计了。在所不计，也是在所不能计了。人这一生，有些时候，使命会重如泰山，甚至，重过个人的生命。
……
火车在浓雾中朝着沈阳方向风驰电掣。
祁玉民这一生也许会有无数的旅程经历，但这趟，却肯定是他一生中一次永生难忘和刻骨铭心的旅程。他将去蹈一个未知之地。未知的和茫然的一个去处。一个充满风险和吉凶难卜的前程。车窗外的大雾实际也就是他心中的迷雾——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呢？树呢？楼房呢？电线杆呢？广告牌呢？马路呢？村舍呢？人群呢？……
平常所有熟悉的景象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口袋收回去了。
所有熟悉的都变成了陌生。
所有陌生的都变成了隔膜。
还有什么能够让你回忆起你的来路和去路？
你身在何处——你又要到哪里去？
即将去赴任的华晨会把你带往何方？
手机响了。
这一路上手机响个不停，是他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在惦念着他，操心着他，用手机短信为他送行、为他壮行。朋友用手机短信给他唱着悲壮的歌：送战友，踏征程，路漫漫，脚沉沉。……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他看了，知道那么多的人实际与他同行，天地间他还有那么多的知音和知己，如此深切地了解他此时和此刻的心情。他宽慰。那是无数的人在抚着他的肩头，告诉他，人生能有几次搏，是铁血男儿就要为国家为民族敢赴危难敢挑重任。对，谁说只有疆场马革裹尸还？谁说只有战死疆场、血染征袍才算是报效国家？在如今和平环境中不可能报国无门，只怕你把个人得失看得高于国家利益。企业就是生死战场。国家尊严要凭实力说话。工业不发达别人就永远睢不起你。数年前，半个多世纪前，一个多世纪前，许多眼看着因为国家羸弱受人欺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些热血男儿就喊出了“工业救国”的口号——工业能不能救国且不去说它，但那份拳拳报国心却至今令人感动，令人肃然起敬。如今星移斗转已无需“工业救国”，但却十分需要科学强国工业强国，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责无旁贷。那么，去救华晨，去救一个濒危的汽车企业，这真的就像是奔赴战场，去流血流泪，去拚死搏杀……
送战友，踏征程。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家人。家里人很不放心他。
他眼眶一热，回短信说：我在风雪交加、蒙蒙大雾中，怀着难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单位去从事陌生的工作！……这条短信祁玉民一直保留在手机里。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感情和最率真的感情流露。它记录了一个时刻。后来有媒体说：祁玉民从副市长到华晨董事长、总裁，“不仅是祁玉民个人一个别有况味的命运演变，更是中国汽车经济蕴含无数变化的一次事件。”
一个“事件”开始了。
这个可能会是华晨的事件。可能会是辽宁汽车工业的事件。开始的时候——祁玉民说，是悲壮。
火车到站了。
浓雾中的沈阳很神秘。
浓雾中的华晨也很神秘。
（7）
对祁玉民而言，到华晨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首先搞清楚华晨究竟怎么了。就像一个高明的医生首先要搞明白这个企业病症在哪儿、还有没有救？一个现代企业家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和传统企业家不同。祁玉民肯定要到生产第一线去和一线工人、技术人员接触，他也肯定要和集团老总们、企业高管们这些他需要共事的人接触和谈话。除此而外，他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在网上公开了自己的电子邮箱，想听听包括外界的人对华晨怎么看怎么想。才几天时间，祁玉民就收到了上千封邮件。这些邮件自然五花八门，其中最激进的说法就是：华晨死定了！
媒体普遍很悲观，认为面对这样一个华晨，已无灵丹妙药可救，华晨完了。
——华晨怎么会“死定了”、怎么会“完了”？
《中国企业家》杂志在2005年第16期封面故事里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华晨：一个自主品牌的悲歌》。
《IT经理人杂志》的一篇文章是：《华晨频繁换帅业绩连降的幕后》。等等。
所有这些文章均对华晨不看好，对新帅祁玉民也不看好。
有人这样评价华晨说：这是一个失魂落魄的企业，这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企业。还有人说：华晨管理层不断换帅和不断发生新的故事，结果便是，将华晨一步步推向“寒冬”——华晨最终将会“出局”。
更有人断言华晨错过的太多！已经走到了典型的“等待清盘”的地步。
甚至有人开始为华晨寻找后路。说华晨要么让别人兼并，要么寻找新的战略投资者……
而在所有这些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许多次跳入祁玉民眼睛里的是一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名字：仰融。许多媒体甚至不掩饰他们对出走美国的仰融和华晨新掌门人祁玉民的好恶和爱憎。对华晨在他到来之前的历史，这个企业曾经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又沦落到今天如此的地步，祁玉民是一概不知。不知道华晨，也不知道仰融。对华晨和仰融他此前都没有任何“是非观念”。
这就是他所说的“无知”。
对华晨和仰融他还真的“无知”。
面对一个自己完全一无所知的人，媒体反复诘问他：对仰融怎么看？祁玉民惟一的回答只能是：我来之前甚至不知道仰融是谁。这应当是非常诚实的回答。那时他刚来。恐怕只有看了网上的文章，他才知道华晨有多复杂。不说惊出一身冷汗，至少，让他明白了他当初一腔热血为了辽宁的汽车工业跑到华晨来有多“冒失”。让他明白了他冒冒失失地跳进了一个“是非之地”。这以后，他最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就是：华晨什么都复杂。华晨没有不复杂的。产权关系复杂，人事关系复杂。但我最擅长的，就是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
华晨汽车集团下属157家企业，企业性质和产权关系复杂得会让你彻底“晕菜”。子生父，父生子，孙子辈，曾祖父辈，曾曾祖父辈，这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一直到祁玉民来到后的一年以后，他还说，他都没有搞清楚。或许搞不清楚未必不是好事，它可以让你把主要精力用于最关键的问题上，集中精力于最关键的事情上。这或许正是事物的“不法之法”。
企业的事情不好办至少还可以不去对媒体说，你能躲，躲着自己关起门来想办法对付。仰融这个话题却是祁玉民想躲也躲不掉的。在他以后的工作中和与媒体的接触中，这是一个反复被人提到的名字而且毫不讲道理地把这两个原本毫无关系的人反复进行比较与评头论足。这就让人受不了。如果仅仅是比较还算是客气的话，不少媒体的“结论”则就更让你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了。一种相当顽固的说法流传在网上。那就是华晨之所以“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惟一的一个原因就是：仰融走了——如果仰融不走，华晨就不会沦落到现在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虽然这只是假设，但愿意相信假设的人却对此深信不疑。极端的感情便是，他们先入为主地“褒贬”这两个人。
即“褒仰贬祁”。
在报道祁玉民任华晨新总裁时，媒体普遍用了一个词：空降。
在中国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空降”是贬义的。就是说你这人无来由无来历，实际是批评政府把一个不懂汽车和不懂华晨的人派了来，把华晨的命运交到了一个很不可靠的人手里。有的媒体为此提出疑问，说：又一个不懂汽车工业的政府官员“空降”到了华晨，他能行吗？
更不客气的记者则断言说：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公司可能真要以悲剧收场。而当祁玉民上任不久，为召开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华晨中国——的股东大会而来到香港，居然被记者不客气地问道：
——你能在华晨干多久？
——如果华晨不要你怎么办？
相当尴尬。
而且十分要命。
让一个人平白无故地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的阴影里，平心而论，公平来说，无论对谁应当说都不公平；无论是谁，谁也都会不舒服。但让所有人包括媒体记者非常惊讶的是，祁玉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豁然与大度。他不回避仰融。这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大跌眼镜的原因是他们无法去懂得祁玉民。人世间的确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并非只能有一种方式和一个救世主。仰融和祁玉民不可同日而语。祁玉民和仰融也不可同日而语。仰融做过的事情属于仰融，祁玉民做过的事情属于祁玉民。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能够让祁玉民面对媒体不公平的诘问坦然以对、豁然与大度的，不仅因为他和仰融此生本无恩怨，也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底气”——我想最重要的，是他骨子里有的对国家和民族的荣誉与责任。
华晨当时的状况却的确不容乐观。按照媒体的说法，华晨的噩梦开始于仰融的离去。而到了祁玉民，4年时间已经是第四代掌门人。
媒体说——
2002年6月3日，华晨中华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华晨中华）创始人仰融出走。此后，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华晨金杯）便滑入产权纠纷、高层变动的旋涡中。纷争演绎到2005年底，实际操盘者已换到第四任。
仰融离开后，“从学校毕业起就跟随仰融左右”的吴小安、洪星、苏强、何涛成为第二代掌门人。然而，2004年12月，除吴小安外，其余三人均被蔺晓刚取代，蔺晓刚成为第三代掌权者。动荡带来的结果，是华晨越来越糟糕的成绩单。根据华晨汽车（1114·HK）公告，华晨2004年年底利润已从去年同期人民币9·36亿元降到4860万元，而2005年上半年则亏损2·99亿元。在汽车市场需求由“井喷”转向理性的2004、2005年间，销量减少、利润下降甚至亏损的汽车厂商并不只有一家。但在利润急剧下降的同时“负面”动荡新闻不断的，却只有华晨。
就这样在一次次围绕着人的恶性循环中，映射出华晨今天的窘迫和混乱。
另外一些报道则说得更为清楚：
——自2002年6月华晨创始人仰融出走美国后，在将近四年时间里华晨汽车先后更换了三位掌门。在仰融的开山弟子苏强手里，华晨汽车的利润从2001年的9亿港元，一路跳水直到2004年的4860万元；而在与祁玉民一样有着政商双重背景的蔺晓刚任期内，中华轿车的升级产品尊驰月均销量不足500辆，华晨汽车2005年上半年亏损2·99亿元人民币。如今祁玉民接手的华晨集团，三年来累计亏损超过28亿人民币。曾经是自主品牌轿车的旗帜“中华”如今已沦为华晨盈利的毒药。
身在美国的仰融于今年（2006年）初，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时亦承认：即使自己出手，想救活今天的华晨也只有三个字：难，难，难。如今，仰融回归几无可能，而由辽宁省政府挑选的祁玉民，不论是对华晨还是对汽车界来说，均可谓是一个陌生的外来者。
……
——4年4任总裁，曾经的自主品牌明星“中华”已经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尊驰”的销量也只有月均不到500辆，加上控股公司金杯汽车利润日益微薄，经历了高层动荡、产权频繁纠葛的华晨汽车，已经在生死线上徘徊。
……
——华晨的前身是沈阳汽车工业公司所属企业，主要产品是金杯轻型客车。当年在赵希友手中惨淡经营，金融高手仰融打算进军汽车行业借道金杯客车，通过给金杯客车打包上市，从美国融资约8000万美元，不仅解决金杯的燃眉之急，也为仰融进入汽车界铺平道路。其后他入主金杯，组建华晨汽车，用自主开发的方式生产中华系列轿车。并且引进德国宝马合作生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宝马系列轿车。不久，仰融被控侵吞国有资产，远走他乡。
杨宝善代表辽宁省政府完成了清理华晨国有资产的任务，在他任内，仰融原来手下的高级管理人员基本离任，一批政府官员相继进入企业任职。华晨汽车虽然在轻客汽车市场居领先地位，但是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处于下滑状态。
……
——2002年年中，出走美国的仰融被戴上了涉嫌经济犯罪的帽子，被其视为个人财产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所持有的华晨汽车（1114HK）39·446%的股份被辽宁省政府划归国有。此后，从已渐成历史的仰融时代，在其后的四大金刚时期，乃至杨宝善、蔺晓刚双头时期，华晨的人事变动连绵不断。
……
所有这些文章和报道都回答清楚了一个问题：华晨究竟怎么了。它的业绩下滑，它的巨额亏损，它濒临绝境的现状。但所有这些文章和报道似乎又全都纠缠在了这两个问题上，即华晨的全部不幸和噩梦就是：产权纠纷和高层动荡。
产权问题涉及仰融。
仰融在2002年突然出走美国被认为是个新闻事件，华晨汽车的部分股份，仰融认为属于他的个人财产，国家认为属于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所持有的这部分股份属于国有。媒体没有说清楚的是，国家财政部将这部分股份收回交由辽宁省政府管理。国有还是私有，一时间吵得沸沸扬扬。人们历来对这一类话题感兴趣这不奇怪。问题是被辽宁省通缉的涉嫌经济犯罪的嫌疑人仰融跑到美国去以后又把辽宁省给告了，要美国的法院来处理这场中国的财产纠纷案。这却是破天荒的。个人到境外去告政府，仅此一来就把这件事推向了一个高潮。而且当时一些境内外媒体认为仰融是个“民营企业家”，华晨的事件就是一个“官夺民”的典型事件。于是大家都拭目以待。美国按说是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政府和民营企业家在美国的官司究竟能打得如何？网上又是一番猜测。然而，到了祁玉民入主华晨汽车的2005年年底，这场沸沸扬扬的境外官司还没开幕就已经落幕：美国的法院没有受理。
官司结束了，但华晨也罢，仰融也罢，却都还没有消停。原因是华晨业绩一降再降。业绩下降总应该有原因吧。于是人们就把“降绩”和仰融的出走扯到一起，把刚刚过去的产权纠纷扯到一起。问题又换了种说法。说华晨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如果华晨是“私有”，那么高层就不会那么频繁动荡；高层不频繁动荡，那么华晨就不会业绩下滑……
体制问题。
产权问题。
高层动荡。
华晨看上去真的是云遮雾罩。媒体普遍悲观看来也有道理。因为如果真的是这些原因，谁来谁也救不了华晨——祁玉民也同样救不了华晨。这些问题他一个也动不了。每个问题都超出了他的权限范围。没有人给他“尚方宝剑”，让他把属于国有控股的企业变为私有。他的条件实际和仰融出走后的两任继任者一样：苏强为首的“四大金刚”和政府派去的蔺晓刚。而到他接手时情况甚至更糟：华晨每况愈下。除了3年多累计亏损28个亿以外，还外欠零部件供应商10个亿。流动资金枯竭，连给职工开工资的钱都几乎没有了……
既然如此，华晨的病那就真的是绝症了！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祁玉民在他走马上任以后用了3个星期详细研究了华晨的问题，他得出的结论却是：华晨有救！——华晨怎么会“有救”和他是怎样穿过蒙在华晨身上的重重迷雾而得出了这个结论，我们谁都不可能钻进他脑子里，所以也就无从知道。我们确切知道的是，面对媒体，祁玉民断然否认了华晨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他用激情的语言说：华晨有很好的事业，很好的基础，很好的团队。“这企业，全世界都没有，华晨非常独特！它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值得国家研究！而即使在世界的汽车发展史上，像华晨这样的造车史，也值得研究，值得尊敬。华晨高起点自主创新，高品质自主品牌，不是‘伪自主’，不是‘伪创新品牌’。华晨发展到今天，90个亿资金，从资本市场募集。它的市场化程度相当高，是一个拥有三支股票的上市公司。而它最初就是通过对老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了股份制企业，并完成上市的。确切地说，华晨就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国有上市公司。”
关于外界对华晨的报道，祁玉民一再说，其实和华晨本身有很大差距。大家对华晨的了解实际有偏差。华晨的真正面貌很多人并不了解。华晨没有救世主，华晨也不需要救世主，我也不是救世主。华晨真正的救世主其实就是华晨自己。华晨是一个你们大家还并不了解的华晨……
祁玉民断然否认了外界对华晨的看法。否定了外界对华晨的误解和误读。甚至痛心地说出了人们对华晨的无知。而随着时日的推移，随着他对华晨了解愈深感情愈深，到了后来，在他的感情世界里他已经无法容忍这种无知。因为对华晨的无知，伤害的已经不再仅仅是华晨，伤害的已经是一个民族曾经绵绵不绝如缕的、不尽的汽车梦……
那是一个民族想要有自己的车。
那是一个民族想要有自己的汽车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