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往来于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断断续续看完了《7/56 up》，这是由Michael David Apted 执导的一部系列纪录片。
导演从1964年开始拍摄纪录片系列的第一部，采访来自英国不同阶层的14个7岁孩子，他们有的来自孤儿院，有的是上层社会的小孩。此后每隔7年，Apted都会重新采访当年的这些孩子，倾听他们的梦想和生活。
在中国，也有这样一部记录片，导演郑琼用10年时间，追踪了中国3个年轻人的起伏人生。
来自甘肃大山深处的小女孩马百娟，2009年，在家待到10岁的她开始到野鹊沟小学读书。“上学要打工，不上学也要打工，为什么要上学？”这是马百娟父亲的理由。直到野鹊沟小学校长出面游说，她才有机会背上书包。
马百娟的爸爸，那张脸像是野鹊沟沟壑纵横的地图，妈妈智力障碍。百娟的哥哥14岁就离家打工。每天，不变的晚餐画面是几个人围着一张矮小方桌，就着一碟咸菜，默默咀嚼，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长里短。高考对于她，宛如遥远夜空中的星星，对，它真的明亮耀眼，但你无法确定它在哪里。
2012年，马百娟辍学，因为“女孩子念那么多书也是没用”。之后，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表哥。剧组再见到她时，她已经怀孕做了母亲，被父亲灌输“女娃娃是别人家的人”的她过上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日子。
2009年，17岁的北京女孩袁晗寒在家里和导演聊天，她也打算辍学。这个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读书的姑娘，父亲是房地产商人，母亲陪着她从音乐、舞蹈到美术，轮番尝试。
离开北京的晗寒到德国杜塞尔多夫就读艺术方向的硕士。尽管全世界顶级学者、艺术家在这儿讲学、开讲座，见惯了世面的 晗寒并不以为然，她一进画室就胃疼，她去魏玛和朋友玩，用烟草酒精作为消遣。
马百娟做母亲的那一年，袁晗寒从德国“学成归来”，到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实习。同年，她在北京注册了自己的艺术品投资公司。家里人并没有指望她事业成功，“一个女孩，活得快乐最重要”，父亲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她做各种投资。
她总是一副闲云野鹤的潇洒，能讲流利的德语、英语，有不必刻 意衔接的国际视野，可以选择学业，也可以选择职业，选择朋友，随时可以换 ，无所谓。
在马百娟和袁晗寒之间的徐佳，是这个国家的大多数。
2009年，徐佳拿到自己的高考成绩，497分，和第一次高考一样离当年湖北的二本分数线还差7分，夏日里，他感觉浑身发冷，头晕目眩。两年前，亲戚承包了一个山头，一天午后，父亲开着亲戚的大卡车，连人带车栽下山去。念大学，是他父亲的遗愿。
2012年，小镇青年徐佳在湖北工业大学读大三，社会中的一切焦虑和浮躁，大学里一样不会少。被称作一线城市的“北上广深”，是许多农民工后代的梦想，徐佳渴望去上海发展，投了简历后却反馈寥寥。
徐佳最终努力留在了省会城市武汉，他有了房子车子，自觉够到了中产阶层。是的，他足以让母亲在村里挺直腰板引以为傲。
在袁晗寒成为艺术品投资公司CEO那一年，徐佳在微信朋友圈上说：“生活没有眼前的苟且，也没有诗和远方。”大学毕业前，他就想去西藏骑行，但拿不出往返4000多元的路费，到现在也没走成……
这部名为《出路》的纪录片，现被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及亚洲电影资料馆收藏。
认识郑琼，最初是在一次专栏作家的饭局上。她是不折不扣的文艺女青年，感性，漂泊，不富裕。有一段时间，她常拉上我吃饭。我那时特别讨厌和矫情，喜欢各种名牌，去豪华饭店下午茶可以，小饭馆一律不进。还记得有一次汪永晨打算拉着我一起做一个环保NGO的调查撰稿，郑琼笃定地说：“刘维尼不会去的，你下次做私人飞机项目时再拉着她吧。”这些话让我倍感羞愧。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此后，我开始每个月参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募捐项目，资助像马百娟那样家庭的中国贫穷孩子。如今，穿着Marmot、Aigle和牛仔裤球鞋，跟外在的华丽彻底道别，亦是我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