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汽车人》 张敏
提振内需之外，中国正在以更大开放力度、更高水平开放释放中国经济强大动能。
近年来，建设自贸区、制定《外商投资法》、降低关税水平、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五个更”的扩大开放新举措……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正在提速。
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共同完善着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自2013年首个自贸区在上海挂牌成立起，6年来，自贸区版图已先后扩容4次，目前我国已拥有12个自贸区。现如今， 自贸区将迎来第5次扩容，长三角内有望迎来新的自贸区。
以上海自贸区为龙头，带动长三角外向经济发展。“自贸区效应”将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展长三角城市群的合作空间。而继续深化改革创新，长三角自贸区继续扩容将与“一带一路”联系起来形成示范效应。
这是正在“一带一路”沿线耕耘的中国汽车业的新机遇。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降至3.9%。在这样不容乐观的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8年汽车出口104.1万辆，同比增长16.8%。
自贸区为试图通过出口走向海外市场的中国车业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早在自贸区成立之初，总部在上海的上汽集团就在自贸区内成立了上海汽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汽自主海外出口的一体化平台。
2018年，上汽集团总量上遥遥领先，已经接近第二名——奇瑞汽车的两倍，而且同比增速高达50.53％。上汽MG（名爵）品牌海外销量同比增长高达250％，超过7万辆。商用车上汽大通海外总销量16295辆，同比增幅达60.30%。今年，上汽大通出口总量目标是达到2.36万辆，同比增长44.8%。
作为深入布局长三角的商用车企业，上汽大通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上海，生产基地则在无锡，南京和常州，同时在南京也有部分研发职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推进，上汽大通有望进一步受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目标之下，自贸区的核心理念是创造更加自由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贸易投资环境。首先，在自贸区之内有着突出的贸易优势。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进出境监管服务模式、通航通关、检验检疫、税收优惠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使贸易更加便利化、自由化。
其次，加速了金融创新。自贸区在科技、旅游、物流、信息、贸易等方面建立了与贸易自由化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在离岸人民交易和跨境人民交易上，自贸区都有无可比例的优势。以自贸区的小空间扩区带动长三角大空间联动，长三角与自贸区二者之间有着紧密的战略关联逻辑。
由于自贸区突破了目前的条框，提高出口效率与减少成本，提高了海外市场竞争力，各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
目前，在长三角“三省一市”里，安徽和江苏都还没有设立自贸区。所以，如果在长三角增加一个新的自贸区，江苏或者安徽都是优先备选省份。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13年9月起，江苏已先后提交过7个自贸区方案，即苏锡方案、苏州南通方案、“苏州高新区、昆山、新加坡工业园区方案”、苏州连云港方案，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中心的方案。
而资料显示，安徽省已上报安徽自贸区申建方案及修订稿，支持安徽建立以合肥、芜湖、马鞍山综合保税区为主体，和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平台的安徽自贸试验区。
在安徽，奇瑞与江淮都是较早走出国门的汽车品牌。目前，奇瑞已经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46个国家的市场，2018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销量占到奇瑞出口总量的75%左右，江淮汽车出口覆盖“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
今年4月10日，江淮汽车控股企业，“600辆安凯客车出口沙特发车仪式”在安凯厂区隆重举行，至此，“中国客车年度出口第一大单”已经连续三年落入安凯“囊中”，安凯客车也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者。
自贸区为汽车业发展带来功能与制度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为深化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拓展长三角汽车业发展空间带来了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包含建设大批基建项目，其中有铁路、公路、港口等项目。这些工程数量多、规模大，对商用车尤其是对卡车而言，将会产生大量且持续的需求。面对这一历史机遇，中国商用车制造商不再将眼光局限在国内，开始加速海外市场的布局。
自贸区承担了服务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作用与历史使命。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浪潮的涌动下，日渐崛起的中国汽车工业也逐步踏上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转型之路。
以制度创新为焦点，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可有效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间的文化交流、经贸合作与制度融通，从而消减和化解文化隔膜、贸易壁垒和制度障碍。同时，“一带一路”也为自贸区内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合作机遇，将各地自贸区串联为一体，形成战略集群。
可以预期，未来，长三角自贸区与“一带一路”有效对接，可以更好发挥上海自贸区功能与制度的辐射效应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际市场优势，进一步促进长三角汽车业整体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