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炮响，由保路而革命，从帝制到共和，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不容易察出个底细来。
辛亥百年，世纪新梦。细数历史波澜，十问车业，以践行未来。
- 辛亥百年，中国汽车工业最需要纪念的是什么？
鸦片战争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自大迷梦，中华文明也在文化自闭中苏醒。中华民族复兴之梦，肇始于文化自觉。历经几代先贤在绝望彷徨中的痛苦求索，革命党人重新开启了中华文明的包容胸怀与整合智慧。辛亥革命的思想文化力量，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发展。
与之对应，中国车业的“大国迷幻”是否需要思想文化的刺激？习惯了冷冰冰的产销量数据、习惯了对本土庞大需求的依赖、更习惯了用西方舶来之术（包括产品与管理）包装自己，虽然当下已经对此有所觉醒，但我们更强大的思想文化力量在哪里？中国汽车工业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引导整个汽车制造、汽车创新、汽车文化……整个产业链条与产业环境的前行。
精髓，不在机械产品，而在看不见的思想文化之手。
- 中国汽车工业是否需要“孙中山”式的人物？
百年之后，新时代不提倡单纯的英雄主义，也不夸大个体的力量。随着市场环境的日渐成熟，依靠个人魅力带领企业迅速成长的例子正在减少。但30年的改革开放，不足以让中国企业能够完全脱去老体制的“外衣”。中国车业多年的合资合作，让中国汽车的人才团队随之成长起来，他们是中国车企的最大财富。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精神领袖，会对他们产生强大的磁场。
在ISO（质量管理）八大原则中，领导者的作用排在第二位，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企业体制是什么，精神领袖是有必要的。然而，目前的中国车企，精神领袖更多存在于民营企业。相比而言，央企、国企因为体制约束以及制度标准的建立，法治更强于“人治”，如福特汽车穆拉利那样的角色，鲜有。
不提倡强势的“压迫”。企业领导者，如何利用个人魅力，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和深入人心的企业文化，是每一个中国车企真正成为现代企业的必然前奏。
3，北洋军阀混战，中国汽车工业从中看到了什么？
从袁世凯偷窃革命果实，到之后的地方军阀兴起，府院之争，短暂执政，即使各系都曾提出过工业主张，但在权力利益的争斗之下，强国梦想无奈地陷入原点循环的圈子，混乱之中所收获的经济、外交、文化的“开明时期”，反倒是意外的成果。
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到如今的市场经济，原本属于国家高度垄断的汽车工业，成为与全球接轨最为密切的领域之一。但从政府完全控制到“地方自治”，各地汽车经济，却没有迎来自己的“开明时期”。历史上的诸侯军阀各有各的小算盘，现在的地方政府反而有共同的政绩动机。官员们来了，走了，升了，撤了……留下的更多是GDP崇拜与当地汽车工业发展模式的僵化。
谁都知道，官员们离不开政绩，如果政绩考核，能够真正从有利于汽车工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制定，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地方要员们还会如此行事吗？某种程度而言，北洋军阀的诸侯们，比某些地方政府，要单纯很多，可爱很多……
- 辛亥革命之后，为什么依然缺乏稳定的秩序？中国汽车工业是否是“有序”之治？
无权威，则无序。政治如此，经济亦如此。中国汽车工业尚处于构建秩序的过程中，未到“无序”可能出现的阶段。但这却是一个敏感的时期，纵向，从中央机构到地方政府，横向，从国资委到发改委，太多的政治因素，压在了汽车工业的头上。这厢才喊着新能源“弯道超车”，那厢则认为新能源短期内无法成为主流。车企如何跟着政策大旗走？而与各部委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协会、学会，更是充斥在车业四周，仅每个月的汽车产销量数据，就有不同的版本。
中国汽车工业秩序的建立，需要权威意见。不仅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管机构，做出高瞻远瞩的指导意见，相关部门更要互通有无，出台以中央思想为主线的辅助政策，构建合力，而不是相互打架。否则，就会如晚清新政所造就的多股新政治力量，试图分享政权那样，导致整体环境失去秩序，无法形成中国汽车工业良性成长的土壤。
5，暴力最强者，让中国迎来了全新的时代，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对于必须改观的事情，什么才是最合适的道路？
很多理性的人士都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问题，离不开强权统治者，没有由来已久的强权体制，就撑不起中国这个大摊子。但辛亥革命的枪声，百年之后，依然遭到质疑与批判。强权，只是革命的前奏。
100年前，中国就要通过市场化、民主化两项大考，100年后，中国依然在通向这两项大考的路上。这里，不谈政治，只讲经济。中国汽车工业在“市场化”与“民主化”的道路上，依然脱离不了“被体制”的命运。产业发展，始终需要为政治建设“添砖加瓦”，政府部门的意见，更多时候高于经济发展的规律。否则，各个车企也不会太多出现某个部门领导视察后，就会根据其意见对具体项目进行“修订完善”的现象，甚至是最基本的车型外观设计，也会受其“喜好”与“审美”做出相应调整，导致最终的设计变形。
政府在产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政治压力，实际是变相的“强权”。中国各大车企，需要理性地谏言，而不是一味地听从与点头。强权，永远都不会是遵循市场的正确答案。
6，同样是为了拯救没落的中国，从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曾出现了革命派、北洋派与立宪派3种看似不同的力量。但不同的流派，真的就不能达成共识吗？
三派同源，殊途同归。这已经是史学家做出的定论。这3种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不同，他们之间好像很难达成基本的共识，但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还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就是要改良、要改革。所以，如若三派和平谈判，彼此妥协，将会让革命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历史没有如果，革命的果实，是用鲜血堆砌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通常都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方式？正如中国汽车企业各自为战，各干各事？自主单干，零部件单干，新能源单干……大家都在重复同样的事情，浪费更多的成本与资源，虽然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但为了保护个体的短期利益，汽车产业的整体发展被忽略了。即使已经出现类似“中联发”这样的核心总成联合开发联盟，也不过是各怀心事。也许未到最后成功的那一天，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背后更关键的，在于我们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明智战略决策机构。
7，“轮电之争”与“铁路之争”，百年历史早就有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英雄与流氓的界定，果真需要如此清晰吗？
当年的轮船招商局与民资大量入股铁路建设，已经体现了两种观点，一是以政府之名将会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某种垄断权；二是私人资本反而会使国家经济发展更为强大，应给予民资更大的优惠政策。
百年发展，两种属性的资本，一直处于争锋相对的状态，即使当下，所谓最为开放的汽车产业，同样如此，只是“国进民退”的言论，总是被引导成为被夸大的“子虚乌有”。但当同样的机会摆在国企与民企面前的时候，胜出的更多会是前者。不可否认，国企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但民企同样应该获得更多的扶持，他们的创新精神与灵活制度，某种程度上强于国企。目前民企的生存环境，已经好于几年前，但并不足够。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制度建设，若先是设置障碍，转而允许，进而政策又模糊摇摆，这是中国企业向现代化转型中的最大障碍。
比如，当合资自主以“自主”之名被政府重磅推出时，是否还能想到更为艰难的民资自主品牌？承担着转型先头任务的中国汽车产业，需要不同属性企业真正的“和谐”相处。
8， 摧毁了两千年帝国秩序的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实现制度转型的成功？中国国有企业体制的转型，能不能寻找到转型中的盲点？
民国初年，曾经有过两次重建秩序的制度性实验：议会民主制和袁世凯的威权政治，然而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通通归于失败。 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是失败的最大原因。
经历了百年动荡的中国人，需要重新反思，走出百年轮回的历史悲剧。 汽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有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因为按照一般观点，汽车国有集团更开放，更全球化，但体制的包袱、陈旧的思维，无论是汽车还是其他产业，只要在体制之内，都会存在。
大型汽车央企总经理的选拔，从东风汽车开始，总算拉开了汽车国企改制的序幕。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管理之职分解，可谓是很大的进步。然而，“人治”大于“法治”的管理模式，短期之内并不能解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困难重重。仅一项，在西方盛行的股权激励机制，就无法在国企中获得认同，涉及“人”的多方因素，无法得到平衡。
西方模式不需拷贝，但从根本上需要建立的制度机制，包括车业在内的中国国企依然缺乏。
9，“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的意外。”史学家认为，打响第一枪的革命党人，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试问，中国的汽车工业，是否做好了应对未来的准备？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会在意外收获的成果中迷失自己。就像孙中山本身也没准备好，所以才会让权给袁世凯，就像希望三权分立，却没有考虑与清末新政的改革衔接……中国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真正得益于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合资合作、消费需求……为其提供了跨越的时机。但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现状的真实反映吗？
我们总是说，国企有着更重要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在自主发展道路上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底子太薄，所以我们的自主发展需要更艰难的时间周期；我们的汽车消费环境还不成熟，所以我们的自主发展需要更多的民众支持……
没错，这都是事实。但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承诺，有多少是真正落实到位的？官员的身份，总是希望通过高档车体现；企业的发展，总是过多依赖合资合作的利益支撑；自主的模式，更多在于模仿、引进、外购……
如果总是以上述客观原因为借口，这实际是一种逃避。百年之后，如果还这么说，那这是政府的责任，企业的责任。之所以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反思历史，反思自身，摒弃历史的符号，理性看待一切，才是最客观的态度。补完没有上完的课，才是最重要的态度。
10，“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回看孙中山的这句话，中国汽车工业还会在“汽车大国”的宝座上自得吗？
大而不强，已经是对中国汽车工业现状的普遍共识。20余年的合资合作，我们的确学到了管理、标准、制造技术、生产方式……但扪心自问，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不是庞大的汽车消费潜力，也不是低成本的劳动生产力。汽车产业的主导者，需要一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对未来的方向坚实确定，“大跃进式”的口号与空想，只会让产业发展存在太多的变数与太多的被动。如若不正视当下的矛盾，比如，产业发展与产能扩展之间、本土自主扶持与合资合作利润之间、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社会改革与企业承受力之间、消费环境与产业环境之间等等太多的矛盾，如若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在未来一定的时候总体爆发。渐进式的变革，才会在最小的震荡之中，帮助中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