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最大的新闻，莫过于美债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作为美国最大的债券国，中国已经屡次公开表达对美国债安全性的担忧。
然而，担忧归担忧，中国不仅缺乏反制金融手段，更重要的是缺乏魄力和决心采取行动。已经有观点指出，被美国慢慢拖下财政泥潭，将是中国近期所面临的难题。
这只是一则当下的新闻事件，其政治高度与经济高度，也远非我们所能企及，但借此引申出一个我们力所能及能够探讨的问题——中国政府所能够给予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经济环境究竟有多大？且不说美债危机引发中国股市的连锁反应让中国企业情何以堪，体制之内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大型国企，什么时候才能不因其“国有”属性，而必须承担一些没有必要的“政治任务”？
国企改制，这是一个多年的老话题，但即使从上个世纪80年代贯彻至今，即使在90年代开始取得突破，即使在新时期已经看出成效，但国企背负的公众“骂名”，却未见太多消停。大家普遍认为，国企做得好，是因为有政府资源的庇护与优惠政策的支持；国企做得不好，那更是触犯众怒，拥有最好的条件，却做不成像样的事情。
无论哪个行业，国企领导人都会受到这样的委屈。但国有企业必然要承担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根本理由，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这样。但中国最伟大的企业，能不能从国企中诞生？即使世界500强的中国身影，基本为国企占据，但在汽车行业中，吉利、长城这样的民企，反而能够得到更多的信任投票。
国企到底怎么了？当舆论的宣泄点一致对向了国企在某个阶段的第一负责人时，这只是一种民众的情绪爆发，而并非触及最本质的问题。身处体制之内，并非由某个具体人就能改变长时间存在的弊端。即使是与全球经济接轨最为密切的汽车产业，也无法避开这一门槛。国企，因其国有属性，始终都是一个敏感的关键词。作为中国国有汽车的草根企业，长安应该是身处市场化竞争最前沿的央企之一，仍然难以摆脱其显著的“国企特征。”领导者的决策，必须考虑到其主管单位与主管部门的“政治需要”。
基于此，本期《汽车人》推出封面故事《国企之忧》。扼住国企市场化发展的根本，在于体制的顽疾，夹杂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国企高管，在市场化运营过程中，带着行政级别，很难用纯粹的市场手段来指导企业经营。当然，这并非能说是他们的问题。
与之对应的，我们希望能从国外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中得到启示，详情请见本期专题《丰田的回归与前行》。
当然，中国有其特殊的国情，不能完全模仿国外的体制变革，但改变是必须的事情，对中国国有体制之下的所有行业，包括汽车在内，这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幸，因已有的开放基础，汽车产业或将成为先行的示范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