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上海轿车合资项目谈判继续下去，必须先确定一款车型才能进行。”
26年前的一个秋天，中德双方在拉锯式的谈判中走过了4个春秋，终于达成了共识，先把要合资生产的第一款车型定下来。从务虚走向了务实，进入了谈婚论嫁的实质性层面。提供和选择怎样的车型至关重要，这既是表示一种诚意，也是双方都想促成此事的出发点，最终是要走到一起，成立合资企业。
今年年初，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在沪时回忆，当时（1982年）他们推荐的车型有奥迪80和城市高尔夫，也有刚研制的新车桑塔纳。但中方最后选择了桑塔纳。现在看来，他们是有远见的，历史证明，选择桑塔纳是正确的。
而当时的亲历者回忆说，鉴于德国大众给出了优惠的条件，中方非常慎重，经多方征求意见，最后还是选择了他们还没上市的新车桑塔纳。理由是，适合国情，可以作为公、商务用车，同时还能适应旅游和出租用车等。
1982年4月，德国大众一行来沪与上汽（原拖汽公司）草签了一份双方合作试生产100辆桑塔纳轿车的协议，第一批零部件在9月底运抵上海，12月正式组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CKD（进口散件组装生产）组装的由来。但对于中德双方，则是事关成败所下的赌注。
同年5月，上海轿车项目代表团在德国与德方正式签署了桑塔纳试生产协议。在这项协议中包括装配散件所需要的焊接、油漆、总装等装备的订购、制造和人员培训计划，还草拟了合资经营基础协议草案。
至此，上海轿车谈判项目打破僵局，柳暗花明又一春。
翻阅这些陈年记录和资料，许多破冰之举都具有历史文献价值。其中日后常被提起的CKD这个洋文成了中国汽车对外开放曝光率最多的一个关键词，但它仅仅是一种接触国外汽车技术的探索或是尝试性的试水，而采用CKD方式组装桑塔纳轿车则是业界开先河之例。
“先在上海汽车组装100辆桑塔纳轿车，给有代表性的用户试用，听取他们的意见。”知情者心里明白，此举醉翁之意不在酒。亲历者说，关键是收集各方人士对这一方式发展轿车的看法。
在当时改革开放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采取此策略可谓稳妥又有智慧之举，同时也不乏聪明与机智，而承担这一艰巨任务的上海汽车厂的工人们并不了解他们正是创造这一历史的参与者。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第一批组装桑塔纳轿车的一批老师傅，但给我的回答是含糊的，即便是在上海大众提供的资料中也只是提到第一辆车组装的诞生日期，而当时具体的细节和参与者却无从寻找，散落在民间的说法则有不同的版本。
“现在如果再不抓紧找到这些人恐怕日后就更难找了。”有人向我提醒，这样的历史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被记忆所淹没。实际上我已经感觉到，历史的真实如果离开了细节的支撑就会变成干瘪的文字，失去生命的记录。通过多方回忆和人寻找，我终于收集到第一批CKD组装桑塔纳轿车小组的人员名单，他们是：陈守谦（组长）、蔡学智（副组长）、李兆裕、陈德怀、任德耀、陈步云、徐志荣、薛建军（女）、徐培英（女）、陈军等。还有第一批出国培训的人员名单，他们是：陈德槐、孔庆振、孙长德、董本礼、林文杨、秦仲年、刘生道、樊勇信。其中大部分人已经退休，同事之间有的也已失去联系多年。
毕竟这已成为往事，26年意味着时代的更替，历史的远去。那么，这些人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其中的3位：李兆裕（退休）、蔡学智（在岗）、陈怀德（退休）。于是，就有了本文所要讲述的故事。
不远万里送照片
“20多年后托普切塞克来上海找到我，就是凭这张照片。”
现已退休的李兆裕做梦也没想到，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这位老外还惦记着他。“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李说，这是他参与组装第一辆桑塔纳时托普切塞克拍的。他指着照片说，当时国内还没有彩照。
照片放在茶几上，颜色不是很鲜亮，呈褐红色，一看就知道有些年头。
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在李看来，这是并不遥远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托普切塞克的到来使他兴奋了很久，这倒不仅仅是因为这张老照片的缘故，而是亲历了组装第一辆桑车的难忘记忆。这种难忘不仅唤醒了他的记忆，还感染了他的同事，以及他的工友兄弟们。
“后来阿拉在上海城隍庙的‘绿波浪’请托普切塞克吃饭，摆了两桌。”
李用上海话说，当时大家高兴得不得了，真是像久违了的老朋友，回到了老辰光。因为当时桑塔纳的装配技术都是这位老外和一起来的另外一个德国人教的。“阿拉在伊拉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
两鬓斑白的李是上海大众的老法师（沪语的意思就是老资格）。当年的同事，或是晚辈都习惯直呼其名，兆裕，即便是今天，熟悉他的，就连他的徒弟也这样称呼。
“本来我是不打算回安亭。厂里要我回来。”
李说，1982年年底他被厂里召回，说要组装进口车。当时李被临时借调在上影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参与电影的拍摄（负责车辆维护兼做驾驶员）。“过去驾驶员吃香。”李说，实际上，当时上影厂已经有意打算调我（进电影制片厂）。不过，装进口车对我来说，还是有吸引力的。
李兆裕，是个手里有技术的人。上海汽车厂有个传统，凡被外借的人都是一些技术比较全面的人，比如当时市府机关车队，锦江国宾车队，或有外事接待任务的车队都会向上海汽车厂借调有技术的老师傅现场服务等，厂里选派的都是技术尖子。像参与第一批组装桑车的“老人”中，陈德怀、蔡学智等都先后被外借过。提起这些，都觉得是非常荣幸的事。陈怀德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被借到杭州专门负责上海牌轿车维护工作长达两个多月。蔡学智曾被派往市府车队维护过上海牌轿车的新车型。蔡说，当时十几辆上海牌轿车开往虹桥机场试车时，警察见了都要敬礼，指挥让道。
这是个被物化的年代，轿车象征了一种权力和政治待遇。人们对于它的敬畏被异化为地位和权力的符号。我曾采访过早年从事国宾车队的司机、修理过高级轿车的老师傅，在他们的眼里和脑子里，接触的都是传奇人物，宫墙秘闻，或是鲜为人知的故事，远离市井，诱人刺激，就像天方夜谭。比如车内香水、丝绒地毯、绣花靠垫、真皮座椅、车窗窗帘、精致挂件等，在叙述中难免失真，被放大，给听者产生了想像的空间。这是迷人的真实，但又是虚幻的向往，则是民间野史的初稿。就在我寻访和接触第一批组装桑车的老师傅当时，早已淡出的感觉重又被找回来了。他们在不知疲倦的叙述和回忆中咀嚼着流逝的岁月，津津乐道，哪怕是苦涩的还会嚼出来甜味。从他们的经历中，我看到身怀绝技的人依然在民间备受尊敬，还有基础，荒年冻不死手艺人的古训依然根深蒂固。
20多年前，安亭是一个远离城市的“乡下”。上海汽车厂属于“市属郊区工厂。”对于厂里的职工来说，这是个非常尴尬的角色。每周或半个月回家一次。感觉是，城里人视他们是乡下人，乡下人看他们是城里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觉不错，因为他们是汽车工人，一个在社会上非常稀缺的行当，提起是生产上海牌轿车的，在偌大个上海来说还是蛮吃香的饭碗（沪语中是工作的意思）。尤其在市井社会里，解放前吃这碗饭的人都被称作“外国铜匠”，令人钦羡不已。在计划经济时代，当职业是作为指标分配而被支配时，如同人生的第二次投胎。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的话说，能分到汽车厂工作算是烧高香了。如果能跟上八级工的老师傅当徒弟学手艺，那是一种幸运。上个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都会有这种体会，再早些的体会就更深了。我不知道李兆裕是否得到过真传，但他知道，领导派他参与进口车的组装，说明他的手艺还蛮吃香。
李兆裕是机工出身，属于最有技术的工种，汽车的调试和疑难杂症都属于机工解决的范畴。
CKD组装，闻所未闻。这些整天与轿车打交道的老师傅，从一进汽车厂就对各种汽车牌子耳熟能详（他们的师傅都是解放前修洋车出身的，手里都有绝活，什么车没见过？）。不过，都是外国车。李兆裕是1965年技校毕业进厂，在汽车堆里跌打滚爬了一辈子，手里玩过的汽车无数，参与试制过不少新车型，算是见过世面的老法师了。但当他第一次看到桑车的样车时，还是不禁赞叹道：“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车。”厂里的其他老师傅也是这样认为。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惊奇之处的桑塔纳为何令这些老法师惊讶？
李兆裕说，当桑塔纳与上海牌放在一起比较时，第一就是工艺不一样，人家是用模具生产的，挺括，我们是手工敲打。人家车身是直接喷涂油漆，我们要在车身上刮腻子打磨后才能上油漆。其次是，人家方向盘是助力的，我们是机械的，刹车和制动都非常灵敏，又省油，我们就像是在开卡车。再是，这车马相（沪语指外观）不错。
据介绍，桑车从北京开到上海，到南京才加油，这在当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桑车要比上海牌轻520公斤，油耗要比上海牌抵70%，最高时速达169公里）。开起来轻松而灵敏，要速度有速度……
“这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差距。”李说，“因为我们都是吃技术饭的，技术这东西不能掺假，一就是一，况且，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拆解过不少国外的样车，但比较后还是觉得德国货不一般。”
李是当时组装第一辆桑车小组的骨干。我问，当时组装的难度在哪里？李想了一下：“那完全是个陌生的感念。”他拿出照片给我看，指着狭小的空间说，当时就在上海牌轿车总装车间的“笼子”里栏出一个区间组装，派两个德国大众的人指导他们按工艺试装。他们是挨个的教，很专业。教装线束的就不教装仪表；教装发动机的就不教装玻璃门窗。分工非常细。这对他们来说非常不习惯。而且只教一遍。德国人的刻板就是严格按照工艺流程来做，不允许耍小聪明，走捷径。他们以往是习惯于全过程的装配，没有分得这么细。德国人讲究分工，而且老死不相往来，不能多管闲事，把自己的活干完就行。
李说，起先他们不适应，发生冲突。比如，搬运辅料或打扫环境，老外不允许你做，认为这不是你的职责范围；他们习惯把保险扛用绳子穿起来搬运，被严厉制止，遭怒斥；门板和车身发现有瑕疵就不能用，要当场捣毁，他们觉得太过分了，但老外说，这是对质量负责。
这种冲突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程度。李说，现在回想起来，德国人干事认真，一丝不苟，值得敬佩。现在看来，与其说是德国人教我们组装汽车，不如说是在纠正一种操作行为。比如说，德国人非常讲究工作环境的整洁。他们认为，没有清洁环境是生产不出好产品的。李兆裕举例说，当时德国人检查环境卫生时，不是看表面的，而是戴着白手套摸用揩布擦不到地方，还用专门的钩子钩工装底下的垃圾。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好像与他们过不去。这样的细节很多。用户上海话说，外国人在教路子，洗脑子。时间久了，他们意识到，这是对的，接受了这种观念。
李兆裕不回避当时的唐突和尴尬，而是用平和的心态在回顾与老外初次打交道的经历。他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合资，在与老外的接触中已经学到了不少东西，看到了真东西。这里所谓的东西，就是有形的技术、产品和工具；无形的是观念和意识，包括对待工作的态度。他说，后来，老外也对我们很尊重，感到我们比他们行，竖起大拇指。
李的自豪是由衷的。他说，有一次组装好的车子发动不起来，老外执意要换发动机，要从德国空运。李说，这种问题好解决，老外不信，根本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李和他的同事通过调整准时把车发动起来了。老外傻了。李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老外分工太细，反而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而我们则是综合能力非常强，可以说，汽车上的活，样样都会。再比如，空调机支架拆箱时发现是毛坯，没有打斜面螺纹，老外急了，还特地跑到外滩电信局发传真（当时安亭还没有传真）要求空运。当时负责CKD小组预装的蔡学智说，这问题还不简单，对老外承诺，半小时就能搞定。此时老外才意识到，中国工人个个都是“活神仙”。
由此，从冲突到理解再到融合，发展到彼此信任，产生了友好的感情。现在看来，第一辆桑车是在完全不同语境的撞击下组装成功的。李兆裕说：“当第一辆冰绿色的桑车组装成功时，在我不晓得的情况下托普切赛克拍下了我与桑车的第一张照片，很让我感动，而且是在20几年之后他亲自不远万里送来。”
桑车在“笼子”里组装
蔡学智是我要找的关键人物之一。我是费尽很大周折才在上海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安亭园汽路上的上海大众汽车销售服务部配件科见到了他。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事，为何变得复杂起来了呢？事实上，这是一个断头历史。也就是说，第一辆桑塔纳组装成功（1993年4月11日）时，上海大众合资项目还没尘埃落定（合营合同的签约在1994年10月10日，挂牌是1995年3月21日），正是谈判最艰难之时。实事求是地说，第一辆桑车组装成功的历史应该记在上海汽车厂的历史里。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当时第一批参与组装的工人，但不是说退休了，就是说找不到了。而在上海大众的历史中又无从找起，原上海汽车厂合并后，熟悉的老员工又分散各处，早就被遗忘了。最后我还是借助原上海汽车厂人事科的熟人找出这些老人，但都已基本退休，还在岗的已经不多了。蔡学智就是我想找的重要的采访对象。他虽离退休还早，但已经被列为为数不多的原上海汽车厂的“老人”之内。
当年还是小伙子的蔡学智现在已是人到中年的上海大众的元老。提起往事，这位在原上海汽车厂CKD项目最年轻的干部话匣子打开了。
1982年底，被蔡看作是师傅的秦仲年是原上海汽车厂的技术科的负责人（后担任上海汽车厂的技术厂长，上海大众工程部经理）。他说，“现在要组装一批进口车，放了很久了没有大的动静，你去看看。”机灵的蔡意识到，这是上面派他去的意思。蔡说，其实他早就知道厂里要成立CKD小组的事。他又是厂里新产品试制车间最年轻的“老人”，见过世面，技术又好，现在机会来了，心里产生了“又有事可干”的兴奋。
“我被派往CKD组时，队伍还没有完全组建好，算是第一批组装桑车的人。”性格开朗的蔡说，我看到第一辆待装的桑车时已经有人装了两只前大灯和一根线束，其他还没有装配，摊得一地的尽是组装散件。”
蔡的描述是根据手里的照片进行回忆。他说，对于他们来说，试制新产品并不是件新鲜事，组装进口车也只当做临时的突击任务。因为他是从770试制车间（研制高级防弹车的保密车间）出来的，后又参与771（上海牌新车型）的研制，看得多了（指外国车），也没有做准备。但听领导说，组装有难度，第一辆车摆了很长时间都没有组装好，现在要组织力量攻关。这一说，蔡来劲了，“我就是喜欢做有难度的事。”
蔡学智虽然年轻，但在上海汽车厂里却是同龄进厂入党最早的党员，在中学读书就是学生干部。1973年中学毕业分配到上海汽车厂，拜师学艺，车钳铣刨，从头干起，不亦乐乎。1976年调进厂部，合资前在党办，因为喜欢技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与汽车打交道至今，没离开过一线。
他回忆说，最初组建时才9个人左右，在6车间划出一个“笼子”（用铁丝网格圈出一块空地），在里面组装。门口还派人守着，不准闲人进来。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密，主要是里面都堆放着进口散件怕丢了。”蔡说的6车间，也就是原上海汽车厂的总装车间。他拿出照片出来对我说，当时组装第一台桑车时工作环境就像在“笼子”里。
第一辆桑车就在偌大的厂房辟出的角落里组装，周围还要用铁丝网围起来。它的架势就是个临时突击的概念，也没有组装线，完整的工装设备，简易到不能再简易的地步，其实就是在靠手工组装。
“我来时，第一件事就是对CKD散件进行登记造册，编号，做料架，将散件分门别类，区别开来，为组装做些前期的准备。”
蔡是在一线滚打出来的，有现场工作经验。他说，当时他们不清楚要干多久，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对待第一辆桑车的组装，目的是要从这辆车上积累经验。事实上此车组装并不简单，碰到了不少的困难。
“有人说，第一辆桑塔纳是在板凳上组装的。是有这么回事吗？”
蔡在回答我的询问时，笑着说，这不确切。应该说，第一辆桑车是在简易的小车（移动的平台）上组装完成。这是老外从德国大众带来的，特地为组装桑车准备的。他说，当时组装的环境很差，车身油漆好后待装时先搁在铁凳子上排队，等要组装时再用人抬起来放到移动的小车上进行组装。后来要改用行车来吊车身放在小车上组装，以替代人抬肩扛，提高组装效率，但被他们制止了。
这是为什么？蔡说，他们认为这样做，当钢丝绳收紧时会对车身造成损害，采用框架式的吊装，既能保证车身不受损伤，也能提高效率。德国人起先不同意，但经他们做了示范之后确实有效，也就采纳了。
德国人说，你们脑子活络，有办法。蔡说，当时组装时尽管德国人带来了不少工具和组装设备，但毕竟不是在生产流水线上安装，实际情况有出入，洋办法未必派得上用场，有时还得用土办法解决实际问题。
德国大众派来做现场指导的人都被看作是专家。其实就是技术工人。时间久了，德国人也感觉到眼前的中国工人也是专家。他们碰到难题也来向中国人讨教。蔡学智说，有一次车门安装不到位，发生合不拢情况，老外以为这是零部件有问题，执意要换掉，蔡说，这问题很简单，重新调整后打上黄油，车门开启自如，一点声响都没了。他叫老外走开，过半个小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只用了眨眼的功夫就解决了，老外看了后问是什么原因，蔡说，这就是“手艺”，上海人叫“敲开”，需要积累才行。
一个人就能从头到尾将一辆上海牌轿车装好并把车钥匙交给你上路。这在老外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难以置信。这在上海汽车厂一点都不稀奇。我听说过有这样身手的人不在少数。其中蔡学智就有这样的本事。由于长时间与新品研制打交道，拆装汽车是家常便饭，对汽车结构和性能的了解，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了然于胸。后来上海汽车厂与德国大众合资时，蔡是首批进合资厂的员工，派他从事售后服务工作，参与在全国建上海大众特约维修站的布点和建设工作，充分发挥了他精通汽车的特长。
从蔡学智的工号来看，9字当头，很靠前。不用问，这是一种资历的显示。作为曾经是上海大众的首批三级经理，他还经常跑一线。他说，这样才能对底下的事（他分管对特约维修站配件分配的工作）了解得更清楚。我说，你这样认真是不是都是从德国人那里学来的？蔡回答说，这是从组装第一辆桑塔纳时就意识到了。他说，他是在上海大众没有合资前就已经接受德国职业培训的那一批人。
蔡学智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德国人看他们试车时说，你们开车都像女人，职业化程度不够。而后德国人做示范，启动时就把油门踩到底，车子是蹿出去的，起步、停车、提速、急转、刹车，动作干净利索，精准到位。这与他们的试车方式截然不同。其次，德国人在干活之前，先要把环境搞好，才开工，按部就班，十分机械，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这是他在组装桑车时体会最深的印象，这种严谨实施上带来了很多好处。不过，他也与老外发生故不少冲突，如打扫卫生和洗车之类的杂事，他会自己去干，老外就不理解，认为这不是maister干的工作，多管闲事，甚至还以为他多拿一份工资。后来他把工资单给他们看时才明白，这是体制、观念和价值观的不同。之后，老外建议请专人负责打扫卫生和洗车之类的杂事。
神秘的出国培训
陈德槐是上海汽车厂第一批派往德国大众培训的8个人当中的一位。他是老质保，产品检验员出身。第一辆组装的桑塔纳轿车就是经他检验并由他调试开出车间。接受采访时，陈师傅特地把老照片带来让我看。
“1982年10月，厂里派我到德国大众培训，那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陈回忆说，当时我们知道上海汽车厂要准备与德国大众合资。厂里从质保、翻译、规划、油漆、技术、总装（车间）、资料各个部门挑选出8个人送到德国大众去培训。从人员组成来看，就是组织生产的一套完整人马。
“你们去的任务是什么？”
“是为了学习组装桑塔纳。回来后是要教其他人组装生产。”
陈德槐说，他们除了要学会组装，还要搞懂桑塔纳的技术。他用回顾的语气说，那是一次难忘的培训过程。时间虽短，只有两个月，但看到了原本想都不曾想到的先进。
第一次来到资本主义国家，又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尚未全面开放，作为上海第一次派出的出国培训人员，还是很神秘的，连周围的同事和直接主管都不晓得，他们是肩负着消化吸收新技术的任务来到德国，人人都怀有一种使命感。
“你们对德国大众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事隔26年，当时的感觉被岁月冲淡了，有些事变得模糊了，但有些细节还是很难忘记。陈德槐说，他们到德国大众先是到生产桑塔纳的埃姆登工厂，后去英戈施塔特奥迪工厂（同时还要了解奥迪100的组装技术）。陈说，上海汽车厂在完成了桑塔纳组装生产任务之后，还组装过500辆奥迪100。
埃姆登是德国著名的军港。二战时很出名。据介绍，当地有三分之二的人从事的工作都与大众埃姆登工厂有关。德国大众出口到欧洲和海外市场的商品车全部都在这里中转。据说，这是全欧洲最大的汽车水陆码头，火车与滚装船可以直接对接。10多年前我去过。正如陈所说，那情景很壮观，新车停放在码头和车站旁，犹如整装待发的军团，气势如虹，一眼望不到边，每辆新车都像是出征的士兵，令人震撼。陈说，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汽车就像玩具在工厂里流向这里，再由火车、轮船和货车驳运到全欧洲及世界各地。
陈德槐说，令他们大开眼界的是工厂的生产规模和先进的装备。这是出国之前难以想像的事。他说，在车间里，生产物流都是自动化的，连送配件都是机器人替代了，这对于我们还处在手工作坊式生产阶段的人来说，那真是开了洋荤，觉得太神奇了。尤其是车间里见到无人驾驶的运输车辆都是智能化的，看了都暗自拍案叫绝。不过，后来大众也取消了，嫌生产成本太高，重又回到人工运输。
埃姆登工厂是德国大众公司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工厂。以前生产甲壳虫，后生产桑塔纳，但不久换型生产新一代的新车型，就是帕萨特。
陈德槐在上海汽车厂也是个老资格。1965年进厂，吃汽车饭多年，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属于上海汽车厂承上启下的一拨。上个世纪80年代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加上又是生产和管理的骨干。他们的幸运就是机会。陈说，到了国外，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落后和差距。这不用教育，对比一下就清楚了。
机灵的上海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摸清楚了汽车生产的工艺流程和整个组装的技术要点。他们清楚自己的使命，回去是要当“教官”的，今天在这里学到的东西都要拷贝回去，实际上他们成了学习国外汽车生产的先遣队，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后来这批人都成了上海大众的业务骨干，有的都成了一、二级经理。陈德槐日后就成了上海大众冲压车间的经理。
“培训时间很短，只有两个月。”现已退休的陈德怀说，当时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尽管合资的前景尚不清楚，但我们心里明白，这是国家派我们来的，回去是要带兵打仗的，能多学一点就多学一点。好在我们与德国人相处得很好。其中一个带我们的老外利用手中的职权悄悄地带我们看了他们将要投产的新车型。在这方面，德国人并不保守，他们很乐意教我们。对他们来说，这也是第一次接触中国人，对于我们的好学和勤奋也受感染，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多教一些。
回国后，陈负责CKD的质量检验。他说，组装技术并不难，难就难在质量意识和观念的转变。他认为，整个组装都有图示说明和示范，按照流程去组装不会错。问题是，我们对流程和质量要求的执行还不规范。他说，德国人做事讲规矩，零部件不能落地，连螺丝帽也一样。他举例说，有一次老外抓起一根方向杆柱朝地上狠狠地一扔，怒气冲冲地对装配工说，以后不许再将掉在地上的零件拾起来再用。今天扔在地上（方向杆柱）的损失我来赔，以后再见到此事我扔了就由你们赔。
老外大发雷霆，令很多人不理解。有人觉得这是小题大做，不太友好，拿人出气。但陈德槐说，这是规矩。因为他在德国接受过培训，了解德国人的操作规范，实际上是一种质量意识。德国人说的“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就是从这些细节上点滴做起。
上海人并不笨，一学就会。这连德国人都很佩服。但我们在质量理念上的差距很大。这是隐性的，而显性的技术和产品差距一比较就清楚了。陈说，德国人使用的工具和装备没话可说。至今他都留有一套小工具作为纪念。而给陈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德国人对待工作一根筋的态度。
“不是有人说德国人傲慢吗？”
陈说，这要从怎样的角度看。德国人的表达方式比较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属于直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那种。有些做法可能偏激，会伤害人的自尊，但并无恶意。比如，白车身上有磕碰瑕疵等，老外下令不许用，中方员工就会修复后再用，或者当做售后配件处理。但老外不答应，甚至用榔头砸扁砸烂，就是不让有重新再用的机会。中方员工看了心痛，德国人盛气凌人。这样的对峙不免会使矛盾激化，发生冲突。好在组装第一批桑车时范围还很小，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样的分歧时有发生。现在回想起来，这就是观念的碰撞。
“现在上海大众员工也看不惯其他汽车厂的员工操作习惯，也是受当初德国人看中方员工的挑剔的影响。”
我曾采访过上海大众出去的员工，他们都说，上海大众别的不说，员工素质是一流的，干活规范。这倒是得益于德国大众刻板的培训所养成的习惯。
这叫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从上海汽车厂过来的上海大众员工都有这样的体会。他们说，想当年组装桑塔纳时，很不习惯老外吹毛求疵的做法，被看作是老外在故意刁难我们。现在看来是对的。
陈德槐说，他们的经历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体验的，也就不会理解当初他们与老外相处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在当时没有很好的设备条件下组装桑塔纳，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可以说是在板凳上组装桑塔纳。但那时大家都在努力，是在用一种精神弥补了技术上的窘境，还要承受观念转变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落差。
2008年10月15日，当年参与第一辆桑塔纳轿车组装的老师傅聚在一起回忆，第一辆用CKD方式组装成功的第一辆车花了整整两个多礼拜，时间是1983年4月的中旬。这就是历史。他们不说，还有谁来说？然而，他们也走进了历史，一群创造历史，但自己并不知晓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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