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星巴克咖啡屋的时候，徐性怡手里还拎着公事包。他刚乘坐清晨最早的一班火车从天津过来，跟人约了11点商谈公司资金流扩大的事情，在这前后他分别留给我们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
他的日程安排太紧张了，在接受完第二轮采访后，他还得赶回天津开会。即使是在这样的压力中分身接受访问，徐性怡照样显示出其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过人的沟通能力。
他显然是那种很容易引起别人兴趣的人。仅就访问本身就能看出他对自己以及周边环境的控制力有多强。无论是对于过往的一切，还是对当下形势的分析，他的表达始终简洁准确；他极少使用形容词和副词；在谈及自己所致力的事业时，他的执著和兴奋又是如此直白。最可贵的是，在徐性怡的身上，你根本看不到那种被所谓的“成功”概念催化过的痕迹。
但徐性怡的确是成功的。从“亨利·福特技术成就奖”获得者到863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特聘专家，从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的部门经理到上海御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办者，他把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那么精彩。作为“海归派”成功创业的典型代表，徐性怡诚恳地表示，一切都得益于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一些正确的选择。
不一样的起点
“1992年，福特汽车公司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要我去工作，我回绝了。”徐性怡回忆说，“那个时候，底特律的名声实在太糟，很多人都很抗拒去那里工作。”不仅是华人，就连美国本地人对底特律的印象都不外是灰蒙蒙的天空、破烂不堪的道路以及时常发生的骚乱。
但当时正在筹备电动车项目的福特公司正求才若渴。尽管已经工作，但徐性怡的电机控制专业素养深受其在威斯康辛大学的导师推崇，而这又是威斯康辛大学实力很强的专业。两个星期后，福特又给徐性怡打电话，一再邀请他先去那边看看再做决定，徐性怡这才坐上了前往底特律的飞机。而正是这次飞行，成全了徐性怡的人生新旅程。
那时候，加州刚刚出台了关于“零排放”的法律法规，以期推动电动汽车的市场化，于是福特汽车公司决定大力开发电动汽车。1991年，福特公司将搞电动车的人员组合在一起，成立了电动车事业部，专门从事电动汽车产品的开发工作，同时要求福特科学研究所重新建立队伍，进行电力电子方面的技术储备。但在当时，电力电子还是一个新的行业，福特公司方面一直苦于没有找到足够的合适的人才。
“当时福特公司有一位副总亲自接待我，他对我表示了很大的诚意，他跟我说找我过来就是想让我负责创建一个电力电子方面的团队，而这一点很吸引我。” 徐性怡回忆。在这样的条件下，徐性怡于1992年加入到福特汽车公司，受命组建电力电子系统小组。
在此之前，徐性怡是在一家名叫Square D的企业担任高级研发工程师，做技术开发方面的工作。底特律之行过后，徐性怡决定离开Square D。“汽车电力电子那时还是空白，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一个新行业，进入福特开创新天地的机会让我很动心。”徐性怡说，当时他最看重的是自己可以经历从规划到组织一个团队来完成一件事的整个过程，这是他从技术迈向管理的第一步。
到了1998年，照徐性怡的话说，“更大的机会来了”。福特与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和Ballard联合起来共同开发汽车燃料电池技术，双方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ECOSTAR，主要生产汽车燃料电池中的电驱动系统。由于徐性怡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被福特汽车公司派到这家合资公司担任主管产品和技术研发的高级经理，参与了公司的组建和发展工作。工作内容包括确定公司的定位和企业文化，制定产品和技术发展规划，修订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产品开发流程，与客户积极沟通，组建研发队伍等。
可以这么说，徐性怡在事业初期就不同于一般的华人工程师，由于所在的领域属于新兴行业，他没有被完全局限在技术层面，能够亲身体验一个小型公司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徐性怡在管理方面的知识体系几乎是与其技术能力的提升同步进行的。
能量储备
徐性怡生长在“红色年代”里，和同龄人一样经历了文革的动荡。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徐性怡便以优异的成绩被华中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录取。1982年大学毕业时，他考取了留学美国的研究生，成为华中工学院的三十名首批留美学生之一。他先后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读，主攻电力电子控制，并于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
“在美国的第一年是最困难的时候，举目无亲倒是其次，关键是我当时几乎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学校。” 徐性怡说，“我真正开始研究生生涯是在1983年，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硕士学位。”
攻读自动控制专业曾是徐性怡最坚定的理想。1973年，徐性怡高中毕业，此后的4年，他都在学校的校办工厂里上班。校办工厂是干什么的？徐性怡说，就是拉钢筋丝，拉出来打钉子。“那几年生活我觉得真是充实，非常舒服，也非常辛苦。” 徐性怡说。
“我当时是19岁，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技术工了，我当时非常有干劲儿，因为能学到东西。”无论是做模具、烧电焊还是造卷板机，每一样工作都逼着人学习，不仅要看书，更要上手操作。更重要的是，这段在校办工厂当工人的经历奠定了徐性怡“要搞就搞自动控制”的观念。
“举个例子，我们当时要把很厚的钢板拼起来，然后切缝。怎么切？我和几个工友自行设计了一个钢板切割机。先弄一个轨道，然后配一个可以控制速度的装置，这样切缝切出来特别平整。这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如果是自动的该多好，后来我们还真的敲敲打打弄出来了。”
徐性怡坦言，校办工厂时期的经历是他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不仅培养了自己在学习上的主动性，还锻炼了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让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明白了“责任”为何物。“从此我不再害怕吃苦，” 他说，“20岁的时候，那么厚的焊工手册我都看下来了，那么累的活我也做过了，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也正是在这间校办工厂里，徐性怡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师妹。两个人一起干活，一起学习，后来师妹随徐性怡去了美国，继而成为其人生里最重要的角色。
去美国之前，徐性怡就认定，一个国家的国力基础就体现在制造业上，“我当时选择学习自动控制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控制来把握及改善制造业，”徐性怡说，“为了这个理想，我愿意背井离乡。”
但是，到了美国，徐性怡才发现，自动控制变成了理论知识和应用数学。于是，在完成了硕士学业之后，他转投系里的电力电子控制专业。当时，威斯康辛大学的电机控制专业实力很强，徐性怡是最早的几个成员之一。在这里，徐性怡很幸运地遇到一位良师——导师诺瓦特尼先生。诺瓦特尼是一位在电子电力和电机控制领域中“泰斗”级的人物，他不仅在学术上教导徐性怡一行人，在为人处事以及团队合作方面也为他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胆大的幸运儿
在美国，徐性怡做到了福特汽车公司科学实验室部门经理。福特汽车公司的经理是分等级的，而徐性怡当时是五级的领导者，在福特公司1000多名大陆人中是真正的佼佼者。按理说，徐性怡完全可以从这个经理位置稳当上升，就算是原地不动，他也可以享受丰厚的薪酬，直到退休。但是徐性怡始终“盘算”着，要回国干一番大事业。
“那时候，我每天出入漂亮的办公大楼，忙于各种事务的打理，但内心的激荡从来没有停止过。” 徐性怡说。
事实上，从1994年起，徐性怡就一直有回国发展的打算。“回国，其实是关乎一种情结，我总想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徐性怡的解释很质朴。
每次休假，他都携妻儿一起回国，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但是，在2000年之前，徐性怡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当时，电动汽车的发展在国内还没有真正进入产业化阶段，” 徐性怡说，“我当时的看法就是，在2000年之前，我在国内几乎是没有什么机会的，我就算回来了也没有施展拳脚的空间。”
但是，每一次回国都让徐性怡的紧迫感加强，他说：“国内的变化太快了，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一切都还不算晚。”
2001年4月，徐性怡和太太一起回到中国，那次回国的目的是考察机会。就在那个4月，徐性怡搞定了两件事，一是后来要创立的公司“PowerMax”项目启动，二是和科技部有关方面达成了共识。
徐性怡告诉我们，当年回国后见到了一位30多年的老朋友，当时任武汉某家公司董事长，也正在寻找一个可以投资的机会，确定有了稳定的投资源后，徐性怡决定先回国创业。但朋友跟他说，做电动汽车估计在中国还赚不了什么钱，还是得找一个值得投资的项目。带着这个意见回到美国后，徐性怡正好碰上一个做工业缝纫机的朋友，大家一沟通，觉得在国内做缝纫机是有钱可赚的，投资的项目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至于科技部方面，徐性怡说：“当时我给科技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当时的科技部领导去美国时我接待过，他们也知道我的专业领域。 我算是很幸运的。当时科技部有人告诉我，国家‘十五’计划正好有一个电动汽车的项目，缺的正是我这样的人。”
正是将这两件事情确定下来之后，徐性怡便开始精心规划回国创业的蓝图。2002年8月10号，徐性怡向公司提交辞呈，22号就回国了。短短两个月，徐性怡把家里的东西全都送给别人，至于房子，在空了几个月后他干脆直接卖掉。
“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徐性怡笑着说，“孩子上学是最大的问题，回国的话他们会很不适应，只能进那种很昂贵的国际学校。” 最初，徐性怡的太太情绪也很低落，因为美国毕竟是他们奋斗了近20年的地方。但徐性怡最终还是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持。
那年8月份，徐性怡携全家回到上海，回来第二天，徐性怡就马不停蹄地来到北京铁通大厦做报告，主讲国外电动汽车的发展情况。而在那段时间里，徐性怡等人创办的专营电力电子的公司方面也在积极运作中，而公司取名为“PowerMax”，意思就是要把电力电子做得最大，把电子控制运用到更广的领域。
除投资人与徐性怡外，团队中另外还有两位“海归”朋友，一个搞产品开发，一个搞商务和投资，互补而协调，徐性怡和朋友们就从这个地方入手开始起步。“我们开始做工业缝纫机，赚了钱再做实业。你拿资金，我们拿技术，这样就把PowerMax成立起来了。”
与此同时，科技部有关方面找到徐性怡，建议徐性怡针对电动汽车进行专项调研。调研工作的好处是，徐性怡快速地准确地把握住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到2004年3月份，电动汽车项目进入到二期滚动时，科技部又找到徐性怡，邀请他加入到863的团队中。
“最初其实我是有一点点矛盾的，” 徐性怡说，“因为当时PowerMax正处于关键时期，我很想在公司身上投入我全部的精力。但是，激情的驱使还是让我选择加入到863团队中。”
“我的产业梦想是直接的，我学的这个专业对于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在能够看到一个机会的情况下，我宁愿这样去尝试，那可能会是我回国的最好时机。”执着追求，促使着徐性怡走上了一条挑战巨大的创业之路。他的期望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做大，以此推动电力电子行业的发展。
“当然，我觉得如今的海归想要回国创业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大环境已经变了，政府和资金的支持相对都比较难了。做咨询类还好，做实业的话就不好说了。” 徐性怡发出这样的感慨。
不做全能选手
走运并不罕见，但如果一个人连续很多年都很走运，那么这就是本事了。在很多时候，有准备有信念的人就是能比别人收获更多的偶然。
1990年，徐性怡毕业后进入Square D公司担任高级研发工程师，然而不久之后这家企业即被一个法国公司收购，徐性怡所在的研究中心随即关闭。
“当时是在圣诞节前夕，老板突然宣布裁员，我立即开始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Square D公司认为我在技术方面比较突出，希望我留下来并到另一个部门继续做技术开发的工作。”徐性怡说，即使是在面临可能失业的困难时，他也没有乱过阵脚，“我自己到处投简历，我的导师也帮忙推荐。”结果，不仅Square D公司想把徐性怡调去法国总部，福特汽车公司这边也向他抛出橄榄枝。
在很多人眼里，徐性怡当年回国创业可称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徐性怡超强的环境认知能力以及协调能力在这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徐性怡看来，作为“海归”首先必须认识到，国内外在用人问题上确实是存在理念差异的，这是一种正常的文化现象。“海归者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需要承认自己的能力其实是有局限性的。” 徐性怡说。学会包容，学会自我调节，这是徐性怡总结出的两个重点。他举了一个例子。
当年做863的电动汽车项目时，有关方面先是让徐性怡考试，拿两个最难的题目来考，徐性怡做完以后，才和主考方进行对话。“甭管你有多能耐，你得先拿出两把刷子来，你先做好这个，讲话才有信誉度啊。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因地制宜，做出一点改变。” 徐性怡经常跟海归朋友们这样讲。
当年，徐性怡回国时就告诫自己：我并不是全能选手。“对于很多海归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初的优势其实主要是在技术层面上，而对于国内市场的整体把握以及人际关系等已经不敏感了。所以，及早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并做出调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徐性怡说，回国之后，他遭遇的难点一是市场，二是人际协调。从市场方面讲，虽然徐性怡的创业项目是市场所欢迎的，但是那个市场还不属于自己，同时，市场必然与客户联系在一起，与客户的沟通问题在最初也让他感觉吃力；从人际协调方面讲，由于国内很多人在选择工作时都是一种短期行为，导致员工的周转率偏高。几年磨合下来，徐性怡收获不小，“在中国做事，我得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与时俱进，沟通充分，这是我最受用的两条经验。”
在公司管理方面，徐性怡非常看重团队协作。在他看来，公司管理中最忌讳的就是“为了追求局部的成长，而丧失掉对整体的把握力”。徐性怡一再强调，要做强一个公司，仅靠个人能力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即使是对于绝大多数外企高管来说，他们也只是某个职能的专家，知识面和经历都非常有限，而好的团队协作则能解决这个问题。
徐性怡说，正是这个管理团队成员在信念上的趋同以及相互之间的支持与互补，自己和公司才能走到今天。“对年轻人的培养是最难操作的一环，因为得从理念上入手。现在公司的管理团队已不只4个人了，公司也有80多名员工了。” 徐性怡个人的感触是，国内年轻人的主动意识和责任感不如美国的年轻人强。所以，要培养好年轻人，必须下一番苦工夫。
“人们都说现在的年轻人浮躁，这其实也是时代本身的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的选择太多。” 徐性怡说。
“现在回头来看，我想我还是没有走错，虽然眼下这条路还没有走穿，尤其是在今年这种经济形势之下，但就算有困难我想也总是可以挺过来的，至少我们还能奋斗，还可以再往前走。”
在拥有成形产品、拥有市场前景的基础上，现在的徐性怡又加快了公司产业化运作的步伐：“如果这次融资做得顺利的话，公司一定能够上一个台阶。”眼前的徐性怡，眼中流露出的神色是一如既往的自信和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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