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固有的思维，城市越大、大城市数量越多，所在的国家也就越发达。1978年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政府基本厘定了此后30年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工作的基本思路，中国城市建设自此迎来了一轮大发展：自贸区、迪斯尼落户上海，北京成了500强总部之都，广州并增城和从化后成为面积中国第一大城市……重磅利好之花一一落在特大城市上。
这样的利好看来风光无限，其中的苦楚却只有当地的平头百姓才知道。城市的内部密度达到某个饱和点，就意味着无法缓解的拥堵。对比其他国家，中国著名的拥堵问题，除了公共交通建设和城市秩序治理的水平与海外发达城市存在差距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城市的规模。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人口最多的87个城市中，中国内地占了20个，同时中国有88个常住人口超过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这两个数值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要多。特大城市在负荷过载的同时，也挤占着其他城市的发展机会。
让大城市变小，或限制城市过度变大，已经成为改善公共交通和城市秩序之外十分必要的选项。但我们不能一味等着市场的自然调节，让特大城市自然变小或者中止变大，就像古代的楼兰、敦煌等古城等到人口流失只剩下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时再去谈论水源改道，已经无力回天。如今一些自身资源枯竭的城市，比如石油城市大庆、煤矿城市阜新等，地下掏空了，新的人财物不再涌入之后，再去试图实现城市转型，也面临同样艰巨的挑战。
让大城市变小，谈何容易？资源的集聚效应一旦形成，便很难逆转，因为人力、财力、物力都有从众心理。要逆转，只能通过行政干预和引导，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一样，对大城市已经集聚的资源进行强行分解。虽然当年简单粗暴的做法产生了浪费和伤害，但客观上正因为三线建设这样的战略，才促就了今天的西南科技大学、国防科大、西安交大、东风、陕汽、西飞、成飞等一大批顶级机构出现在国家的腹地上，为中国区域间接力棒式的发展构建了战略纵深。
时隔37年，中国再次召开了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意在如此。以市场配置为主，辅以一部分行政引导的复合做法将在两个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一方面，监控城市规模并及时分流。国家对规模正在变大的城市开展监控，一旦城市达到发展规模上限立即在周边设置新的集聚点启动分流，避免资源过度集聚。
另一方面，对已经太大的城市在国家层面实施战略转移，削减这些城市的功能定位。将城市的角色从复合型转向单一型，剔除经济兼文化兼教育兼医疗兼政治中心，一层层貌似黄袍加身却是层层束缚，就像电脑运营太多程序硬盘跑不动，还不如删除几个程序安装到旁边电脑上去。
而一旦城市的规模得到平衡，同时公共交通和秩序治理又得到改善，治堵便不再是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人都有生活在畅通交通中的梦想，国家层面实施，这个梦想不难实现，而也只有那样的城市才会让生活更美好。
作者系特恩斯新华信业务流程与信息技术研究部负责人
（作者/金永生）（原文载于《汽车人》杂志6月刊）【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传媒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传媒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