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技工是国家的脊梁，其长期的状态往往决定了产业的最终命运。
◎ 《汽车人》评论员 金永生
上月7日，中国在加拿大尼亚加拉举行的世界技能组织2016年大会上，宣布正式申办2021年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并推出上海作为承办城市。“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的基础攻坚，吹响了集结号。
目前，国内生产线的进口高科技机床以及自动化机器人的配备程度，与国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仔细观察一下生产线装配工人的表情、眼神以及他们上下班时的精神状态，你就会发现国外装配技工，无论年轻人还是白发老者，都有一种乐在其中的状态，而国内的装配技工多少显露出迫不得已、早收工早好的心态。
就是这种“为别人完成任务”而不是“为自己积累技能”的心态，很有可能从原料厂装配线的技工那里埋下种子，再经过零部件厂生产线技工那里发芽，最后在整车厂装配线的技工手上结果。虽然最后验收时成品的品质水准还在合格范围内，但与“最佳状态”的偏差“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产业技工是国家的脊梁，其长期的状态往往决定了产业的最终命运。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现有的局面？
首先，作为技工教育的输入端，基础教育的“人格教育”严重缺位。从基本的职业平等以及理想尊重上，基本教育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在根本上导致了青年技工的“眼高手低”，就像古代“士、农、工、学、商”是高低排序而不是生而平等，“一山看着一山高”、“工作都是别人的好”的心态开始变得根深蒂固。
好奇心、求知欲、完美心以及乐观、开朗、勤奋、专注、友爱、分享等等优良的基础性格，是基础教育非常核心的内容，但很显然，现在国内基础教育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所以也使得中国难以出现像日本、德国和瑞士等国家族几辈专注于某一工艺的情况。“这种偏差与其说是技工教育的小危，不如说是“中国制造2025”战略和“工业4.0”的大危。
“人格教育”的缺位是中国汽车品质提升的根本性束缚，幸好喜见“中国大能手”、“中国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赛”等节目在社会舆论上逐步火爆，让人看到了新希望。
其次，作为企业管理的柔性纽带，工会建设严重缺位。“工会”这个词，从字面上看来是个很容易在意识形态上陷于歧义的词，但实质上，工会是把技工从个体转为群体的重要介质，也是最能发挥职工队伍建设的组织。
在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工会一般是职工保姆的功能定位，一方面形成了对雇主的集体谈判权，通过谈判、协商甚至罢工等行为在薪资、作息、福利等方面积极维护职工的权益；
另一方面发挥了类似教会的作用，通过高频次、多维度的工会活动，消除员工个体孤独的种种风险，让员工有集体归属感，从而获得心灵建设以及情绪宣泄、引导的场合和机会，而避免因为思维困顿、情绪焦躁而失控出现一些极端行为，鼓励员工追求更加积极、健康的人生。
随着工会正能量的累积，甚至介入了戒毒、戒酒、戒烟等领域，很多国家的“嗜酒者互诫协会”、“戒毒互助会”就受到了众多工会的鼎力支持。
作为对比，国内的情况确实有很大不同。一方面，随着人口迁移的频繁和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的显著改变，原先基于族群和血缘关系的心理归属已经难以维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新的模式来重构。
工厂员工或者4S店员工的个人生活已经十分碎片化，很难再有集体下班、结伴游玩、集体返工的场景，因此也缺少生活圈、交际圈的高度重合；另一方面，随着异地求学、求职现象的普遍，子女与父母分居两地，不含未成年子女的两代甚至三代同堂居住已经少见，所以，工厂或4S店员工下班后，常常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购物、一个人游玩，过着独居或者准独居的生活。
这两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加上没有工会这个很好的“下班后状态修复机制”，员工第二天上班的精神状态是否良好，全凭天意，并没有很好的机构来为此服务和提供保障。
青年技工危机，是我们这个按了快进键的国家不按常规发展必然遭遇的问题。这场危机能否顺利跨越，对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来说，虽然不至于有“身家性命之虞”，但肯定是一枚“中止键”，甚至是“快退键”。（作者/金永生，特恩斯新华信业务流程与信息技术研究部负责人 )【版权声明】本文系《汽车人》独家原创稿件，版权为《汽车人》所有。欢迎转载，请务必说明出处及作者，否则必将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