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分析机构预测中国经济的准确性惨不忍睹。如果威廉•希尔开出中国经济数据的盘口，高盛、大摩、瑞典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参赌，很可能血本无归。
他们的分析和真正的结果表明，这些机构的分析师往往喜欢说“过头话”。一旦他们认定趋势形成，就会比实际发展更加乐观或者过度悲观。虽然二季度的中国经济的统计数据尚未出来，但结合4、5月份数据，法兴银行估计二季度增长率为7.6%，比一季度的7.7%和去年四季度的7.9%相比，进一步放缓。
而总体上对中国经济的“看多派”高盛则认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4.5%，这意味着未来7年，平均增长率为5.7%，远低于此前高盛的各种分析报告。看起来高盛似乎投向了空方阵营。在技术上大刀阔斧，使高盛从多方旗手，转而手擎空军大旗。
而更坚定的“看多派”IMF则坚持认为，2018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8.5%。2013年中期的低迷将很快过去。
高盛和IMF的分歧在于，前者认定中国经济由盛转衰的趋势一经形成，不可动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而后者则相信“调整论”——与中国政府的“转型论”暗通款曲。
谁是对的？
愈合能力
身在此山，无法选择俯瞰视角，但根据近30年的历史，中国经济一向具备神奇的愈合能力。到目前为止，经济中的痼疾并未使整体一蹶不振。有人指出，发展动力来自数亿希望摆脱赤贫状态的农民，而前几年还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市场突然有衰竭的迹象。
虽然2012年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减少了950万人，但其绝对供给数量仍然可观，劳动力成本的抬高，使劳动力自身的议价能力提高。劳动力从总体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毫无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没有那么可怕，充其量损失了一些低端行业的竞争能力。而劳动者收入提高，将激发出更大的消费潜能。这正是经济转型的内容。
有舆论认为，中国低估了消费。不但网络消费和虚拟经济未得到仔细统计，就连标准工业产品的消费量统计也有很大遗漏。
5月份，广义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140.9万辆和133.5万辆，环比下降，但同比依然有两位数增长，分别为11.8%和13.4%。1~5月份，累积产量为726.2万辆，同比增长15.1%；累积销量为688.8万辆，同比增长17.6%。按此增速发展，全年2000万辆目标可期。
乘用车销售和上牌数量是经济繁荣的最可信赖的指标之一。在经济不断减速的大背景下，乘用车销量已经摆脱了去年的低迷状态。既说明国民整体收入预期增加速度，快于GDP，也说明以投资为牵引的经济模式正在转向。
呼之不出
从长期看，两位数的增长已经永远成为过去，既无必要，也不可持续。而对政府能够容忍“多低”的增速，舆论倒有些争议。今年的指标设置在7.5%，而李克强曾经暗示，低于7.0%才是“不可接受”的。
也有经济学家在5月份的数据中找到积极的因素：通胀率从前一个月2.4%，下降到2.1%。更好的通胀形势和不断放缓的信贷增长表明，在必要的时候有放宽货币政策的巨大空间。也就是说，决策者手中拥有更多牌可打。面对疲弱的经济数据，中央政府显然并无打算推出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即便浅层次的考虑，今年的经济数据虽然按历史标准衡量表现较弱，但尚不足以威胁社会稳定。
与PPI、CPI等数据相比，政府显然最重视就业率数据。虽然公开的城市就业数据已经是陈旧的笑料，但似乎政府仍有内部数据可供参考，以掌握目前真实的就业动态数据。
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前，选择天津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大学等机构调研。他显然并未认为现在的就业形势喜人。而李克强组织专门研究大学生就业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些迹象表明，决策层认为当前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即青年学生的就业形势恶化，而劳动力总体过剩并不明显。
而高等教育产业化的设计初衷，除了赚钱，也有把劳动人口的就业时间推迟数年的打算，也许受到当年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启发”。众所周知，当年的政策不仅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痛苦（习主席就当过知青），还给整个国家经济带来持久的负面影响。
高校扩张大跃进，意味着向当前就业市场推出大批缺乏职业训练又不肯屈就低级职位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只能用结构性办法解决。2008年大规模刺激计划实施后，国内的通胀水平在经济增速回升后不久即快速上升，这说明经济的内在增速已经下降，而靠政策刺激维持的高增长难以持续。
在欧洲经济深陷泥潭、美国经济逐步复苏的时候，目前出口的增速虽然只有个位数，但至少是上升的。实际上，虽然外需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但平稳回升一直是主旋律。今年推出刺激计划，并不能提升出口增速，徒然增加对外贸易摩擦。中国在鼓励出口方面的态度，日趋谨慎，就是明证。
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价格低迷。虽然由于本币变相升值，造成制造成本的抬升，但原材料价格走低，对大规模制造业有利。中国政府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有色金属和原油、煤炭收储量持续攀升。而2009年与如今相反，由于中国的高调刺激，大宗商品价格迅速爬升，而制成品并未因此涨价，我们在当年又一次当了冤大头。
虽然美国近期奉行“强势美元”，热钱从新兴市场退潮，回流美国。但QE尚未撤出，我们仍然受到流动性泛滥的传导影响。因此，什么也不做，就已经相当于在“刺激”。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加码的叠加效应；还在于我们能否容忍较低的增速。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似乎愿意接受7%，以换取结构性改革的稳步推进和反腐肃贪战役的成功。
传言中的结构改革
提到改革，从新一届政府上台，外媒就预言习李将推出规模宏大的改革计划。还揣测其主旨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收入分配改革和结构性的体制改革，甚至包括敏感的政治体制改革。从今年中期，一直“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习主席不断在各种场合提到“中国梦”，但并未从具体的角度来进行系统论述。于是有人猜想，是否要等到这些改革计划隆重推出的时候，才会有相应的理论阐述。
按照以往的经验，中国领导人提出理论体系的名称后，经过短暂的预热，就会有完善的理论体系跟进，从无“空洞”之虞。这是外部预测“改革计划”的根据之一。
但到目前为止，所谓结构性改革计划还没有一丝风声。它是否存在，仍有很大疑问。
在经济疲弱的时候，仍然实施偏紧的政策，难免引起揣测和不安。虽然以消费经济为主导的转型计划人所共知，但何时实施、如何实施成了越来越大的疑问。中国经济对外界的影响力越大，参与猜谜的外国机构就越乐此不疲。以至于眼下什么也不做，哪怕是暂时的，都成了新闻。
也许新一届政府不急于在施政第一年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许根本没有传言中的宏大构想，决策层只愿意稳扎稳打，以渐进式风格推动社会和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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