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严肃之余也开点玩笑，最叛逆的人居然成就最大政治威权。
孙中山，这位早年的麻辣医师热衷于搞秘密串联和筹款，以推翻异族统治。意不在良医，却戴上中国最早男助产士的桂冠；意在国之良医，后来的总统头衔上却有去不掉的“临时”和“非常”。这两段总统经历短暂且不大痛快。不过，这不妨碍海峡两岸给予其的至高评价。“国父”、“革命先行者”的帽子扣将下来，风标崖岸，一般人还真承受不住，但孙中山可以。兴中会开会前，全体起立大喊“孙先生”，孙也安之若素，甚至甘之如饴。据李敖查到的史料表明，毛泽东私下里谈到孙“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意即孙说得太多，做得太少。奇妙的是，他的伟大至少有一部分受益于天马行空的想像。
孙中山发表过对中国工业产业的大量言论和论述，虽然有人讥讽他没造过一辆车、没修过一寸铁路，但在护法失败的苦闷中著述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仍被后来的中国建设者们奉为圭臬。
将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一个强盛的工业国家，有人也提出过类似“畅想”，均被讥为痴人说梦。《实业计划》提出的，不是单薄的总目标，而是一组系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群。
其中，尤以交通建设和能源采掘为重。孙提出建设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配以机车、汽车的大规模制造。同时，煤和石油的生产能满足上述需要。产能比要按照中美人口的比例。在民生凋敝四大皆空的当时，孙的气度似乎已超越时代的限制，高涨的热情使其无视惨淡的现实。这是革命者的伟大之处，也是他被实用主义者反复讥笑的原因。
这需要天量资金，尽管孙提出以建养建、自我循环，但最初的启动仍然依靠外国投资。吃够了军阀的亏，孙开出的是洋资本药方。《建国方略》用英文书就，首先是给老外看的。同时代的政敌和盟友对他的评价远不足以让他登上神坛，就像他今天走下来一样艰难。
他提出，应该开发各种不同用途的汽车，廉价且予取予求。孙认为，汽车制造同样可假外国人之手。中国拥有广阔的汽车市场，使外国企业乐于投资（多么准确的预言，只是早了90年）。而汽车消耗煤气资源甚多（原文如此），美国当时1亿多人口，产煤6亿吨，中国产煤应达美国的4倍。在外国的石油资源耗尽之前，我们应找到自己的石油矿藏并开采之。
这分明类似于“高峡出平湖”的充满诗人气质的狂想。彼时美国正处于汽车时代的起点，亨利·福特倡导的平民汽车最为接近孙的理想世界。
因此，他写信给亨利·福特，请他帮助中国发展汽车工业。将泰罗制发扬光大的福特，当然属于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没有天真地把引以为豪的生产线搬到中国来，而是在上海搞了个销售服务点，百十辆的年销量提示这只是工业国家的形象展示窗口。即使是平民化的T型车，渴望填饱肚子的中国百姓也不感兴趣。
广州政府时期，孙中山曾短暂使用过一辆雪铁龙防弹轿车，该车完好无损，收藏至今。被陈炯明的机枪狼狈赶到永丰舰上，孙丢弃了广州大总统府的一切，也包括这辆车。一再蹉跌，孙仍保留《建国方略》中的豪情，这是他被后人纪念的朴素原因，而非他的政治标签。
孙去世以后的中国，仍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色队伍来了又走了。直奉战争、二次直奉战争、蒋阎冯中原大战、北伐??山河暗淡中，10年混战后的1936年，中国居然迎来了20世纪第一个民族工业的高涨时期。美国汽车广告中的红酒和窝心小白云离我们仍很遥远，但第一辆“民生”牌汽车早已诞生于奉天的兵工厂里。敲敲打打、东拼西凑、外观笨拙，但仍然出自中国人之手。
然而，汽车梦刚萌芽即夭折。就在一年之后，倭寇入侵，金瓯残破。几辆“民生”被日军缴为战利品。中国人刚试图一窥汽车产业的门径，就被粗暴地打断。直到新中国的1956年，中国人在长春，才重拾昔日的汽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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