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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老翁为私家车撰写《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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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1 16:32:57
   
去年年底,史悠信将一本
30余万字新著《轿车使用与维护》交出版社时,编辑看后赞不绝口,在书名上加上了“一本通”,认为这是近年来针对私家车使用与保养难得一见的实用“宝典”,不仅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易于操作,还剖析了汽车的神秘。
       年近九旬的史老先生将手稿复印件递给我看时,不是写在稿子上,而是书写在信纸上。清瘦细小的字,密密麻麻,工整的图示,清晰明了。手稿整洁,字句简练,表述干净,思路缜密,条文缕析,精准到位。
       这样的文本不说力透纸背,也是驾轻就熟,举重若轻。况且,如今用手写稿的人已经不多。即使有,不是老学究,也属有个性的写家。但史老告诉我,他不守旧,喜欢“新东西”。解释道,我不是不会敲字,而是怕伤眼睛。
       用布套罩着的台式计算机在证明史老用手工写作既是晚年生活的方式,也是他人生须臾不离的表达形态。从中也透露了他的智慧细节。
       谈起这本书,老先生说,这是应出版社之约撰写的第三本书。前两本书(《现代轿车电控系统原理与维修270问》、《现代汽车空调系统原理与维修136问》)出版后都成了汽修业的畅销书。相比之下,此次的“一本通”是为私家车用户写的,属于通识类的普及读物。出版社眼光独到,找到一位职教专家,又是国内最早涉及现代轿车维修研究者来撰写“使用与维护”的书,不就等于是为车主请来了一位经验丰富,医术高超的“私人医生”?
       提起著书立说,老人的话匣子打开了……
      
 
职教人生
 
       “我这辈子活得很开心,没有白活。”
老先生就像邻家老伯推心置腹地与你聊天,讲的是实话。我请他解释何为开心和白活?
“教书育人,多做实事。”
老人把自己的职教生涯归之于做实事,以技术为本,服务于社会,勤学苦练,授业于众,无论是为己还是对人,活得开心,没有白活。
这是老人的人生观。他把人的价值体现视为贡献,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老有所为。
采访史悠信,很自然地会想到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用花的念头培土”。他说,我这一辈子几乎都把精力放在了职业培训和教育上了。自称工人出身,不过是从正规技工学校毕业,车、钳、铣、刨、磨、焊等,样样都会,毕业后就与汽车打交道,先是造车,后是修车,再攻机械和发动机,但最终都与职业培训有关,从事教育长达30余年,最终又离不开汽车……
史悠信是我国最早的技校生(1941年)。他的理想就是“做一位名符其实的技术工人”。抗战期间,因对发动机某零部件进行改进受到激励,从此迷上了技术。在他的人生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在抗战期间组织同事帮助逃难车辆抢修,长达3个月,从中受到了磨练,检验了自己的技能;其次是参加滇缅公路修建(国外段),去缅甸密支那负责维修各种设备和车辆,从中学到了先进的汽修技术,提高了自己的业务能力。抗战胜利,21岁的史悠信已是一位技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当他回到上海时,家人是又惊又喜。惊的是几年没有音讯以为他已经不在人间,喜的是一家人重又团聚。
凭着手里的技术和见识,顺利地考入中美合资的“中国航空公司”(龙华机场)机械员,后觉得工作安逸,学不到东西,重又报考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上海机床厂前身)。不料,他想报考的钳工岗位已满,只剩汽修工,于是当场改报汽修工。厂长是个老外,吃惊地问,你怎么可以把工种转来转去?史悠信答,我都会。经考试,娴熟的技术和出色的理论基础令老外大跌眼镜。这在解放前是很少有这样全面的技术工人,尤其是修车被当做“外国铜匠”,很受尊敬的手艺人。想不到,史悠信入职之后就从事培训工作,后又被派往广西分公司专门负责对新招进的大学生进行职业培训指导。
对于这段往事,史悠信在他的回忆中说,除了对技术培训(进口设备和新技术)外,还要培训新招进的工科大学生不免有些担心,怕难以胜任。这在当时,“培训师”是由高学历和技术资历的人才能但任。但史悠信闯过了这一关,不仅胜任,而且为自己的职教生涯迈出了自信的第一步。
解放后,史悠信接受的第一个职教任务不是培训在职的工人,而是帮助即将退伍的解放军培训各种技术技能,以便复员后发挥一技之长。任务完成后被组织上调至上海柴油机厂。由于当时企业急需有技术素养的工人和管理干部,史悠信又被领导点名从检验科调入教育科,负责全厂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在职教育。从基础抓起,他不仅创建了技工学校,还创办了面向社会招生的上海机电专科分校(上海重点专科学校),还有业余大学(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学院,享有国家颁发的大专文凭,学制6年)、职工业余学校等。此外,还为联合国工发组织选派的技术人员培训内燃机专业人才等。 这一干就是36年,桃李满天下。
 
蓝领先生
上海工人为何素质高?
一位业界人士曾这样解释:这是源于上海对职教的重视,做得好,底子厚。
这是历史的事实。以上柴厂(上海柴油机厂)为例,它是上海著名的国企,拥有技术雄厚,高素质的职工队伍。深入了解,就会发现背后有职教(培训)在起作用(上海有厂办技校的传统)。如上柴技校过去都是历届初中生向往的学校之一。在上海人的眼里,这样的学校不仅能学到技术,而且能够找到好工作有保证。比如上海机电专科的毕业生,历来都不愁分配,上海大众和上海通用的技术工人有不少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再比如,技校老师水平也不差,都是术有专攻,在此领域有造诣的行家,有的还有著作和研究成果跻身学界。其中,史悠信就是代表之一。他以一己之力就编撰了《热处理基础》、《夹具设计》、《机械制造工艺学》、《金属切削原理》、《内燃机电工》、《内燃机基础》6本技术专著。
史悠信可谓蓝领先生。他把职教当做平民教育,并积累和形成了完整的职教(培训)体系,这是他的人生体验,也是经验总结。提出了“职教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办学思路。他曾在一所职校做职场报告时,以自己的经历对同学们说:“如果同学们在校练好内功,则今后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就业不会成多大问题,想为社会做点实事也很有可能。”
在上海人的印象中,上柴厂不仅是一流的国企大厂,而且享有一流员工素质的企业。其中职教水平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在采访中史悠信没有从更高层面去阐述职教的意义,但他用几十年来不遗余力的努力将职教(培训)构筑传授技术,培养技术工人的重要渠道的思路没有变,认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企业素质的提升。以技校形式的职教曾经是造就上海大批高素质工人的活水源头,至今仍是一朵方兴未艾的教育奇葩,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所不同的是,过去的厂办技校都走向了社会办的职业学校。
看了史悠信编写的员工培训教材和他对职教积累的经验和构想,就会改变“中国职教落后”之说,就会找到上海职教源头和历史并不比发达国家逊色在哪里。史悠信退休之后被机械部请去参与编写机械行业工人培训教材的领导组织工作。这项被称之为浩大工程的人才培训计划,规模之大、体系之全、内容之丰、水平之高,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培训技术工人的最新“国标”,教材多大达148本,涉及到所有的工种和应知应会,从初级工、中级工、到高级工,培训内容,一应俱全,代表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机械行业的职教水平。此外,由他负责,受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委托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内燃机专业人才(培训班),成功举办了13年(每年一期,共培训了66个国家,166人),享誉国际,受到好评。
       “我在交大上夜大时,常常是与教授交流教学内容。学习期间也就成了一种探讨。”史悠信回忆,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论上一点拨就能领会,触类旁通,教授们也从他的实践经验中在印证他们的教学。后来他的毕业证书放在上海市总工会的橱窗里展览了半年,以表彰他学以致用的成果。
     文革期间,史悠信也受到了冲击,下方劳动。他要求到最艰苦的铸造车间当一名清砂工。史悠信说,这对他来说并不觉得是惩罚,相反倒是为他提供了与生产一线接触的机会,重又找到了技术革新的乐趣,受到老师傅们的欢迎。在下放劳动的两年多期间,史悠信把精力放在了技术革新上,先后搞成了六七个技改项目。如“在高温铸件收集上设置手摇插销杠杆机构”和“制造结构简单拔丝机构”等,即解决了工人操作中的安全和不便,也降低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效率。
     “通过下放劳动既用脑又用力,把身体锻炼的比过去健壮,这是苦难中的一大收获。”史悠信说,身为上柴厂教育科长,技校校长的他还是不忘传道授业,一直在思考职教与普教的不同。他认为,企业不缺劳力,缺的是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技校培养的是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对于技校招生,他要求“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
       如果说,晏阳初提出的“农村无法发展中国是无法实现现代化”还有现实意义的话,那么,今天没有先进的职教体系同样也很难实现中国的先进制造业。从这样的角度看,史悠信在职教上做了一点实事,其实不简单。这不正是当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老骥伏枥
1994121日,上海市技师协会成立。时任上海市副市长蒋以任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要求:“各级政府和企业领导都要认识到技术工人也是人才,技师、高级技师是宝贵的人才。”当场挥毫题词:“搞好技师协会,为上海工人阶级争光!”
这是史悠信退休之后,继完成机械部交给的参与制定技术工人培训教学计划、大纲编审、组织领导教材编写之后,应上海市劳动局之邀参与筹建上海市技师协会所做的又一件实事。资料显示,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高级工才2万名左右,而技师仅有2000人。这样的青黄不接现状难以适应上海经济高速发展。因而,发现和培养技师的任务就落在了技师协会身上。史悠信也就成了大忙人。
时任副秘书长的史悠信重操旧业,办起了各种技术培训班,从中发现和扶持技术工人中的优秀人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汽修行业中“001号高级技师”陶巍就是由史悠信发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滩能修高档车的人不多,轿车属稀罕物。凭借与洋车打交道积累的维修经验,陶巍在修车届崭露头角,不仅把上海滩上几辆瘫痪的名车妙手回春,还把修不了的洋车起死回生,名噪一时,成为新闻人物。史悠信实地考察之后,以技术协会的名义推荐,由市劳动局组织专家对陶巍进行考评,再通过答辩、考核等。结果是:“修理轿车新科技知识面广,维修思路敏捷,有创新攻关能力,善于解决疑难杂症。”陶巍也就从“洋车郎中”转身为上海首位“修车高级技师”,为汽修业树立了榜样。
之后,史悠信抓住汽修高端人才匮乏的现状,与高校联手为社会办起了上海高级轿车维修技术培训中心,除了编写培训大纲,亲自上课外,还出任教务长,负责教学管理。从我对汽修业的长期观察中获知,史悠信可以说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早提出并开拓培养汽修高级人才的先驱,他不仅思路开阔,还敢于创新,大胆引进国外专业职教资源,培养了一批具有与国际接轨能力的汽修高级人才。还造就了一批汽修培训的师资队伍,着眼于行业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做了有效的铺垫与尝试。
 不做空头学问。这是史悠信的信条。他根据高档轿车维修难、技术新、要求高等特点,结合操作实践,亲自编写了《高级轿车电控喷射系统基础》、《轿车自动变速器与ABS原理和控制》、《轿车动力转向、悬架与空调》3本书。
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都属于轿车领域最新技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在当时高校汽车专业教课书中都找不到的教材竟出现在了上海高级汽修工培训教学中。这就引发了一位老教授的感慨,汽修工的培训内容比高校汽车专业还要新。理论的苍白再次衬托汽车专业的落后,教育滞后于应用的尴尬,即便是今天也没有改变多少。
 上海汽车齿轮厂闻之,邀请史悠信到厂里专门为技术人员开设人才登“高”短期培训班。这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相结合的培训对从事设计的专业人员大有裨益,受到好评。
2005年,史悠信从社会上第二次退休。事实上还是退而不休,只是改变了方式,把关注点转移到对轿车的使用和维护上。史悠信除了关注时事外,还他特地订了一份《上海汽车报》,便于了解汽车新动向。他告诉我,现在他把主要精力花在对现代轿车的研究上,从用户和维护的角度思考问题,并写成了一本本有益于私家车使用的读本,将车与人结合起来,把过去对职教(培训)事业的专注转向了对汽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上。
对于汽车的兴趣,屈指算来,几乎贯穿了史悠信的一生。他说:“现在我对新能源汽车发生兴趣,这将是发展趋势。”
汽车是集新技术于一身的现代之物。史悠信钟情于它并当做一种专长,认为“专长是不倒的倚托,能在社会上求生存与发展”。对他而言,专长又是广义的,是为社会做实事的本领。他认为自己的专长还不够“长”,想通过学习来弥补。把“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当做座右铭。
在漫漫人生路上,能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发挥自己一技之长能为社会服务,老先生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说:“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这使我想起先生的称谓,其实在多数场合只是一种礼貌。而当我称呼史悠信为先生时,却有了内容,想到他一辈子都在做“授人以渔”的事,还自谦是“技术工人”时,正如王小波所说,“人到无求品自高”,其人生也就有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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