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父亲刘守华诞辰一百周年。父亲生前很少对我们谈起往事——他的革命经历，也不喜欢别人宣传突出自己。他胸怀坦荡，正直无私，为人低调，二十年前猝然离开了我们。他平凡的一生，不平凡的经历，做的许多事情，我们做子女的尽管知之甚少，仅从一些前辈的回忆录及言谈中得知一二，但是他的音容笑貌、高尚品格始终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永志难忘。仅以此文表达我们对父亲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
舍家为国的共产党员
父亲刘守华1919年12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贫农家庭，主要以打渔为生。兄弟姐妹十二个孩子中，父亲排行最小，全家省吃俭用供父亲读了四年私塾，为父亲日后成长打下了文化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满怀革命激情向往着参加革命队伍奔赴抗战前线。1938年10月，父亲参加了由东山中学（董必武为名誉董事长）校长朱婴同志组织领导的“湖南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毅然离开家乡，一行15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湖北、河南、陕西三省，步行三千余里，历时近两个月，肩挑行李，携带油印机，日行七八十里，饱受饥饿冻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克服重重困难，于1938年12月下旬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按照“八办”的安排，父亲等七人被分配到延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从那时起，父亲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于1939年3月在青训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6月，党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艺、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晋察冀。同年7月，父亲到华北联大学习，离开陕北到晋察冀边区。父亲那时算盘打得好，人又年轻聪明，之后留校做会计工作。1942年12月调晋察冀中央局工作，先后任行政处会计、股长、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5年12月至1948年5月任晋察冀中央局行政处副处长，参与了迎接党中央、毛主席从延安到阜平县城南庄、平山县西柏坡的工作，负责途经部分县的组织和联络。为保证党中央、毛主席安全顺利转移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华北局，并委托华北局开办党校。5月华北局党校成立，父亲调任校务处副主任。9月华北局党校青年班独立，成立了中央团校，父亲任中央团校校务处主任，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央团校的筹建工作。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计委员会成立，父亲调任中财委行政处处长。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父亲始终服从组织安排，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叫干啥就干啥。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都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惧困难，一丝不苟地努力工作。
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经组织介绍父亲与母亲相识，在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史家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姚依林同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婚礼。1946年有了一个女孩（我们的姐姐），只可惜，在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父母随中央局撤退途中，将姐姐寄养在一户老乡家，此后失去联系。这是父母切肤之痛，从不愿对我们提起，只是深深地埋在心底。
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
父亲革命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与中国的汽车工业联系在一起的。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决定在长春建立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那时父亲在中财委工作，我家住在北京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巷一处四合院内。刚刚结束那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工作生活安定下来，1950年、1952年两个孩子相继出生，早年参加革命的岳父、岳母，妻弟、妹也先后来到北京，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在京城团聚，新的生活刚刚开始。当父亲得知一汽建厂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参加一汽建设。放弃了条件优越的国家机关和北京舒适的生活环境，谢绝了领导提职的挽留，怀着到基层去拼搏的满腔热情，毅然决然地奔赴一汽，投身到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的大潮中。从那时起，直到去世，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汽车行业，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了终生。
1953年10月，在一汽创业初期，父亲任一汽设备处处长，负责全厂进口设备的接收、保管，国内设备的催交等工作。1955年7月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底盘车间第一任主任。为实现一汽三年建成投产，他深入生产一线，同车间全体职工一起学习、消化国外技术，组织生产、调试，按期完成了底盘车间零部件的生产任务，为成功制造出我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创造了条件。
1959年7月，父亲任一汽副厂长，1960年初调回北京，任一机部六局（汽车局）第一副局长。当时是国家汽车工业发展高峰时期，汽车工业主管范围比较大，二汽建设开始筹备，洛阳拖拉机厂建设高峰以及国家几个重点轴承厂都在建设中。父亲参与“协调发展”、“组织合作”、“承上启下”，协助机械部如期完成了这些项目的建设的各项工作。1964年8月父亲重返一汽。同年10月授命组建以一汽为主，由东北三省十三家工厂组成的长春汽车分公司，任总经理，直到1981年10月。作为一汽第三任厂长，一干就是十七年，成为一汽任期最长的厂长，前后在一汽工作了25年。
1966年文革爆发，父亲同大多数革命干部一样受到冲击，遭批斗，靠边站。那些年也是一汽最困难的时期，同全国工业战线一样，生产组织系统遭破坏，处于半停产状态，汽车产量从1965年的3.4万辆下降到1967年1.5万辆。1968年4月父亲重新恢复工作，面对当时的困难局面，心中万分焦急。一方面要带领全厂数万职工努力恢复生产，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另一方面还要抵制极“左”路线的干扰。那时父亲压力很大，不常回家，有时说好回家吃晚饭，我们总是等了又等，饭菜热了又热，就是回到家中话语也很少，经常吃住在工厂，守在总调度室，哪里生产紧就去哪里。不论是铸造、锻造，还是底盘、发动机、车身，经常和工人们在一起连轴转。有时夜里只在办公室睡上一小觉，天亮了再接着工作。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即使是春节顶多也就在家呆个一天半天，只要有工人加班，他就在厂里。
父亲十分关心工人群众。据小弟弟回忆：一天夜里，弟弟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起身看见几个工人进了房间，工人们向父亲反映，他们刚下夜班，因为没有夜班车，回不了家。父亲一边耐心地安慰着他们，一边跟厂里要车。车来后，亲自送他们回家，并请他们第二天到厂里提出相应的意见，他们很感动。此事给弟弟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不能忘怀。父亲平易近人、时刻关心群众的高尚品格，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就这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住各种压力，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运转。1971年实现了由设计年产量3万辆到年产6万辆、产能翻一番的目标。
“十年内乱”期间，一汽承担了援建二汽的艰巨任务。父亲作为负责人，在一汽自身生产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全力支持二汽建设，先后从一汽输送了30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支援二汽，为二汽建设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确保了二汽顺利建成投产。同时，父亲亲自组织专门力量用较短的时间形成红旗牌CA771型两排座轿车的批量，完成了红旗三种车型的改进——红旗牌CA773型三排座轿车、红旗牌CA770J型敞篷检阅车、红旗牌CA770JH型救护车，填补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空白。
“十年内乱”是一汽最困难的时期，父亲说，这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艰难的十年。授命于危难之时，创业难，守业亦难，在是非颠倒、激烈动荡的年代，守业更是难上加难。作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创业者，父亲只能不顾个人安危，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奋力拼搏，才能不辱使命，带领全厂职工坚守岗位，最大限度地减少文革造成的影响，守住一汽这份家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旗帜鲜明地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作为汽车工业管理领域的领导者，意识到要想提高汽车工业的制造水平，改变一汽二十多年不变的旧的管理模式，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制造技术和管理经验。
1978年5月，经中央批准，他带领第一个中国汽车工业实习团赴日本实地考察学习。历时半年，走遍了日本主要汽车制造公司。回国后结合一汽实际，将丰田生产体系（看板管理、精益生产方式）用于本厂生产管理实践。同时积极开展与德国、日本等企业合资合作，引进技术，将一汽的企业管理推向现代化管理的新台阶，在全国汽车行业内推广，开启了中国汽车企业学习丰田TPS生产方式的序幕。
1981年10月父亲调回北京，先后任一机部汽车总局分党组书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副董事长，于1982年参加了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985年9月离休。离休后，他仍心系汽车工业。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主任，时刻关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他不顾年事已高，腿部疼痛，行动不便，拄着拐棍和其他咨询委员一道，从新疆到海南，走遍全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厂和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咨询指导。他考察了美国、德国、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向中央提出发展汽车工业建设性意见。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一心想的还是汽车工业的发展，谋划着出院后的工作计划。胆囊手术清醒后，他高兴地说：“我还能再活20年，还要争取为汽车工业多做点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用颤抖着的手为《建国50周年中国汽车工业成就汇编》写下了“为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努力奋斗”的题词，表达了一个老汽车工业的创业者为中国汽车工业奋斗终生的心愿。
一个严于律己不徇私情的人
父亲一生正直坦荡，光明磊落，公私分明，以身作则，清正廉洁，不徇私情。1965年在全国学大庆的日子里，父亲带领厂领导班子成员，学习大庆人先生产后生活的“干打垒”精神，带头从有暖气、煤气、卫生间、木地板的楼房自费雇用马车搬到了由养鸡舍改建的平房，脱煤坯生煤火做饭，到公共自来水管担水吃，冬天用煤烧土炕、火墙取暖。1965年一汽被评为“大庆式企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汽车是稀缺紧俏产品，私下曾流传一辆汽车可以换三个进北京指标的说法。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给了企业极少量汽车自销权之时，作为一汽的厂长，父亲自然成为想得到计划外汽车的众人紧盯的目标，许多人想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他这一关节。1978年大伯父的女儿在老家湖南的一家工厂当临时工，厂领导听说她叔叔在一汽当厂长，托她给工厂买辆汽车，并承诺只要买了汽车就可以给他转成正式职工。侄女到长春找到父亲，父亲严肃地说：“汽车是国家的，不是咱们私人的，这个忙不能帮。”事情没办成，结果，侄女被工厂辞退回家，至今仍是农民。父亲的堂弟曾看着厂门口一排排的汽车叹道：“这么多的汽车就不能给我们一辆？”女儿在石家庄地区某工厂当技术员，领导想借助她的关系买辆汽车，亲自去长春找父亲，还是无果而归。结果女儿被分派去筛煤，制煤球。父亲秉公办事，就是对亲人也不徇私情。但在家乡遭受灾情时，他毫不犹豫地汇款给予帮助。
一次父亲在北京出差，时逢周日，部里某领导及一些老同志来驻地看望。父亲请吃过晚餐后对随行的厂里同志说：“我和他们是老朋友，又是休息时间，不得用公款请客，这顿饭我个人花钱，不得报销。”随后交了50元钱，那是他当时工资的四分之一。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公私分明、不徇私情的人。
1990年12月13日，父亲七十周岁时，在日记中写道:“最近一时期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自身经历要否用流水账的方式写出来，让孩子们对自己的过去有所了解……如果能系统地把自己的经历整理出来，特别是走过的坎坷不平的路能说清楚，虽没有什么价值，还是有点意义的。决心从1991年元月开始用日记的写法一段一段写下来。”父亲是想把自己一生的工作学习体会留给我们，这无疑会是笔宝贵的财富。可惜因工作忙，始终未能如愿，成为最大的遗憾。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新中国的建设，虽然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对党无限忠诚，对工作满腔热情，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追求名利地位，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史上也许只留下一个创业者的名字，但是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那个朴实、善良、坚毅果敢、廉洁奉公、勇于担当、负责任的可亲可敬的好父亲。父亲是我们的好榜样，他留给我们的高尚品质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家风将世代相传。
（文 / 刘守华全体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