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斌是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既没有依偎在父亲的怀中，又没有接受过甜蜜的亲吻；既没有因他身居高位，而使我得到工资方面的优惠，更没有在地位上受到关照。可我却深深地感到了父亲的爱。他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他的爱永远深深地留在我的心灵深处。
（一）
我和二弟生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那时，认识父母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一对叫宝宝、贝贝的双胞胎儿子。由于我们是不足月生的，体质较弱，因此组织上每天给父亲的两个营养鸡蛋就成了我们的食品。一岁那年，我得了副伤寒，因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眼看我病得不行了，父亲向从敌占区去延安的干部要了点大人吃的药，把每片药切成四小块，研成粉后喂我吃，这才救活了我。
两岁那年，日本鬼子投降了。父母为了接收东北，扔下我们带着队伍北上了。第二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组织上委托一位要北上的女干部，带我们到东北找父母。3岁的我们经过5000多里的长途跋涉，绕道内蒙，最后到了长春。父亲一听说接待站来了一对找父母的双胞胎，便跑到接待站，隔着窗户看见了正在睡觉的我和弟弟。为了不打扰我们，他站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抱我们去找妈妈。当时，妈妈正在一个会场上讲话。在她要结束发言时，爸爸把我和弟弟抱起来让妈妈看。妈妈见到分别一年多的孩子，最后的几句话没讲出来，流着眼泪走下了台。此后只要爸爸深夜开会晚回，早上我们起床后见爸爸仍在睡觉，就爬到床上“骑大马”。我们使劲地用小屁股爸爸的胸部、腹部和腿部，并哈哈大笑。爸爸一会说受不了啦，一会也跟我们一起笑，我们用这种天真而无知的方式，打扰父亲休息，但父亲从来未厌烦我们，而是和我们一样高兴，可见对我们是多么疼爱啊！
（二）
1953年，我们全家都搬到长春。那时一汽刚开始建设，父亲为了掌握汽车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在家中的办公桌上，摆放了很多专业书籍，略有空闲，就翻看这些书。我放学回来，有时也去翻他的书看里面的画，慢慢地产生了兴趣，并认识了吉斯150、嘎斯51、吉姆、雪佛兰、道奇等汽车；知道了通用、福特、斯大林、莫洛托夫等汽车制造企业和车床、铣床、磨床、压床等金属加工机床名称，使我懂了很多小孩懂得不多的常识。父亲看到被翻乱的书籍，先是用锁门的方法阻止我翻乱，但一有机会我又钻进去看书中的画。后来爸爸引导我们学习，每月给我和弟弟两元钱买少儿科技读物。从那时起，每当我们抱起课外书，就在科技世界中漫游。我们兄弟对科学技术的浓厚兴趣，是与爸爸的引导和熏陶分不开的。
父亲经常在星期日到建设工地上去了解情况。有一次我出于好奇心，去当他的“小尾巴”，跟着他到建设工地上转，见到人就没完没了地问这问那。由于对父亲存有敬畏心理，我只敢在汽车行驶时向他发问。那样转了半天，我在小朋友中足足吹了一周的牛。这真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为了满足我的要求，父亲偶尔在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告诉我：“又要去现场。”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地高呼：“爸爸万岁！”在一汽建设时期，父亲很少在家过星期天，绝大多数时间，是我们晚上睡觉了，他还没有回来，因此星期天到建设现场去当“小尾巴”，成了我们之间培养感情的宝贵时间。
父亲在调离一汽的前夕，为了满足我爱看工厂的癖好，连续几天都把我带进一汽，让我尽情地去看，因而绝大部分车间我都看过两三遍，对汽车是怎样从原材料经加工，装配变成产品，我总算看明白了。这是父亲有意给我创造的学习机会，这对我后来也进入汽车工业企业起了巨大的作用。
记得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父亲告诉我，明天让我去参加建设一汽工人俱乐部的义务劳动，还讲了列宁参加星期天义务劳动的故事。看到父亲的高兴劲，我像连珠炮似的开始发问“为什么要搞义务劳动？”“义务劳动为什么能培养共产主义思想？”“为什么劳动不全搞成义务劳动？”等一连串问题。这天是我在少年时代从父亲嘴里得到最大量知识的一次谈话。
最后父亲说：“以后有问题，你自己先想一想答案，实在想不出来，或想出来的答案心中没有把握时再去问别人，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这话他后来又说了多遍，或反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使我慢慢地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第二天早上，我跟着父亲去参加义务劳动。那是个挖地基的活，干了一会，有人找父亲汇报工作。他刚要走，我也扔了铁锹跟着他。父亲带着命令的口气说：“你是来参加义务劳动的，好好干活，我一会就会回来。”我只好又挖起土来，边干边看着父亲在那里。我还发现父亲不时地看我一眼。后来爸爸回来了，我紧挨着他一起干，父亲还说要和我开展劳动竞赛，因此我干得极卖力。
到中午劳动结束时，我这个不到12岁的小孩骨头架子都快累散了。回到家奶奶问父亲我的表现怎么样？父亲乐呵呵地说：“还不错，像个小工人的样子。”对于这个表扬，我真高兴极了。俱乐部建成之后，在门厅东边有一张父亲参加义务劳动的照片，我也在这张照片之中。这也是我第一张劳动照片，使我真正感到了劳动光荣。在离开长春前夕，最后一次在一汽工人俱乐部看电影，我还专门又去看过那张照片。
由于父亲这一生太忙、太忙，分身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和教育我们时间极少，但他用自己的行动造就了我们兄弟们共有的刻苦钻研精神、较强的事业心和能吃苦的作风。在这方面我们体会到了最深厚的父爱。
（三）
父亲是个党性很强的人，能自觉地抵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他在二汽工作了14年多，很长时间是“一把手”，母亲还是政治部主任，而他们的5个儿子和5个儿媳中，先后有7个人在二汽工作过，但这14年中没有一个人在二汽入党，没有一个人被推荐上大学，不但没有一个提干，反而由父亲决定，把我从产品处下放到发动机厂当工序工。后来我们谈到此事，父亲说：“现在一些干部为自己子女搞特殊化，影响极坏。有人不实事求是用这类事臭我，但我问心无愧，谣言不攻自破。干部子弟若有人关照，很容易飞黄腾达，但高职低能并败坏党风，已经引起群众严重不满。然而，如果他们受不到关照，进步就要比别人难多了。就是你表现好、能力强，重用你也有抬轿子拍马屁之嫌。我多希望你们兄弟个个有出息，但你听到过小鸟的故事吗？每当小鸟羽翼丰满时，老鸟就把它们都统统赶走，让它们自己去生活。我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带头端正党风，二是为了我们共同从事的汽车事业不受损失，严格要求你们，使你们更加努力地去闯，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希望你们能理解。”在这方面我们都比较理解了父亲。现在这7个人中，靠自己奋斗已有5个是共产党员，全部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还有两个弟弟有了硕士学位。
父亲并不是不关心我，1976年初，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他给我设计，并要求我闯出一条崭新的人生道路——做一个有知识的工人。父亲说：“今后二汽还要更多的装备先进设备和自动机床，需要大量有知识的生产工人去调试和生产。要实现四化，生产工人也必须知识化。日本的经验是：文化水平高的工人，劳动生产率高，机床故障少，产品质量好。你就是我种的试验田，二汽有那么多攻关项目，技术革新的内容也很丰富，你下去只要不怕吃苦，就会大有作为。今后我还要动员更多的人上生产第一线，争取每条大型自动线，都能配上一名值班工程师。”
我听了以后很受鼓舞，按照他指的路拼命地奔，获得过不少荣誉和奖励。1979年1月，父亲调到北京时，在履历表我的职务栏中填写“工人”，并把我的奖状挂在他的卧室中，表明他为我设计的人生道路和对我的奋斗是多么自豪。他把爱子之心渗透到爱党的事业上，把二者融合起来。
（四）
自从父亲调到北京以后，我们相见的机会已经很少了，而且父亲的爱慢慢转移到一种特殊的谈话上。这种谈话共进行过很多次，因此我出差前总要先了解到父亲确实在北京时才出发。
这种谈话一般在晚饭后，首先父亲把我叫到楼上，让我讲企业内或社会上存在的不正常的问题及我的看法。他听得十分认真，有时还用铅笔在纸上写几个字，然后他发表意见，还向我传授工作方法、经验和教训，还谈到中国汽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对未来的预测，也讲了很多问题内幕、详情和背景，以及一些社会现象的本质等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这使我感到，父亲是我得益最多的老师。
我跟父亲谈话，不光是简单地相互交流，在观点不同时，还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当我讲的有错误时，父亲总是在谈话进行了3小时左右时，才对我进行批评。有时我虽然觉得他讲的有理，但仍很委屈地说：“以后我也报喜不报忧，省得你批评我。”这时父亲什么也不说了，带着胜利的微笑，看着我走出房间去睡觉。我知道这既是父亲在了解情况，也是在给我传授知识，所以第二天我们又交谈起来。我在北京时，他晚上有外事活动或来了客人，我就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烦躁感。我们最长的一次谈话是1986年9月，连续长谈了两天3个晚上，我深深地感到，父亲恨不得一下子把他的知识能全倒给我。
1987年5月，父亲到二汽参加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讨论会，每天下午开会前和没有客人来访时，我都在父亲房间中，听到他对一些问题独到的见解。那次父亲临走时对我说：“一汽、二汽都让我牵头撰写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我也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但我实在太忙，你是搞技术经济研究工作的，如果我完不成这个工作，那些资料??”我打断了他的话说：“你身体这么好，完成这项工作没问题。”
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最后的诀别。他一生废寝忘食地为事业奋斗，给我的爱表面上看是那么少，以致使我十分羡慕一些人的子女，他们能够受到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我又感到十分的自豪，因为我所得到的父爱又与众不同。每当想起他的一切教诲时，我感到父亲的爱是那么多；但想到我们难得见面时，又感到这种爱是多么远，而在父亲逝世很久以后，我还觉得他好像还在我的身边。
（饶达，饶斌长子，长期在汽车行业工作，现任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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