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一汽总设计师、副总工程师刘经传老人从家中楼梯上缓缓踱下来，满头的白发，戴着助听器。他的太太，当年一汽电器科的科长，现在已经中风，腿脚不便，躺在床上休息。老夫妇二人可谓是鞠躬尽瘁，将一生的心血都献给了汽车事业。
不过，78岁的刘经传依然十分健谈，言语中略带吴侬软语的家乡口音。回忆起往事，滔滔不绝，很快地沉浸在数十年的人生画卷中，仿佛夕日情景历历在目。
汽车生涯
祖籍在江苏扬州的刘经传，1930年在上海出生长大，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3年后，国家发展工业需要大量人才。此时还是大学生的刘经传被抽调出来，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国汽车工业筹备组工作，开启了自己的汽车人生之路。
当时，刘经传等一批大学人才被作为未来的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培养，为将来成立一汽做准备。他所在的班有80多个人，其中60多人被抽调到筹备组，还有的人被分配去研究火车等等。
没过多久，筹备组就把这些大学生分别派到北京、上海、天津等比较大的工厂里去实践学习。刘经传先后到过天津汽车修配三厂(后来的天津拖拉机厂)和上海闵行的通用机械厂。
从上海回来后，刘经传到了隶属于筹备组的北京南池子工业试验室，这个普通的房子里聚集了全国知名的机械业的专家学者，在这里，他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众多专家一起讨论，学习到了更多汽车专业知识。
不久之后，这些实习生接到了第一个任务——测绘苏联嘎斯69。大家把车拆散后，画每个零件的图纸。几个月后，筹备组又提供了一辆吉斯150和一辆中吉普，这两辆车都被实习生们拆散了，进行绘图工作。
“筹备组派了两个比我们高两届的学生，做我们的导师，他们对汽车有些了解。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问，有时候他们也不给答案，让我们自己琢磨。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等我们想深想透想明白后，留下的印象深极了。”50多年前的事情，刘经传老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记忆犹新。“当我们重新把零部件安装起来时，车还能开。两位老师就教我们开卡车，学的地方在老天安门广场，正对着紫禁城的地方，当时只有大红墙，人民大会堂还没建。”就这样，刘经传作为中国第一批汽车工业的实习生，顺利结束了大学历程，后被分配到苏联学习一年，之后回到了一汽，开始正式参加工作，被分配到设计处。
那时的一汽正在建设中，没有宿舍，没有办公室。刘经传等人都住在日本人走后留下来的一些小平房里。据他回忆，那时条件真是艰苦。房子虽然是砖房，但没有地板，土地很潮湿，箱子放在地上都会发霉，晚上根本睡不好觉，容易得病。设计处的工作十分紧张，晚上累了，大家就把办公室桌子一拼就躺下。那时的绿园晚上不敢一个人走，远远地能听到狼叫。当时，一汽内部都是从全国过来支援的老干部，他们对汽车制造并不是很懂。所以，刘经传等人的到来备受欢迎。于是，刘经传一边给大家讲苏联的组织结构、组织分工、工作程序以及管理工作等课程，一边翻译带回来的组织设计文件。
1955年苏联专家过来援建。设计处来了一位专家，叫费思达，是卡车总设计师。一汽对苏联专家非常尊重，他们的话就像圣旨一样，还派专人负责每个专家的工作。刘经传则被指定为费思达的工作人员，相当于现在的助手。
这时设计处搬到了新的办公点——老皇宫，即溥仪曾经的行宫。这个地方更偏僻，老皇宫里有个小四方带天井的地方，就成为设计处的办公室。为保卫很多当时被视为绝密的设计图纸，大家夜里分批出来巡逻。
“苏联专家专门有间办公室，最初我们不知道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在溥仪登基的地方。睡觉前分配房间我们抽签，我抽到的是婉容寝室里的小套间，约五六平方米。”刘经传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没有人在意，大家一心只想搞好汽车设计工作，生活上的事情从来不去想。
试制“东风”
50年前的5月12日上午，经历了重重坎坷后，第一辆“东风”轿车终于装配完毕，车上的发动机一次发动成功，大家都兴奋不已。不过，变速箱的操纵机构由于连接太多，容易“乱挡”，因为对操纵机构及故障比较熟悉，所以在汽车起步时，要刘经传在车上“保驾”，于是，他便有幸成为这辆车的第一个乘客。时任一汽设计处底盘设计科科长的刘经传在1958年主要负责“东风”轿车底盘设计工作，是后来的一汽轿车厂副厂长。同时，他也成为“红旗”轿车底盘设计生产者之一。
回忆起当年试制“东风”和“红旗”轿车的情景，刘老告诉记者，一汽生产轿车简直可以用艰难困阻重重来形容，但那时一汽的员工们充满了激情，这足以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红旗轿车是在战斗热情中降生的。
在一汽建成后，一汽人具备了制造卡车的能力。但是大家并没有以此为满足，1957年年初，一机部黄敬部长到一汽来视察，提出了一汽能否做轿车的想法。设计处的领导和几个专家提出，要做轿车的话，还有三个困难，一是没样车，二是没技术人才，三是生产面积不够。
黄敬部长听后，告诉一汽员工，样车不是问题，但是技术人才都集中在一汽了，要自己解决，场地不够的话，就加盖厂房。就这样，三个原本不足的条件在1957年8月陆续迎刃而解。样车找到了六七台，包括周总理等国家领导的用车。于是，一汽人就这样做起了轿车。当时，轿车厂里确定了一个方针，就是仿造为主，自主设计。
当时的孟少农副总工程师具体领导设计部门开展轿车的设计工作，他首先确定了产品设计方案，发动机和底盘仿造“奔驰-190”，车身结构仿造“西姆卡”，汽车外形和内饰则在“西姆卡”的基础上做些改变。
“记得正在患病住院的孟总曾亲自为汽车外形绘制‘构想图’。最后从几个方案中选定了至今仍保存着的第一辆‘东风’的外型方案，车头上的标志是一个象征中华民族的龙。” 刘经传老人回忆，“东风”的外型设计参考了孟少农所构想的很多元素。在试制“东风”轿车时期，设计人员都以能参与我国第一辆轿车的设计而感到自豪，工作热情十分高昂。大家主动加班加点，工程大楼三楼的设计室连续几个月到深夜里仍是一片灯火辉煌。
在这样高涨的生产热情和快节奏中，图纸很快陆续出全了，于是全厂开始试制各个零部件。其中主要是两个车间，现在叫做分厂，一个是工具车间，另外一个是机电车间。
1958年，全国出现了“跃进”的形势。一汽也提出“三结合”的做法，要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出车，这更加速了试制工作进程，大家开始夜以继日地加班工作。
“零件加工采用了接力赛的方式，口号是‘零件不落地’，我带领底盘设计人员将铺盖搬进工厂，在机电车间生活间二楼办公室打地铺，吃在工厂，睡在工厂，和工人一起不分昼夜地干活。”
刘经传等人在车间里既做设计人员的工作，又帮助工艺员、调度员、检查员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时还拿起工具干一些简单的钻眼、攻丝、倒角、打毛刺等工序，或修改一些不好用的或不合格的零件。
“车间内永远是热火朝天的，异常繁忙。做完一个零件，就加上一个标签，放在一张木板钉成的长桌上，设计科按明细表查点，缺哪一个零件，就去催哪一个零件。哪一个总成的零件齐全了就装哪一个总成。”
4月末，没有等全部零件和总成到齐，就开始汽车总装。装配中，有时缺一些垫片、支架等简单的小零件，不等加工车间制造，刘经传等人就自己动手做。终于，在5月12日上午，第一辆“东风”装配完毕。当汽车缓慢驶出试制车间大门时，道路两旁已经站满了人群，欢呼和鼓掌持续了很久，我国第一辆轿车终于诞生了。刘经传等人将“东风”轿车从二号门开进，在厂里绕了一圈，把车开回试制车间，算是完成了它的处女航。
“红旗”诞生的背后
在刘经传和设计处的人们都沉浸在试制“东风”成功的喜悦中时，当时的厂长饶斌立即又布置设计部门测绘从德国买来的万能农用车试制“乌尼莫格”。
当大家紧张地赶出万能农用车试制图的时候，这时，有人传来消息说北京汽车厂要试制高级轿车了。
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议论，有性子急的同志更是提出：既然“第一”汽车厂试制了“第一”辆轿车，那么“第一”辆高级轿车也应该出自“第一”汽车厂，决不能把这个“第一”让给别人。
6月25日，当时的厂团委书记王道义提出了“能否在国庆节前试制出高级轿车”的问题。当晚，设计处陈全书记组织大家讨论此事，没想到，一下子把大家早就憋住的一腔热火点燃了，会场就像开了锅一样，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讨论会议顿时成了表决心立军令状的会议。大家一致要把试制出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的“第一”抢到手，目标就是“向国庆节献礼”。
“车身设计科提出9月初试制出车身，底盘设计科便提出7月末出底盘图，以便按时试制出底盘总成，保证装车。各科室都纷纷表态，绝对能够完成任务，那个会议的气氛，可真叫群情激昂。”刘经传老人在讲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当年会议场景中，情不自禁地一会儿举手，一会儿站起身来挥舞着双臂，兴奋的程度不亚于当年。
试制的参考样车在哪里？有人提议，吉林工大有一辆“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可以去借。于是，第二天上午，陈全带队去吉林工大把车借到手，开进了试制车间，即由生产解放卡车相应总成的车间试制有关总成。车一借到手，便被迫不及待的工人们大卸八块。各个科室来人领走了相关部件。
为了抢时间，在试制的程序上，打破先出图、再按图制造的做法，而是采用了边出图、边打造的做法。即设计人员只出草图，图上只需注明控制尺寸，车间按样车实物，用“照猫画虎”的方法加工零件，至于材料、热处理、公差、配合等技术条件，则由有关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商定。
这样一来，制造零件的周期大大缩短，于是厂领导又决定把向国庆节“十一”献礼的目标提前到向建军节“八一”献礼。也就是说，只用一个月，就要从头到尾试制出一辆高级轿车。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试制战斗在一汽打响了，大家不分昼夜、不分你我，顾不上吃饭、睡觉，拼命地争分夺秒，抢制零件。
7月31日，轿车的各个总成，包括当时被看作高难度的V8发动机总成和带有民族特色的车体等，均已试制出来，并陆续装车。万事俱备，只缺变速器了。这时，早已完成的机械变速器一直等待在车旁，如果液力变速器万一不行的话，就用这台机械变速器作为“替补队员”装车，就在这最后关头，总成试验室传出了“液力变速器试验完了，可以装车”的喜讯。
就这样，我国第一台液力变速器终于装上了“红旗”车，屈指算来，从解体样机到这时候，仅仅26天！
8月2日下午，在共青团花园召开了全厂庆祝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诞生的大会。万余职工云集会场，主席台前搭了一个小台，铺上了大红地毯，这是专为“红旗”准备的展台。
吴德等省市党政军领导都到了，会场上群众情绪异常高昂，歌声此起彼伏，一直没有停歇。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大家都在等待“红旗”的到来，可是等了好久却不见“红旗”的影子。
“我当时坐在第一排，正准备发表感言，突然听到喇叭中传呼我，说有急事，要我速去试制车间。这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是液力变速器出了毛病？我赶到试制车间一看，液力变速器并没有坏，而是发动机起动马达的齿轮太脆，在起动的时候被打碎了，因此无法起动发动机。”刘经传告诉记者，本来是下午红旗出场的，结果拖到了晚上，其中缘由鲜为人知。当时，惟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换起动马达的齿轮。于是，刘经传急忙到电气实验室寻找齿轮。所幸，在负责起动马达的人员抽屉里翻出了仅剩的一个齿轮。
据推测，这只齿轮也是很脆的，可能在起动时也会被打碎，现在只能寄希望于它能够安全打着火两次，即现在起动和开会结束后再起动一次。如果失败，只能够宣布今天红旗车无法诞生了，那可就丢人丢到家了。
换好了齿轮，刘经传再三叮嘱司机杨陆一师傅，千万小心，只许用点火钥匙一次起动成功，起动后不得熄火。打火成功了，汽车顺利地开向会场。
这时，天已经黑了，强烈的照明灯射向初生的“红旗”，会场瞬间沸腾了，欢呼之声响彻共青团花园。庆祝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先是领导讲话，然后是一些参与试制工作的代表发言。
“我荣幸地被指定为技术人员代表上台发言，歌颂了‘三结合’的做法和向工人、领导以及其他人员学习的体会。大会结束了，令人担心的齿轮总算争气，保证了汽车再次发动成功，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刘经传老人下意识地擦了擦额头，即使是回忆那段历史，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渗出了汗。
就这样，“红旗”在众多的职工拥簇下，慢慢驶离，回到了试制车间。
第一辆“红旗”的出世，不是任务的结束，而是不断完善产品和进行批量试制的更加繁重任务的开始。从此，设计处在全厂的共同努力下，开展了大量的质量攻关工作。
1959年首批“红旗”和“红旗”检阅车顺利通过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检阅仪式。1962年“红旗”通过了国家鉴定，后来还增添了三排座车和保险车等“红旗”系列产品。“红旗”终于正式成为代表国家的迎宾用车和国家领导人用车而享誉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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