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翻阅过本书译者刘北成先生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从一个侧面认识了本雅明晦涩、艰深的认知体系。《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则是首度正面遭遇本雅明，发现他是一位不确定的、多元的、甚至有些神经质的学者。“不确定”是因为他诗人般的才情和跳跃的文字，“多元”是因为他那本属于文艺复兴时代学者式的广博。
在德国，本雅明生活得并不愉快。申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资格的论文遭到否决，父亲去世，与妻子关系日益疏远，个人收入捉襟见肘。1926年，离开了冰冷的祖国，巴黎却以一种如梦似幻般的姿态接纳了他。这里可供穷人消磨一整天的咖啡馆到处皆是，最为重要的是直到20年代巴黎还有那些可供游荡者整日闲逛的拱廊。此时的巴黎沉浸在一战后的迷茫与希望共存的氛围中，这与本书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时代背景颇为相似。
对于生活在30年代的本雅明来说“拱廊”不仅是巴黎的城市标志，还是19世纪整个欧洲“物化”的象征。这种社会的“物化”与人的“异化”构成本雅明的西方马克思哲学的主要部分，成为其动荡的后半生里一个稳定的研究与思考核心。
在本雅明看来，“拱廊就是一座城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世界”，“拱廊是街道与室内的交接处”，在拱廊中既充满了城市中异化的人群，又为仅存的艺术提供了生存空间，拱廊是人与物交汇的典型空间。出于这种意义，我们就无须奇怪本雅明为何要为巴黎的拱廊写这样一曲挽歌了。
本雅明按照自己的逻辑解释了拱廊的社会意义：拱廊的修建体现了人类技术的进步，钢架的出现使拱廊得以在街道和室内之间出现，而这种技术的进步由于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合进社会，反而成为了“剥削”的工具；另一方面，拱廊作为现代的购物中心的前身，产生了“时尚”这个概念，而它实际上“规定了商品拜物教的膜拜仪式”，把生命体与无生命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将整个社会置于“时尚”编制的“幻境”当中。
本雅明一方面直接面对拱廊、世界博览会、居室、通衢大道等等诸多活生生存在于巴黎这个大都市中的“新奇”现象进行理解和批判；另一方面，本雅明发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巴黎，无法通过一种严格的意识运动把握，而是指向一场完整的、被经验到的巨大幻境。这场幻境以巴黎公社的领袖布朗基在牢房里写下的一段对宇宙幻境的沉思，作为全部“拱廊研究计划”思考的结论——“进步最终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幻境”。为了逃避这种令人沮丧和充满压力的幻境，少数人意识到，他们无法在原地停留，必须去寻找“真实”，来充当避难所。
波德莱尔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员，按照波氏的说法，这个避难所就是“永恒存在于都市的、永远拥挤和流动、如面纱又如迷宫一般的人群”。但这面纱背后的迷宫中心端坐着吃人怪兽，因此并不能跟随任何一道人流，他只是作为一个现代英雄隐没其中，从而得以写作诗篇，但目的并不在于唤醒大众，而在于标榜自己能够“真实”地生活。
本雅明对巴黎拱廊和巴黎社会以及那个时代的研究，已经融入了一个社会学家的视角；而他对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的评论又使他成为批评家。思辩分析和前瞻式预言，彰显了其哲学家风范。
所以，我们得以通过《巴黎：19世纪的首都》看到一个隐没在各种思想潮流之间的本雅明，一个无法归类的思想闲逛者。如同水在水中，波德莱尔在人群中，而本雅明在思想中，在巴黎这个无时无刻不处于幻境的城市，这点真实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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