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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前时代与中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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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20-07-17 15:46:54

 

无论疫情,还是可能到来的危机,都打击了国际分工体系和附加在上面的供应链。疫情和资本都有同样的嗅觉,能识别低风险地区。中国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就是最大的抗风险能力。

 

文/《汽车人》黄耀鹏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会踏入同一段历史。

 

不过,我们还是嗅到了一些类似2008年山雨欲来的气息。虽然中国的疫情已经接近被控制住,但全球疫情最坏的预测,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是迄今为止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受到影响最大的事件,超过2008年。其对财富和生产链条的摧毁能力,直追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灾难。

 

 

全球化固然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价值链条愈长、环节愈多,面对风险就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汽车供应链全球化、整车产能部署的全球化大行其道,在自然灾难引发的“次生灾难”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金融危机到来?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或者即将身处全球性金融危机?

 

疫情和石油崩盘给了美股双重暴击,3月18日,美股本月第4次、史上第5次熔断。24个交易日,道指掉了1万点,下跌速度超过1929年大萧条时期。

 

而鲍威尔领导的美联储应对显得仓皇,连3月17日预定的议息会议也不用开了,直接宣布利率降至0-0.25%,扣连发至弹夹打空。在股市最需要信心的时候,美联储释放流动性的努力,更像是“我已尽力别怪我”的洗脱。

 

 

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今天在疫情的阴影下,历史即将重演了吗?

 

至少到现在,还不能叫“金融危机”。瘟疫、股市连续熔断、大宗商品期货暴跌,只是金融危机的表象,不是原因。金融危机最重要的特征,是流动性枯竭,引发挤兑,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2008年那一次,因为次级贷的高杠杆断裂,致使金融衰退,则是典型的金融危机。

 

目前,没有大型金融机构垮台。这次美联储货币政策失灵,不是因为市场向央行“要水”,而是因为疫情在美国的发展超乎预期。美联储释放流动性救市,是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根本不对路。疫情严重,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对市场没有信心,交易减少,缺少对手盘,以至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央行再怎么放水,水也不可能流向缺乏交易的市场。

 

关键是抗疫,而非放水。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国土安全部、CDC和各州政府,能做的比美联储多。

 

 

不过,短期国债利率跌到这份儿上,企业债利率被进一步挤压。企业债爆发,也能引发金融危机。而黄金、比特币都在跌,证明投资者正在换现金,避免强制平仓。英镑、人民币、欧元兑美元都跌了。美元稀缺可以理解为流动性正在衰落,但尚未枯竭。到这个地步,美联储放水,不无帮助,但杯水车薪。

 

也许美国正走在通往金融危机的路上,但尚未抵达终点。它取决于疫情的拐点时刻能否尽快到来。

 

2008年金融危机,下跌最大的是不动产,然后才轮到石油等大宗商品。这一次,石油抢戏,恰逢美国页岩油生产商正处于5年期债券陆续到期的脆弱时刻,但这不足以踢爆美国金融机构,因为高杠杆才能发挥毁灭性的威力。页岩油生产商何德何能,当年“两房”的杠杆率不是谁都能强上的。

 

所以,应有所准备,但不必张皇乱了阵脚。

 

以生产对抗危机

 

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的割裂。美国发钱买东西,中国发钱维持生产。如果美国不再买,中国一方面必须释放流动性(目前货币政策已经放松),另一方面必须找到新的消费对象。

 

 

中国目前找到的,可能有两个,一个叫“内生性消费需求”,另一个叫“区域内投贸”。

 

前者很容易理解,就是转向国内消费。这不是新东西,多年来我们一直试图做大国内市场。

 

后者则范围一直不明确。有时指拟议中的中日韩FTA,有时指RCEP,有时则指范围更大的“一带一路”。总之,是大陆贸易体系及其延伸。在战略层面,大陆贸易体系完整后,北美将沦为贸易岛屿。这是美国反对亚投行、“一带一路”等中国提供的系列公共产品原因。

 

无论疫情,还是可能到来的危机,都打击了国际分工体系和附加在上面的供应链。

 

整车厂家被迫重新调整产能。截至3月19日,跨国车企在全球关停或者计划关停的工厂,超过100座。其中,欧洲超过90座。

 

 

丰田的反应颇具代表性。3月18日,丰田暂停了法国、葡萄牙和菲律宾工厂的生产。同时,位于英国迪赛德动力总成生产厂也被叫停,员工回家,复产时间待定。丰田与PSA在捷克的合资工厂、位于土耳其萨卡里亚的C-HR组装厂也将在3月21日关闭。波兰的瓦乌布日赫混动变速箱工厂和发动机工厂,都在3月18日关闭。日本栎木的雷克萨斯生产厂调至“慢拍”生产节奏。

 

与此对照,随着中国大陆在3月18日内部新增确诊清零,转向防范境外输入病例的时候,丰田天津工厂继续保持每天一班次的生产,广州、长春和成都工厂则进入昼夜两班次的生产节奏。

 

投资扩张

 

这反映了中国的生产正在恢复正常。中国也进行了放水,虽然未降低基准利率,但调降准备金,隔夜拆借也随之走低。央行旨在激发消费,并为复工的工厂提供贷款。

 

上一轮的金融危机,中国依靠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应对。2019年初计划投资25万亿元,而3月18日统计25省投资计划总和为49.6万亿元,其中2020年度计划投资总规模7.6万亿元。

 

 

有人声称中国正在掀起50万亿元的大规模“新基建”计划,似乎是当年4万亿元的加强版。这一点,发改委官员称,不能将总投资计划当成年度投资,也不能将各地投资简单加总。

 

即便如此,看上去,中国正在加强投资。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消费和出口都被疫情压制的时候,扩张性投资计划可以带动经济“重启”。寄望于消费随之跟上,前提是小微企业不至于在疫情期间被资金短缺灭火;而出口则取决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活力,现在看,并不乐观。

 

这样的预期,反过来凸显了投资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尺度如何拿捏。既不能大水漫灌,再次进入房地产,又不能进入“低效”工业部门。泛消费和国际贸易是理想的方向。

 

中国供应链恢复中

 

困难在于,汽车零部件为代表的供应链已经受到严重打击。

 

由于汽车线束电路板的供应持续短缺,生产现代旗下品牌捷恩斯的蔚山第五工厂和第二工厂,都处于空转状态。韩国为此破天荒地核准中国零部件24小时紧急通关流程,以便应对供应链危机。

 

 

这凸显了中国零部件日益重要的地位。中国的零部件出口,只占据世界零部件贸易量的6.8%。这与中国汽车市场的体量不符,但该数字正在快速攀升。传统观点认为,它们大多数都是可以替代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中国并不占据零部件体系的重要位置。但疫情一来,就会发现替代性、技术含量,以及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根本不是一回事。

 

而中国零部件出口,正在将周边国家的整车生产纳入辐射范围。印度进口零部件的27%是中国产品,原材料则占据10%。近期,印度也采取了“简化版”入港提交手续,加快物流速度。

 

丰田奉为圭臬的准时制生产,依靠对物流的精确掌握,而疫情恰恰打击了全球“紧急”物流系统。受国际航空港纷纷关闭或者限流的影响,航空货运几乎停止。海运周期动辄以月计算,在中国的零部件生产厂停工期间,海外整车厂商都不断发电询问供应,他们担心的是一两个月之后的供应。

 

 

湖北省拥有零部件企业1300多家,全国拥有1.3万家规模化零部件企业,虽然生产正在恢复,但由于物流运输时间差,当前临近海外生产基地正在受困于零部件短缺。

 

由于疫情很快就扩散转移,当初被中国疫情吓到的跨国生产商,计划中的生产转移尚未付诸实施就偃旗息鼓。2月份,伟福科技宣布将其武汉工厂产能转移至菲律宾工厂,但近期菲律宾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所谓供应链出逃,不可能在一两个月之内完成。

 

相反,中国市场由于庞大的体量,吸附能力有增无减。即便劳动力成本高于东南亚、非洲和墨西哥,但零部件生产商们明白,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也是成本的一部分。

 

 

美国的21万亿美元GDP中,属于实体经济的也就5万多亿美元。金融服务业产生的价值,在危机面前是贬值的重灾区。中国的工业产值,在危机到来之际也会贬值,但因为金融属性不足,泡沫非常小。

 

这不是两种路线的斗争,却在可能的金融危机中,反映出来抗风险能力不同。疫情和资本都有同样的嗅觉,能识别低风险地区。中国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就是最大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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