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能否连任，在“两会”之前就已经失去了悬念。外媒认为，原因很简单：没有合适人选接任央行行长的位置。周当选为政协副主席，成为国家级领导人，有助于他继续在部长级的位置上留任。
央行行长这个位置分量不言而喻。如果周不能对中国央行的政策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当然也不能在全世界赢得尊重和赞美。哪怕他英语流利、知识渊博、诙谐幽默、举手投足都有说不出的优雅倜傥，也不行。
到了政治层面，再浪漫的媒体，也实际到只相信实力。
央行的独立性
根据估算，已经过去的3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经突破100万亿。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性提供者。渣打银行在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周小川是世界央行的行长，而不仅是中国央行的行长。不过，渣打忽略了一点：由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的不可兑换性，中国的M2并不能直接为全球提供流动性。
地位重要是一回事，能有效使用权力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对中国央行独立性的质疑从未停止过。和美联储、德国央行、欧洲央行拥有超然地位比起来，人民银行被置于行政系统的框架之内，其独立性远远不如前者。在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下，央行负责货币政策的实施，其最高官员却并未掌握决策权。很多时候，央行官员为不属于自己的决定而挨骂。
周小川没有辩解过。作为一个聪明的学者型技术官僚，他从未企图扩大央行的自主权，也没有试图获得舆论的理解。副行长吴晓灵认为，央行连具体操作都没有自主权，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她所指的具体操作显然是指央行关于存准金、利率的每一次调整必须上报国务院，批准后方能实施。有些操作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央行不能质疑，更不能违背。
周小川手中权力，并不体现在具体操作层面，他是长期金融、货币政策的设计者和建言者。虽然没有最终决定权，但很多周氏风格的政策明显出自其手，他的建议被采纳的比例还是很高的，当然，外界无法统计到底有多高。
改制和“池子”
回首10年，周小川担任行长任内，央行做了几件大事。这些事几乎都是由周小川参与设计和推动。
首先，商业银行注资和股份制改造。在1997年以前，无论四大行，还是规模稍小一些的城市、行业金融机构，都有一堆收回无望的呆坏账，有的甚至高挂数十年。这样导致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只有4%以下，距离巴塞尔条约规定的8%以上资本充足率的距离——考虑到银行庞大的资产规模——比北京到巴塞尔的距离还远。
周小川在2004年推动的第二轮注资，创造性地使用外汇硬注资，把不良资产继续甩给1998年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同时完成注资、财务重组和上市。一石三鸟之计，不仅大胆，而且解决了困扰中国金融业的多年难题，不可谓不漂亮。
这些债务仍然是要还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给银行打工，殊不知银行在给汇金打工。将近3万多亿的不良资产甩给了财政，这是财政的隐形负担，中央银行之所以保持这么高的利差，就因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要上缴给汇金，汇金要给财政买单。这就是改革的代价，周小川常挂在嘴上的。
其次，存款准备金制度。从2003年——周小川就任央行行长的那年开始建立该制度，将之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非周氏莫属。
周小川把存准金比作“池子”，用存准金来调节境内流动性，专门对付境外热钱。人民币持续近10年的升值预期一直吸引着境外热钱，其间本币升值30%以上。周小川一度使用创纪录的存准金率（21.5%）来吸收流动性，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私下里对周小川表达了担心。周小川的回答不得而知。2012年年末境内存款余额91.74万亿元，央行为此时的20%存准金，向商业银行支付了1.5万亿元利息。这是央行为限制流动性付出的代价。
收紧流动性
奇怪的是，央行一方面限制流动性，一方面又以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增强了流动性。据统计，1949年到2007年58年间，中国的银行业放贷只有26万亿，而从2008年到2011年仅仅4年的时间放了30万亿，前58年贷款总量不及后面4年。
尤以4万亿为代表的危机复苏政策，受到激烈而广泛的批评。周小川为此辩护称：“总体来讲，我国应对危机的成效相当不错，不能既要好效果，又要零代价；也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也就是说，周小川承认超常规扩张M2，抬高了通货膨胀的风险。不过他认为这个风险可控。这几年的逐步退出，央行主要关注的对象就是通胀。稳定物价居于央行4个任务的首位。
3月份，周小川罕见地用严厉措辞指出，中国必须“高度警惕”通货膨胀。听锣听音，周行长无疑暗示，央行将在公开市场采取一系列正回购操作，收紧流动性。
周行长此番表态代表了新一届政府的态度。为了遏制物价和楼市，愿意接受略微慢一些的经济增长。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7.8%，这是10多年来最慢的增速。进入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所加快，但政策收紧可能遏制反弹幅度。也就是说，至少今年第二季度，资金面趋于偏紧。联想到政府破天荒地设置了M2增速目标，如果政策不奏效，不排除采取加息手段，尽管周本人对之比较谨慎。相比价格工具（利率），他似乎更偏爱数量手段（存准金）。
未来任务
周已经65岁，虽然连任，舆论普遍认为他过渡一两年就交棒。因此，寄望周小川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加强央行独立性，根本就不可能。事实上，任何个人都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它涉及到中国顶层金融改革的政治设计。
不过，央行加强独立性，是历史性趋势，虽然注定无法在周小川任内完成，但作为推动者，周本人也要写进历史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路线，将与央行独立性道路并行。国际化货币的发行一定要有独立操作的权力。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上可兑换之前，一定会获得独立地位的法律授权。
最近几年，人民币在国际化的道路上前进得很缓慢，也很稳健。金融危机一度迟滞了它的步伐，但从结算货币到储备货币再到投资货币路线图已经确定，目前，人民币“结算货币”地位已经巩固。全球各地正在争当人民币离岸中心。英国《卫报》称，伦敦必须抢过这个头衔。如果不这样，中国将只会让法兰克福、迪拜、新加坡或者是其他的中心配合香港业务。伦敦金融城在理论上已经建立该中心，只不过人民币未平仓净额监管要求过严，人民币业务规模太小，他们还在等待人民币国际化脚步加快。
周小川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支持伦敦作为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开展人民币结算合作。他曾著文鼓吹IMF应将SDR（特别提款权）中“拿出一些美元”，降低美元在货币篮子里面的权重，最终取代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他同时强调，随着人民币日渐强大，被纳入SDR是“迟早的事”，中国不谋求立刻加入SDR。
看起来，周在一步步把人民币推向储备货币的地位。而关于传闻中“2015年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他不置可否，称“没有设计时间表”。周小川显然认为不应过早放弃货币防波堤，特别是在当前国际货币流动性普遍较强的情况下。他的耐心和策略，被外媒称作“人民币先生”。他不喜欢这个称号，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将国家政策打上个人标记的忌讳。
外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个最像西方技术官僚的央行行长，骨子里还是充满了中国官员的谨慎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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