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历来以大为美，以多为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大”往往等同于强，“强大”就意味着权力和繁荣，当大一统王朝建立，我们往往用汉唐雄风赞誉领土辽阔的帝国，而认为那些疆域狭小的政权不过是偏安一隅。
如今，国内城市建设和管理中更是动辄以人口的增长为能事，认为人口增长和城市面积扩大就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殊不知日内瓦、威尼斯、汉堡、雅典、罗马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古城，并不依靠千万人口和摊大饼式的城市面积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国际化；伊顿公学院、莱顿大学、甚至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也并不依靠标榜学员众多、学科齐全而立足于世界名校之林。
英国学者、当代著名地缘政治学家、英国伯明翰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荣誉资深研究员杰弗里·帕克的新作——《城邦》，作为第一本有关“城邦”的专著，很好地说明了“小”也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另一种成功。
按照帕克的划分，世界历史上共有4种类型国家，依次为：城邦、帝国、民族国家和混合型国家。民族国家作为当代地缘政治的主要存在形式最为我们所熟知，而帝国的兴衰也构成了历史课本的主要内容。
最被人们忽略的城邦，不仅见证了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衰败，而且顽强地生存至今。
一些城邦不仅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许多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且像新加坡、卡塔尔等数量不超过20个，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的当代城邦国家，却往往和富庶、自由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老百姓为高昂的房价叫苦不迭的时候，新加坡在上个世际9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实现百分之百住房拥有率的国家，惊艳全球。
城邦最重要的特征是面积小，人口少，处在交通便捷之处。城邦制城市（国家）多数矿产资源不够丰富，人力资源有限，不利工业生产，而且土地贫瘠不适合发展农业，本来很难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存活，但由于坐落在交通要冲，拥有良好的港口和纵深的内陆腹地，可以面向海洋寻求发展，贸易立国，良好的贸易条件也使他们的发展基本不用奴役其他民族，通过大量殖民谋求发展。
一般城邦都经历了首先作为区域贸易的中转站而存在，然后发展为洲际贸易枢纽的成长过程。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各城邦就通过垄断爱琴海贸易，进而形成环地中海的贸易大帝国；威尼斯也是依靠沟通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进而垄断欧洲对整个东方世界的贸易而兴起。
雄厚的物质基础使城邦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把自己地缘政治中界标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城邦的兴衰往往伴随着帝国兴起的影子，西班牙的卡斯提尔是基督教面向穆斯林世界发起的收复失地运动的前哨；安特卫普是荷兰成为海上马车夫的基地；汉萨同盟击败了丹麦、瑞典这样的陆地帝国而获得了波罗的海的贸易统治权，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更是近代俄罗斯帝国的基石。
正是由于长期在各个觊觎自己财富的帝国之间纵横捭阖，培养了城邦国家对自由的珍爱，雅典的第欧根尼一句“别挡住我的阳光”使亚历山大大帝这位亚细亚之王发现，权势在自由面前一文不值。
政治参与、代议制、党团会议等现代政治语汇都可以追溯到古典城邦时代。直到近代，城邦仍然是先进政治体制的发源地。无论以“僭主政治”为特征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北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帝国还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以帝国内独立为标志的汉萨同盟都标榜“自治”和独立，都试图通过建立由商业贵族代替土地贵族的新型寡头市政体制，排除了来自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治影响，通过基层的行会进行自我管理。
经过长期的城市自治，在城邦中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两大基石：商业贵族和市民阶层。
由于城邦地处通衢，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交汇的平台，使其在文化上也取得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往往通过哲人的著述、艺术家的作品和大型公共建筑得以表现。米诺岛上的维纳斯、雅典的帕台农神庙、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柏拉图的《理想国》、荷马的《伊里亚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精彩纷呈，不一而足；埃及的亚历山大虽然只是希腊城邦的复制品，也拥有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和最发达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希腊城邦作为整个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圣地当之无愧。
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这些独立的城邦无不和乔托、达·芬奇、卜迦丘、但丁、彼得拉克、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他们不仅以自己的城市自豪，更通过自己的不朽使自己的城市留名青史，一时间名人、名城交相辉映。文艺复兴滥觞于这些城邦，并开启了整个欧洲的近代历史。
近代，进入工业社会，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贸易手段、市场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变化，独立城邦存在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作为欧洲独有的现象已经烟消云散，威尼斯、汉萨同盟等城邦通过不同的形式普遍向帝国回归。
但这些帝国与自己的前辈相比，都非常脆弱，大多数在二战后的30年内瓦解或演变为英联邦式的松散后帝国联盟。
这使城邦制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从欧洲向东扩展，虽然主权形式各有不同，政体千差万别，但这些城邦制的变体在阿拉伯和东南亚找到了生存的土壤，其中卡塔尔和香港就是最为成功的例子。
由此，帕克可以认为，尽管不同形式的帝国和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比其他国家形式更为常态，但城邦依然存在并提供历史性选择。无论是希腊的执政官、威尼斯的“僭主政治”、汉萨同盟的市政体制，都是对民主政治的探索，都是以自由为终极目的，拥有对自由的憧憬和对更好生活的期望。
蒙特卡罗、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以及更小的城市构成了城邦在欧洲的珍贵遗产，经由香港、巴林这样的城邦体推向全世界。
当帝国虚弱和不能有效地阻止城邦宣布独立的时候，这一可能性的政治形式最为可行，这一方式包括城邦组群，产生足够强大的力量，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因此虽然城邦在现代失去产生的土壤，但仍存在微弱的可能。
“城邦”是广泛参与的政治、完全独立的主权、活跃多元的文化的代名词，而这些因素正在被转化为当代城市的发展动力，表现为对自由、民主和更好生活理想的追求。
一个个小小的城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带给我们众多的启示和思考。这些正是帕克想要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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