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时代的海外历史学人中，黄仁宇被国内人熟知，军人出身的他晚年在国内声名鹊起，可谓大器晚成——而真正进入西方主流史学界并取得卓越成绩的——何炳棣算是比较独特的一位。
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何于1944年考取第六届中美“庚款”的公费生，8年后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鄂宛分校任教。
和一般的海外中国学家不同，他跳出“汉学”这个狭窄的框架，广泛借鉴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在吸纳西方史学方法后，又回头重新研究国史，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何的论文经常发表于欧美第一流的社会科学刊物，其影响已超越中国史的范畴。
何炳棣出生于1917 年，此时正是辛亥革命后不几年，中国正处在大动荡、大转型的历史阶段。实行了几百年的科举制度已遭到废除，学界逐渐从四书五经转向吸收西学，学人纷纷寻求探索富国强兵和晋身仕途之路。这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一方面仍然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另一方面，又十分渴望到西方游学，继续深造，这在当时是主要的趋势。
但对于何来说，他所要面对却更为甚。作为南宋理学家何基的后裔，由于父亲晚年得子和一辈子怀才不遇，像所有的旧时代家庭一样，中国传统社会士族家庭望子成龙的心情和培育子弟的方式给予了何，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一方面严格管教，另一方面循循善诱。
这种家教正处于中国传统教育崩坏之际，但何氏一家的家教本质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科举制取消了，但在何眼中“功利”的世界并没有消失，“因为亲老家衰，自9岁即了解留学考试已经代替了传统科举，成为最主要的晋身之阶。”
何父又向儿子坦承，“这种年头，如不能出洋留学，就一辈子受气。”在这样的家教环境下成长，因此可以理解何兆武《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时的何炳棣——清高孤傲，不常与人说话。在那样国难深重的年代里，尽管何炳棣有血气方刚的一面，但刻苦读书或许是他惟一的选择。
而对知识的汲取，由于跟一流的师友们过往，他几乎一开始就站在知识的前沿而不为知识所异化，雷海宗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的隋唐史专题，冯友兰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他有启迪之功。当然这一切应归功于当时的清华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所倡导的通才的历史教育，不仅重视国史，对世界史也很重视。何庆幸在锻炼思维的岁月，清华历史系已甩掉国学中过于繁琐考证的桎梏，使他去往“大”处梦想，跟他父亲教他立志的原则并不冲突。
在这本几乎是何自己自传性质的《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学人的学术追求之路，不仅是何炳棣，在何的追述中，还有那个时代很多知名学人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如蒋廷黻、雷海宗、郑天挺、冯友兰、杨振宁。何给予了这些知名学人客观的评价，如蒋廷黻，对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带来的教学改革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何对冯友兰师的人情练达及其敬仰，并追述西南联大时期冯如何机智地与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做斗争，读来不胜感慨。在对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追述时，说他刚到美国时，对诺贝尔奖竟然一无所知，并向人打听诺贝尔奖是如何申请的，读来亦不胜唏嘘，这可能大大超出我们对杨振宁这位大科学家的想像，但现实也许是真的如此。
对于何的学术成就，局外人的评价是最客观的。狂傲的李敖更是对何先生十分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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