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武士道的很多常识性认识来自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与本氏的异族观察者的角度不同，新渡户稻造作为一位早年接受过系统武士道教育，壮年游学西洋，饱读西方经典的日本学者，能够站在日本人自己的角度，向西方人介绍武士道，显得更有说服力。他的《武士道》一书旁征博引，能够熟练使用东西方经典著作的语录，自由地游走西方圣哲与东方先贤之间，形成比照，使人更容易理解他眼中的武士道。
在新渡户稻造看来，武士道是武士们日常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是一部不说、不写的法典，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并通过一代又一代知名武士的言行获得传承和发扬。
中国的佛教、儒教和日本本土神道教是武士道的三个重要思想来源：佛教中的禅宗给予武士们内省和自身的超越，神道教规范着武士们的政治道德——爱国心和忠义，而儒教则提供了最为综合性的日常行为准则和道德理想。在这三者之上产生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类似的义、勇、仁、诚等互相关联的概念。义——作为武士准则中最高行为规范，是一种严格的教诲，排斥了一切卑劣的举动和狡诈的行为。但同时作者也承认“义”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至少可能太狭隘了，容易被滥用——“在它的卵翼之下，潜藏着各种各样的诡辩和伪善”。如果武士道没有敏锐而正确的勇气感和敢做敢当、坚忍不拔的精神，那么义理很容易变成怯懦者的安乐窝，这就将“勇”定义为“义”的执行手段：“除非见义而为，否则在道德上就几乎没有价值。”不为义理，怒而拔剑，是为人不齿的匹夫之勇，暗合西方对道德之勇和肉体之勇的哲学界定，但武士的“大勇”要反复通过现代教育家所不齿的“斯巴达式”的锻炼来获得。作为义和勇的反动和对立面，“仁”代表了武士的兼济天下的一面，被认为是制约封建政治专制的最有力工具和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准绳。
在日本，爱、宽容、爱情、同情、怜悯，古来就被当做最高的美德，即被认为是人的精神属性中最高尚的东西。武士往往通过培养温柔、怜悯和仁爱来强化自己的武功。“礼”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产生的谦让和殷勤的心态，而不是害怕有损良好风度做出的优美表现，从来也不是一种孤立的德行，“诚”是其道德基础。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没有信实和诚实，礼仪便是一场闹剧和演戏”。谎言和遁词历来都被认为是卑怯。将对义、勇、仁、礼、诚的追求统一起来的是名誉观念。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自觉，其中封建道德中的“忠义”，在武士的名誉信条中获得至高无上的推崇。武士们可以通过复仇、克己等形式捍卫荣誉，切腹自杀是其中最为极端的方式。
武士道的恶名是由于二战前长期被军国主义政府的滥用和扭曲。“忠义”观念被无限扩大，“勇”被战争疯狂所代替，“礼”被偷换概念，成为盲目服从的代名词，“仁”的观念被彻底否定。武士道在其母体——封建制度解体后便成为遗留下来的孤儿，部分被置于经过整顿的军队的保护之下，古代圣贤的精神财富被各种所谓饱受西式教育的知识暴发户的言论所取代，成为当时讨好好战的排他的社会倾向的工具，落入用谬论武装起来的玩弄诡辩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客掌握之中，这也正是1938年成书时在美国养病的新渡户稻造先生所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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